看完了針灸銅人，王大山又打開了另外幾個箱子。
    這些箱子都差不多大，每一個約四十公分左右，一共有二十多個。
    打開一看，發現裏麵全是佛頭。
    每一個佛頭都都從脖子處被整齊的切割下來。
    從造型上看，似乎是雲崗石窟和龍門石窟的雕像。
    也有一些，像是天龍山石窟的。
    這不是日本人掠奪的全部的佛首，因為現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和日本民間還有不少收藏。
    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通過軍事侵略、係統性掠奪和非法交易等手段，導致中國大量珍貴文物流失至日本。
    這些文物涵蓋古籍、書畫、青銅器、陶瓷、佛像、甲骨文等各類文化遺產，具體流失情況複雜且難以完全統計。
    他們掠奪文物的主要形式主要有三種：
    第一，有組織的軍事掠奪。
    日軍在占領區，如北京、南京、上海、洛陽等地，對博物館、圖書館、寺廟、私人藏家進行係統性洗劫。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據遠東軍事法庭記錄，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劫掠了南京中央研究院、中央圖書館等機構，掠奪古籍、文物超過88萬件。
    第二，以學術研究的名義進行盜竊。
    日本以考古，學術研究為名，派遣調查隊盜掘中國文物。
    例如，日本學者多次考察雲岡石窟，切割盜走佛像、浮雕。而在19301940年代，龍門石窟中的大量佛首被日本商人勾結軍閥盜賣至日本。
    第三，依靠非法走私與強製收購進行文物劫掠。
    日本商人、收藏家利用戰亂低價收購文物，或通過漢奸、偽政權強征文物。
    上海嘉堂文庫等私人藏書就是這樣被日軍強行收購並運往日本。
    王大山在這裏看到的佛首大約有二十多個，都是極其精美的雕像，就這樣靜靜的躺在一個個的木箱之中。
    即便如此，這裏的佛首也不足當年被日本人掠奪的萬分之一。
    幸運的是，這二十多個佛首最終留了下來，並沒有被盜運出去。
    王大山是道士，老實說他對佛教不太感興趣，認為大多數佛教寺廟太過於浮誇，有蠱惑人心依附寄生的嫌疑。
    但即便如此，當他看到這麽多精美的佛首被從雕像上割了下來，還是忍不住咬牙切齒。
    無論佛家再怎麽浮誇奢華，靡費了多少人力物力雕刻出的佛像，那也是中國的文化，豈能被強盜掠奪？
    佛首之後，就是青銅器。
    青銅器更多，足足有上百件。
    這些青銅器有大有小，各種造型的器具都有，而且幾乎全部都刻有銘文。
    判斷青銅器價值的高低，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是否有銘文和銘文的多少。
    銘文越多，曆史價值越高。其次才是器型大小和精美程度。
    要知道，曆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青銅器都是重器，不到王侯一級，是根本不可能用來陪葬的。
    河南安陽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遺址，在1928年進行發掘時，曾出土了數量龐大、工藝精湛的青銅器。
    然而，在日本侵華期間，殷墟的文物遭到係統性盜掘和掠奪，其中日本軍方、學者及古董商扮演了重要角色。
    1937年11月安陽淪陷後，日軍將殷墟劃為軍事管製區，禁止中國學者進入，並組織所謂“考古隊”進行非法挖掘。
    據《安陽縣誌》記載，日軍在1938—1945年間多次盜掘殷墟，劫走青銅鼎、觚、爵等禮器及兵器，其中許多文物被運往日本。
    日本京都大學等機構打著學術研究的幌子，派遣學者梅原末治等一批人進入殷墟，以調查的名義勾結日軍盜取了大量的文物。
    除此之外，他們還通過賄賂當地漢奸，收購盜墓所得。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商代亞醜方鼎，即為這一時期從殷墟流失出去的。
    最為關鍵的是，這些日本人專門挑有銘文的青銅器下手，其心可誅。
    有一個故事，1939年，司母戊鼎在安陽武官村出土，重達832公斤，為現存最大青銅器。
    日軍聞訊後多次搜尋，村民將其秘密埋藏，方免於劫掠。但同期許多小型青銅器未能幸免。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殷墟被盜掘青銅器超千件，破壞墓葬數十座，導致大量曆史信息永久丟失。
    接下來就是甲骨文了。
    裝甲骨文的箱子和裝佛頭的差不多大小，每一個箱子都裝有十幾片甲骨文，一共大約有七八十個箱子。
    粗略估計了一下，所有的甲骨文加起來，差不多有一千多片。
    這一千多片甲骨文，與已經被運到日本的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再往後的箱子裏，裝的都是書籍。
    王大山竟然看到了永樂大典副本，而且整整有將近百冊之多。
    永樂大典成書於1408年，共冊，收錄先秦至明初的文獻，是中國古代最大的類書，存放於南京文淵閣。
    明嘉靖年間抄錄副本後，正本失蹤。有說被南京的官員監守自盜，也有說被嘉靖皇帝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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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正本離奇失蹤是事實，最大的可能還是被放進了嘉靖的永陵，為他殉葬。
    嘉靖在駕崩後沒有馬上入葬而是停靈等了許久，當時抄本工作正在進行中，有人認為是在等抄寫工作結束之後陪葬。
    乾隆年間統計，嘉靖的抄本隻有8000冊，讓人懷疑當時可能是急於下葬而沒有抄完。
    又或者原本是想培養抄本，但因沒有抄完，皇帝的屍體又不能停放太久，這才把正本放了進去。
    後來，那僅存約8000冊副本，也因管理不善、官員監守自盜逐漸流失。
    1900年庚子之變，八國聯軍侵華期間，翰林院《大典》存藏地遭焚毀，大量副本被毀或劫掠，當時僅存400餘冊散落全球。
    至1931年，中國國內僅存約110冊，主要藏於北平圖書館、故宮及私人藏家手中。
    日本戰前已通過購買、劫掠獲得部分《大典》，如京都大學、東洋文庫等機構藏有少量冊卷。
    1937年北平淪陷後，日本控製北平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故宮博物院等機構，劫走部分《大典》殘卷。
    北平圖書館原藏的62冊《大典》中，有部分在戰後發現已被轉移至日本，僅剩42冊。
    後來，日軍以“搜查抗日分子”為名，強征民間藏書，著名藏書家傅增湘、周叔弢等人的收藏均遭洗劫。
    除此之外，日本學者倉石武四郎曾從北平書商處低價購得多冊《大典》，後運回日本。
    之後，汪偽政權成立“華北政務委員會”後，也配合日本搜集古籍，包括《大典》。
    可以說，永樂大典的丟失，一半是日本人造的孽，另一半也是漢奸們禍害的。
    即便到21世紀，國內存有的永樂大典也不過200多冊，其中有62冊還在台北故宮博物院。
    可是王大山沒想到，竟然在這裏發現了近百冊，這簡直就是一個奇跡。
    如果這些書被發現了，絕對能夠在考古界和文化界引發地震，而且還是最大烈度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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