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妙錦此言，令在座之人皆驚愕不已。

    尤其是那幾位耆老，皆瞠目望著眼前這位…銀發老者。

    大明疆域內，王爺如繁星點點，然聲名顯赫者，屈指可數。

    而大明之中，唯有一位被冊封為周王，便是當今聖上同母胞弟，太祖皇帝第五子。

    周王朱橚。

    即便是朱瞻墉，亦為周王之現身而心神震動。

    對於周王，他所知較他人更為深遠。

    非僅為親王之故，更源於前世的記憶。

    朱橚堪稱一代傳奇王爺。

    他雖不及大明九大邊疆王那般威震天下。

    然而，他一生酷愛醫術，醫道造詣極高。

    少年時期，朱橚便對醫藥頗感興趣，認為醫藥可救死扶傷，延年益壽。

    他曾組織學者編纂《保生餘錄》兩卷，隨後著手編著藥方巨著《普濟方》。

    洪武二十三年，他被貶謫至雲南。

    期間，朱橚深感民間疾苦，目睹當地居民生活環境惡劣，疾病纏身，缺醫少藥之狀甚是嚴重。

    於是，他組織府中良醫李佰等人編撰了簡便實用、家傳應驗的《袖珍方》一書。

    洪武二十四年底，朱橚重返開封。

    他深知編纂藥方與救荒著作對於民眾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利用自身獨特的政治與經濟地位，在開封聚集了一批學有專長的學者，作為研究主力。

    又召集技藝高超的畫工及輔助人員，組成團隊。

    廣納各類圖書資料，奠定了開封周王府圖書甲於他藩的堅實根基。

    更設立專門的藥圃，種植民間調查所得的各種野生可食植物，進行觀察試驗。

    可見其卓越的研究精神與領導才能。

    即便他在建文初再度被貶雲南，卻未曾中斷對藥方學與救荒植物的研究。

    不久，《普濟方》由他親自審定，滕碩與劉醇協力編纂完成。

    永樂四年，朱橚在本草學上的《救荒本草》問世。

    朱橚組織參與編寫的著作共有四部，分別為《保生餘錄》、《袖珍方》、《普濟方》與《救荒本草》。

    《保生餘錄》全書兩卷。

    《袖珍方》全書四卷，載方三千餘，其中不乏周王府自製之方。

    此書編纂嚴謹，以方授藥，總結曆代醫家用藥經驗，條理清晰，便於應用。

    《袖珍方》在大明被翻刻十餘次，足見醫家對其重視程度，對大明西南邊疆醫藥事業的發展貢獻巨大。

    《普濟方》被譽為采擷豐富，編排詳盡，自古經方無出其右的巨著。

    全書共一百六十八卷。

    含方脈總論、運氣、髒腑、身形、諸疾、婦人、嬰兒、針灸、本草共一百餘門，計一千九百六十論，兩千七百一十五類，六萬一千七百三十九方，二百三十九圖。

    所述病症皆有論有方，保存大量明代以前失散文獻，為後世醫學者提供豐富研究資料。

    在所有著作中，《救荒本草》成就最為顯著。

    若《普濟方》重在整理綜合前人成果，那麽《救荒本草》則以開拓新領域見長。

    曆朝曆代，華夏百姓大多賦稅沉重，災禍頻發，生活艱辛，常以草根樹皮果腹。

    元朝加之民族壓迫嚴重，明初戰亂甫定，百姓尚未休養生息，生活更為困苦，糠菜度日成為常態。

    百姓在長期食用野生植物過程中積累了諸多經驗，亟待總結提升。

    另一方麵，華夏自古藥食同源，本草學的發展也為野生植物的認知與利用提供了寶貴資料與方法。

    朱橚及其周圍學者，以此為基礎編纂《救荒本草》。

    但《救荒本草》具有資源調查性質，僅限於食用植物，與傳統本草有所不同。

    可稱《救荒本草》為記載食用野生植物的專書，是傳統本草學分化而出的產物，也是我國本草學從藥物學向應用植物學發展的標誌。

    《救荒本草》全書兩卷，記載植物四百一十四種，其中近三分之二未見於前代本草書。

    與傳統本草著作不同，朱橚的描述源自直接觀察，不做繁瑣考證，僅以簡潔通俗之言表述植物形態等。

    每種植物附一插圖，圖文相得益彰，頗具地方植物誌之風。

    尤為珍貴的是，此書之圖比以往本草著作更為精確真實。

    無論普及植物學知識，還是方便民眾尋找食物，皆具有重大意義。

    因作者有實驗藥圃，可隨時對植物進行細致觀察，故《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上達到較高水準，能抓住植物的主要特征，如花基數、葉脈、花序等。

    並運用一些易於學者與民眾理解，簡潔準確描述植物特征的植物學術語，對植物學發展影響深遠。（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