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是從半截看起的，張衛國不知道之前主持人問的兩個問題是什麽，但是大概也推斷出是因為“素質教育&應試教育”這事，不禁焦急道：“他不是說過不糾結這事兒了嗎？他這一回應，就掉進陷阱了啊！”
    張潮母親拍了一下自己老公，道：“你先聽兒子說什麽。”
    夫妻二人這才靜下心來，認真看兒子講了什麽——
    “孫雲霄教授喜歡把‘素質教育’放在嘴邊，尤其是喜歡把日本對兒童的教育當成‘素質教育’的典範進行宣傳。我倒覺得‘推廣日式教育第一人’這個頭銜更適合他。”
    “來了來了……”坐在張潮對麵的肖亞娟內心一陣興奮，那個熟悉的張潮要來了，但是表麵上她還是要維持一種公平的態度，所以還是很冷靜地問道：“看來你並不同意把‘素質教育’和‘日式教育’劃等號。”
    張潮點點頭道：“當然不能劃等號，雖然孫教授一直想讓兩者劃等號。我們從他的成名大作《夏令營裏的較量》可以看到，他推崇的兒童的高級素質總結起來就是兩個字——‘吃苦’。
    日本小孩能背20公斤的包，一天走50公裏，甚至還放話要走100公裏。病了也要走，累吐了也要走——主打一個人均阿童木，安上噴氣筒就能飛那種。”
    一番話說得現場的記者和工作人員都笑了，但張潮卻無比認真，對著鏡頭繼續問道：“今天我們看這些數字為什麽覺得荒謬、覺得可笑？”
    肖亞娟愣了一下，然後才道：“是因為它不符合常理是嗎？”
    張潮又追問道：“那為什麽在1993年，這篇文章鋪天蓋地被報道、被轉載的時候，很少有人覺得這是不合常理的？”
    肖亞娟心想這誰采訪誰啊，不過還是答道：“這個我還真沒有研究過，你說這是為什麽？”
    張潮道：“兩點原因——第一點，那時候我們處於改開初期，全民的教育水平還沒有達到今天的水準，特別在體育鍛煉這方麵比較欠缺，大家普遍對‘背著20公斤、步行50公裏’缺乏具體的概念，隻覺得很遠、很難，但遠到什麽程度、難到什麽程度，不了解。
    所以孫雲霄教授，是利用了這種信息差，故意用聳人聽聞的數字，達到裹挾輿論的目的。對他來說很幸運，他成功餓了；對中國人，尤其是80後來說，很不幸，他成功了。”
    肖亞娟若有所思地點點頭道：“還真是。我上大學以後參加過學校組織的遠足，背著十幾斤重的包，走20多公裏體力就已經耗盡了。
    一群11歲、12歲的小朋友，要是能背的比我重一倍，走的比我遠一倍，那還真是小超人了。”
    張潮道：“這十幾年大家教育程度高了，有類似體驗的人多了，自然就會對這些數字產生懷疑。——第二點，國人的思想上那時候處於迷茫期，自我懷疑、自我否定的心理嚴重，所以雖然也有懷疑的人，但是也被當時的輿論風潮給堵了嘴。
    一直到一年以後的1994年，才有《中國青年報》的文章對他的這篇《夏令營裏的較量》進行公開質疑。但是他的態度是什麽呢？回避了‘20公斤’‘50公裏’‘席夢思床’等等關鍵內容是如何無中生有的，隻在細枝末節上狡辯。
    ‘認錯不完全，就是完全不認錯’，何況還是避重就輕式的認錯？所以這就暴露了孫教授的真實內心——他始終認為可以為了某種目的，編造事實。他是撒謊高手，九真一假，隻在最關鍵的地方撒謊。
    讀者看了那真的九成，就會下意識地覺得那假的一成也是真的。”
    肖亞娟疑惑地問道：“有沒有一種可能，他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激發出中國人的好強心理，讓家長在教育孩子方麵更有‘血性’，讓孩子更能‘吃苦’，更加堅韌呢？”
    張潮思考了一下，道：“這是個好問題。如果我們把這件事往好了想，確實有點‘狼來了’的味道。有人也說‘狼來了’這個預言故事，倒黴的隻有那個撒謊的孩子，村民們不過白跑了幾趟，還提高了警惕性呢。”
    肖亞娟道：“那真是這樣嗎？”
    張潮笑道：“當然不是。這個邏輯的可笑之處就在於，‘狼’當然要防，而孫教授提出的辦法是把自己也變成‘狼’！
    防狼最重要的，不是發揮自己作為‘人’的優勢嗎？我們要研究的不該是怎麽讓孩子成為更好的‘人’嗎？怎麽開始向‘狼’學習了呢？”
    肖亞娟沒想到張潮反駁的角度這麽刁鑽，完全超出了事先的彩排，，一時間不知道該如何接話，隻能順著話頭說道：“張潮同學，你能詳細說說看嗎？”
    張潮道：“假設孫教授的文章全部為真，這些日本孩子能背負20公斤、日行50公裏甚至100公裏，肚子疼得躺地上哇哇叫，發了高燒，也要起來繼續前進，並且說‘當逃兵是恥辱’——
    能把孩子教出這種‘素質’的教育，曆史上隻有一種，那就是二戰時日本實行過的軍國主義教育。讓兒童接受準軍事訓練，漠視自己的生命和健康。
    比如上世紀30年代的日本學校，就會讓學生在冬天脫光衣服，用粗糙的毛巾摩擦身體發熱，這個過程也伴隨著強烈的疼痛感。
    這種教育機製下培養出來的孩子，稱之為‘狼’，並不為過。但是這些‘狼’長大以後，幹了什麽呢？我相信有常識的中國人都知道。
    漠視自己生命的人，肯定不會珍惜別人的生命。請問大家，要把自己的孩子變成一匹這樣的‘狼’嗎？”
    肖亞娟想不到張潮會發出這麽嚴厲的指控，提問的聲音都小了一點：“你是說，孫教授所謂的‘素質教育’，其實是……”
    張潮點頭道：“對，他所謂的‘素質教育’，其實就是舊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一種簡化版本，讓兒童壓抑自己的天性，甚至是最基本的趨利避害的本能。”
    肖亞娟道：“那，那日本這樣培養孩子，豈不是，豈不是……”
    張潮笑道：“你想說，豈不是又要‘發動戰爭、侵略他國’？”
    肖亞娟點點頭，問道：“難道不是嗎？”
    張潮哈哈大笑道：“這篇《夏令營裏的較量》最可笑、最吊詭、最荒謬的地方來了——日本在戰後，就沒有實行過這位孫教授心目中的這種‘素質教育’。
    日本孩子確實在‘中日夏令營’中展現了一些較為優秀的素質，但那主要是兩國教育差異造成的。比如日本比我們更重視體育課，學校課程裏有家政課，垃圾分類實行得較早，還有更豐富的野外實踐活動等等。
    這些都是通過正常的社會發展和校園課程改革，可以完成進步的。怎麽能用一些浮誇的數字和描述，刻意在人格層麵上貶低中國的孩子們呢？
    我們去參加夏令營的也是好孩子，很多做不好的地方不是他們不願意做，而是確實不會。但是看到別人做了以後，他們也會跟著學習、幫忙搭手，根本就不是文章裏寫的那麽不堪。”
    肖亞娟也是第一次聽到這些，不禁有些呆了，問道：“日本真的沒有實行那種‘吃苦’教育嗎？”
    張潮一攤手，道：“人家也不是瘋子，人家也要過日子。把孩子培養成奧特曼，真準備以後打怪獸嗎？”
    一句話又惹得對麵的肖亞娟笑了起來。
    看到鏡頭切過來，肖亞娟忙止住笑聲，接著道：“這，這確實太出乎意料了。”
    張潮道：“我去過日本好幾次，一次是去領了個文學獎，一次是去談合作，還有一次是參加《你的名字》的首映禮。日本就是一個正常的發達國家，他們孩子也愛玩遊戲、愛看動漫、愛追星……
    很多層麵上，和今天中國城市裏的孩子並沒有太大不同。當然，它的社會、它的教育也存在自己的問題，要不然日本也不會有那麽多反映教育問題的文藝作品。
    比如我就很愛看一部日本漫畫《GTO》（《麻辣教師》）。這部漫畫裏日本教育簡直像個全身長滿了膿瘡的怪物，結果需要一個流氓混混來拯救。
    孫教授之所以會迷戀日本教育，甚至不惜用自己的想象力將之扭曲成理想中的樣子，實際上就是內心深處的自卑感作祟。
    日本教育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嗎？肯定有啊。人家能成為一個發達國家，教育方麵肯定是做對了很多事，才能在戰後維持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
    但是借鑒要建立在‘內容真實’‘客觀評價’‘平等看待’的基礎上，不然你借鑒來的很有可能就是毒瘤。比如孫教授，明顯就把日本教育裏的軍國主義殘留，當成了寶貝。”
    肖亞娟道：“那這樣，不是影響很壞嗎？”
    張潮道：“影響最壞的，恐怕就是我們這幫被稱為‘小皇帝’‘垮掉的一代’的80後了。從小就要背負著全社會的罵名長大，好像我們長大了，中國就到了垮掉的時候。
    現在是2007年，‘80後’裏一半的人都開始離開校園、踏入社會，還有工作了好幾年的，大家覺得80後特別糟糕嗎？
    杞人憂天嘛！美國也有‘垮掉的一代’。這個詞既是一個文學術語，也是一個社會學術語。他們這一代比我們早，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就出現了，‘嬉皮士運動’嘛，懂的都懂。
    當時經曆過二戰的老美國人也覺得這一代人不行。但是經過幾十年，這些‘嬉皮士’不都成了社會的頂梁柱？我們今天喜歡追捧的很多美國社會精英——比爾·蓋茨、喬布斯，不都是‘垮掉的一代’？
    所以我們也無需誇大《夏令營裏的較量》的影響。一代人走向什麽方向、走到什麽高度，兒童教育從來就不是決定性的力量，因為社會有強大的糾偏力量。
    但是一個撒謊者跳出來自我標榜，甚至試圖帶歪方向，這就讓人覺得居心叵測了。”
    肖亞娟繼續問道：“所以你是不是認為無論是‘素質教育的背叛者’，還是‘素質教育的投機者’，都是一種抹黑，或者汙蔑。”
    張潮道：“我談談我對‘素質教育’的看法吧。孫雲霄教授十幾年來接受了無數訪談、寫了很多本書，本質都在談一件事——孩子‘該’成為什麽樣的人，或者孩子‘要’成為什麽樣的人。
    他一直有一個預設的框框，孩子要能‘吃苦’，孩子要能‘創新’，孩子要懂‘感恩’，孩子要學會‘愛’……這種提要求的教育，盡管看起來很美好，但和‘應試教育’有什麽區別呢？
    所以他才會把日本軍國主義教育那套當成寶啊。”
    肖亞娟追問道：“那你認為素質教育應該是怎樣的呢？”
    張潮對著鏡頭一字一頓地道：“我覺得，真要說‘素質教育’，那就是讓孩子‘能’成為什麽樣的人。就比如我被燕大、燕師大破格錄取，他們是認為我‘能’成為一個作家，或者說成為一個更好的作家。
    那今天的張潮有沒有讓大家失望呢？
    所以我既不是‘素質教育的叛徒’，也不是‘素質教育的投機者’，我就是‘素質教育’的一次實踐。這次實踐是成功，還是失敗，不是由你孫教授能判定的。”
    張潮並沒有過多地解釋這些話的內涵，他並不想太深地介入到教育的爭議中去。這些話說深了，說不定又把什麽妖魔鬼怪給勾引出來了。
    不過這也足以讓現場的記者，和電視機前的觀眾思考一會兒了。張潮不解釋，大家就隻好自己琢磨——偏偏有些話，那是越琢磨，聯想就越豐富。
    肖亞娟識趣地問道：“那你還有沒有要對孫雲霄教授說的話？”
    張潮沉思了一會兒，說道：“也不能說是隻對孫雲霄教授說的話吧，應該說是對很多像他一樣的知識分子說的話——從‘夏令營裏的日本小學生’，到‘能喝的馬桶水’，再到‘黃油紙包著的下水道零件’‘要洗七遍的盤子’……
    我能理解你們在8、90年代剛看到發達國家時被摧毀了民族自信力，甚至個人的自尊心，這些近乎於‘謠言’的故事，宣泄的不僅是你們的自卑感，也是你們的恐慌。
    所以你們也要理解我們這一代已經沒有了你們那一層時代的濾鏡，外國的月亮沒有那麽圓了。你們說我們是‘垮掉的一代’，其實真正垮掉的，是你們這些‘上一代’。
    反正我們已經站起來了，至於你們要不要繼續跪著，我們管不著，也不想管。隻要你們別老想著拉我們一起跪就行。”
    一番話說完，攝影棚裏、電視機前，都是久久的沉默。
    張衛國歎了口氣道：“這孩子，這孩子……”也不知道怎麽評價自己的兒子了。有震驚，有欣慰，也有一絲惘然。
    而同樣在看電視的，當然還有遠在燕京的孫雲霄，他可是時刻關注著張潮的回應。
    在他看來，隻要張潮回應了，他就勝利了，那麽被罵成“漢奸”他都能接受——觀念之爭嘛，誰先罵人誰低級。到時候自己再罵兩句回去，新聞效應不就有了？
    他現在已經在考慮是罵回去，還是裝著“大度”，表示不和張潮這個小年輕計較了。
    最多自己到時候罵不過張潮，但是目的也達到了。這幾年來下來，罵得過張潮的有幾個？多自己一個不多。不丟人！
    有些事情要做成，不在於口舌之爭是不是贏了，而在於這件事有沒有關注度、有沒有曝光量。
    隻要大家把目光聚焦到自己身上，那麽總能從中篩選出願意相信自己，願意掏錢買單的對象！
    這是他十幾年來混跡教育圈、媒體界，得出的寶貴經驗。粉絲、擁躉不在多，而在精，要是能變成結晶就更好了！
    可是張潮接下來的一句話，讓他如墮冰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