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載坖笑著看看周如鬥，對他話裏的嘲諷之意絲毫不以為意。在朱載坖眼裏，這個周如鬥已經和死人沒什麽區別。

    朱載坖隻是問道：“周繡衣巡按南直隸，難道對於蘇鬆等處的土地兼並絲毫沒有察覺嗎？”

    朱載坖接著說道：“周繡衣巡按南直隸，州縣欠糧，可有良策？單鬆江一郡耳，而積逋至百四十餘萬，孤催征以來，清欠六百餘萬，江南逋負，動至數百萬，其在蘇吳，  十居其五，周繡衣豈不知乎？”

    麵對朱載坖尖銳的問題，周如鬥有些一時不知道怎麽回答。蘇鬆之地，民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欠糧的是哪些人，其實大家心裏都有數。

    周如鬥請命蠲免欠糧，最終的好處落到誰的手裏，其實大家都清楚。

    朱載坖問道：“諸位學士，孤記得太祖曾經對蘇鬆之民有過詔書，諸位可還記得。”

    李春芳率先反應過來，說道：“殿下，說的可是太祖曉諭東南之民不得欠糧的詔書？”

    朱載坖點點頭，李春芳當即將這份詔書的內容背誦出來了，朱元璋在詔書警告有田而不輸租，有丁而不應役的東南之民，宜速改過從善，為吾良民。苟或不悛，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朱載坖問道：“周繡衣，這可是太祖的詔令，孤為人子孫，豈有不尊之理。蘇州府積逋難清，是徒有賦重之名而無其實。周繡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嗎？”

    麵對朱載坖的逼問，周如鬥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認為朱載坖在蘇鬆的催征是搜刮民財，同時還勸朱載坖立馬回南京，否則他就會上疏彈劾朱載坖。

    朱載坖隻是笑笑，真想問一句堂下何人狀告本官？真當嘉靖不知道你們這些爛事，很多時候，嘉靖隻是不願意和這些人計較而已。

    既然話不投機，朱載坖覺得也就沒必要在和周如鬥說下去，朱載坖隻是淡淡的說道：“周繡衣大可以上疏陛下，孤亦有天子劍也！”

    周如鬥起身說道：“殿下這是何意？”

    朱載坖說道：“隻是提醒一下周繡衣，孤和陛下一樣，身上流的是太祖、成祖的血。”

    將周如鬥送走後，朱載坖隨即寫奏疏，將周如鬥蠲免稅糧，謀求生祠的事情捅了出來，同時朱載坖彈劾周如鬥沽名釣譽，妄為淫祀。

    何為淫祀，《禮記》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即以私利賄神以求其護佑、  降福，而神明具有健全的理想和品格，不會接受非禮的奉承和賄賂。朱載坖給周如鬥整了個大罪名，淫祀可不是小事，從太祖起，大明朝廷對於各類宗教活動就極為警惕，畢竟朱重八自己也混過，太了解這些是些什麽玩意。

    所以這個罪名很是要命，但是要真的定周如鬥這個罪名，卻很難。

    因為大明雖對正祀和淫祀加以區分，但其兩者之間的界限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劃分正祀與淫祀的標準為朝廷和地方官員打擊淫祀提供了理論依據，  也為地方官員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祠祀性質是淫祀還是正祀留下了彈性空間。

    很多時候，是否是淫祀，隻在地方官員的一念之間。尤其是在蘇鬆等地，但凡是能夠為蘇鬆爭取蠲免賦稅的官員，都會被當地士紳建廟供奉起來。

    蘇鬆的士紳們對此還振振有詞，曆任蘇州知府對此也是放任不管，甚至當朝廷詳查此事的時候，他們還上疏稱：邦國之有祀事重矣，故郡邑首列常祀，而先正先賢或以勞定國、以死勤事，以法施於民者，祀亦次之。所以昭崇報也，至於上下神隻，私祀雖多，  要皆關係民風，非淫祀。

    為自己的不作為辯解。

    朱載坖找來趙文華，商量此事。趙文華肯定是沒什麽指望撈到生祠了，他對此也是極為反感。

    趙文華說道：“凡之人之道，莫急於禮。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國家重祠廟之祭，教以效化也，而今在蘇鬆，失其本意也。”

    趙文華接著說道：“國家容忍生祠，本為賢臣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以見賢思齊也。”

    朱載坖點點頭，這確實是朝廷能夠容忍生祠的原因。朝廷積極表彰循吏，這是儒家仁愛政治觀和治政為民價值觀的體現。  同時也為官員樹立了楷模，後世則形成了頌揚、紀念循吏惠政的傳統。

    同時對於循吏的表彰，也形成了一套標準化的表彰辦法，如建祠立碑、碑記撰寫、留靴請留、遮留哭送等成為循吏與楷模的產物和表征。

    說白了，生祠碑記在彰顯良吏善政的同時，也在向人們訴說惡吏的惡政，  正是因為前任官吏未能造福地方民眾，所以當現任官員造福一方時，地方民眾就大為感恩。

    朝廷希望通過對善吏、惡吏之間的強烈對比更能使善者永遠被人懷念感恩，惡者永遠被人唾棄。  地方官吏、民眾、士紳亦通過這種褒善貶惡的方式告誡後世官員，如果施行善政，會被銘記，反之亦然。

    對於朝廷來說，被立生祠的地方官員多有治跡、惠政，而且愛民如子，造福一方，  朝廷通過被立生祠的官員在地方上樹立循吏的道德標杆與精神象征，不僅可以激勵繼任官員景仰追慕，使之見賢思齊，也可以在地方上樹立國家權威，控製地方的文化資源、振文教、教化民眾。

    但是到了如今，生祠早就不是當初的意義了，生祠祈福報恩之義日益微小，成為官場之間阿諛奉承的政治手段。這對國家正祀、社會風氣、官場交往等都產生了強烈衝擊。

    本來大明初年，乘次多是百姓主動自發的行為，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也就是所謂的君子有惠政，則惠德之民將戴之如父母矣，澤之厚故其感也深，感之深故其思也永，故於其去也挽之不得而怙恃末由，則相與肖其像而俎豆事之。

    朝廷、地方、百姓都在無意中支持了符合儒家思想修  身、齊家、平國、治天下的治世理念，而官吏也將其作為他們為官生涯的最高價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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