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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布律。
    無論是對於後世人，還是如今漢室的普羅大眾而言，這都是非常神秘，又好似人人都諱莫如深的三個字。
    那這三個字，究竟特別在什麽地方？
    這個由呂太後親手推上曆史舞台的法律條令，對如今漢室又意味著什麽？
    首先，不得不提的一點是：華夏曆史上的絕大多數王朝，都並非隻有一部以王朝命名的法律。
    具體來講，就是秦朝的法律，並非是一部完整的《秦法》，而是由各種不同法律條令所共同組成，且各自互不幹擾、沒有優劣排序的獨立法律。
    漢家的法律，也並非一本呈整體的《漢律》，而是同樣由不同法律條令——如盜律、傅律、津關律等共同組成。
    在後世，其實也是一樣的。
    ——從來都不曾有過一部名為《龍國法》的法律。
    有的，是諸如憲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諸多法律條令。
    而如今漢室的法律條令~
    怎麽說呢；
    情況和錢幣一樣。
    幾乎每一次政權交替、每有一位漢天子新皇登基，就都會有新的法律被頒布、舊的法律被移除。
    漢室法律最原始的根基，是後世人盡皆知的‘約法三章’。
    即：太祖劉邦先入鹹陽後，與關中父老約定的：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但很顯然，僅僅隻是三條法律條令，別說是維持一個華夏統一王朝運轉了——就連一個村落，都不能在這區區三條‘規矩’下正常運轉。
    所以，在獲封為漢王，並在隨後不久還定三秦之後，真正成為‘關中王’的劉邦，便命令相國蕭何擬定《漢律》。
    於是，蕭相國便在秦法的基礎，以及秦法的原作者：秦相李斯所著的《法經》的基礎上，整合擬定出了漢家的第一代法律體係。
    這套法律體係，通常被稱之為《九章律》。
    顧名思義，《九章律》由九篇具體的法律條令的所組成。
    分別為：盜、賊、囚、捕、雜、具、擅興、廄、戶。
    其中的前六篇，為法家先賢李悝所著，並被秦相李斯作為了擬定《秦律》的基礎。
    蕭何則在此基礎上，增訂了後三篇，並在自秦繼承的前六篇當中，加入了許多更加人性化、更加溫和的條文解釋。
    比如：同樣一個罪，在秦法中不是腰斬棄市，就是流放邊關；
    而在漢法中，卻會多出一句：若罪犯願意，則可以金、爵抵罪。
    以金抵罪好理解——交罰款，交保釋金，免受牢獄之災；
    以爵抵罪，則大概可以理解為：你家祖宗於國有功，看在他老人家的麵子上放你一馬。
    但人情隻能用一次，這次用爵位抵了罪，爵位也就隨之被削奪了。
    可以說，如今漢室所有的法律條令，都是在蕭何這《九章律》的基礎上延伸、拓展而來。
    甚至恰恰就是在太祖劉邦一朝，漢律便迎來了第一次‘擴編’。
    ——漢太祖七年，奉常叔孫通奉劉邦之令，以製定‘漢禮’為由，新擬《傍章》十八篇。
    《傍章》，也被更多的稱之為：漢儀。
    雖然是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出現，卻是一部禮法製度指導指南。
    於是，當太祖劉邦駕崩，孝惠劉盈即立，漢家的律法體係，便已經有了足足二十七篇——或者說是二十七部針對不同情況，所製定的針對性法律條令。
    哪怕將《傍章》十八篇忽略不計，也依舊有蕭相國所著《九章律》的九篇之多。
    至於孝惠皇帝，以及前、後少帝這三朝，大多數情況下都被解讀為：呂太後掌政時期。
    這一時期，漢家的法律體係又迎來了一次大範圍延伸。
    最具體的體現便是：蕭相國的《九章律》，變成了孝惠皇帝二年頒發的《二年律令》。
    《二年律令》含律二十七篇，令一篇。
    蕭相國《九章律》所包含的九篇，被《二年律令》保留了盜、賊、具、戶四篇。
    餘下五篇並非被刪減，而是延伸、細分為了餘下十幾篇。
    除此之外，還另有原先完全不存在於漢家法律體係中的‘新篇’。
    如錢律、田律；
    如置吏律、均輸律；
    再比如——金布律。
    事實上，在呂太後《二年律令》之後，漢家也依舊在經曆連續不斷的法律條文補充。
    比如太宗孝文皇帝，頒布《許民弛山澤令》，並除誹謗律，不再因言治罪；
    比如先孝景皇帝平滅吳楚後，親自頒布了一條限製諸侯宗親的法律：《左官令》。
    在原本的曆史上，劉榮的好弟弟、曆史上的漢武大帝，也會通過《推恩令》等法律條令，來進一步限製宗親諸侯。
    說回金布律。
    法令條文略顯冗長，總結而言，《金布律》，是漢家，同時也是華夏曆史上，第一部明確規定損壞官物如何賠償，以及繳納罰金、贖金、償還債務相關問題的法律條令。
    聽上去好似沒什麽好說的；
    但隻需要舉幾個簡單的例子，就不難發現《金布律》對如今漢室，乃至於對整個華夏文明的作用和意義了。
    比如：《金布律》明確規定了不同的物品，在被損壞時的賠償方式。
    而且賠償類目，具體到了死物——如貴重金屬怎麽賠，糧食布匹怎麽賠，生活物資、武器軍械，又該通過什麽樣的方式賠償。
    以及活物——致人傷、殘乃至死亡，分別以怎樣的方式，在問責、懲罰外進行賠償，又或是傷害他人家禽、牲畜如何。
    耳熟嗎？
    刑事判決外，同步進行的民事賠償！
    在後世，這司空見慣；
    但對於兩千多年前的漢室，民事賠償四個字，可謂是先進到了令後世無數史學家，都歎為觀止的程度！
    再有，便是對於漢家所有的稅、賦，以及兵役、徭役的報酬支付方式，《金布律》也同樣有著明確，且極致詳細的規定。
    比如農稅、口賦，該怎麽交、什麽時候交，交給誰；
    地方收上來的稅賦，該怎麽統計、怎麽封存，留用多少，往朝堂中央上交多少。
    又比如兵役、徭役，分別應該支付多少報酬，由誰支付、以怎樣的方式支付等等。
    說到這裏，其實就有點奇怪了。
    ——劉榮要做的，不是推出新錢五銖，並徹底收回鑄幣權嗎？
    這《金布律》，明顯和錢幣的事兒不沾邊啊！
    就算要考慮，劉榮該考慮的也應該是《二年律令》的錢律，而非金布律才對？
    但實際上，一切，都埋藏在這看似直白，實則晦澀無比的表現之下。
    正如上文提到的：《金布律》，主要是一部針對民事賠償，以及非官方群體或個人損壞官方財物時，應當如何賠償的法令。
    看上去，確實和錢幣沒什麽關係。
    但謎底，恰恰就在謎麵上。
    ——民事賠償，賠的是什麽？
    ——損壞官方財物，賠的又是什麽？
    答案顯而易見：錢。
    在天下大麵積流通，受天下人——至少是天下大多數人認可的銅錢。
    到這裏，問題其實就很簡單了。
    《金布律》，規定了民事賠償，以及官方財物受損時的賠償方式。
    其中，又涉及到了對賠償錢幣的硬性規定。
    條文大概可以總結為：凡是‘錢’，無論是戰國時期的圓形銅幣，還是圓形方孔的秦半兩、漢半兩；
    隻要錢體表麵，能辨別出表明麵值的銘文，能看出銅色，且錢體沒有完全斷裂，那即便是有部分缺損，便可以被判定為：錢。
    這種可以被官方判定為合格的‘錢’，無論是用於賠償官府、繳納罰金、稅賦，還是在民事賠償，乃至於日常的交易活動中，任何官方或非官方的個人或團體，都絕對不能拒收。
    違者，罰金四兩……
    很顯然，這條規定，是呂太後在給劉邦的三銖鉛莢錢擦屁股。
    為了重建貨幣信用，以及更為重要的政府公信力，呂太後以一紙《金布律》，正式為三銖鉛莢錢背書。
    為了不被罰金，當時的老百姓們，自然隻能繼續用劣質的三銖鉛莢錢。
    但最終，這些錢終歸是以稅、賦、罰金，乃至於貨物交易的方式，逐步回流到少府。
    換而言之：太祖劉邦‘用時間換空間’，用三銖鉛莢錢透支的未來，最終是由‘漢二世’呂太後完成了後續的善後工作，補上了被透支的窟窿。
    而劉榮為難的，或者說是被掣肘的點，也恰恰就在於此。
    ——《金布律》，讓任何一種具備錢的形狀，且表麵或多或少呈現出銅黃色的‘偽錢’，具備了貨幣合法性！
    而且，由於呂太後‘漢高後’的特殊身份，劉榮還無法通過法令覆蓋——即出台一部否定舊法的新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要想統一貨幣，推行五銖錢，將所有其他雜七雜八的劣錢淘汰，劉榮就必須麵對《金布律》。
    要麽，廢除《金布律》；
    要麽，在接受《金布律》關於‘錢’的概念定義的基礎上，忍受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規律，把五銖錢的推行交給兒子、孫子，乃至於一代又一代後世之君。
    劉榮顯然會選擇前者。
    但舊法令的廢除——尤其是開國皇帝、皇後這種具有特殊意義的人，所親自推出的舊法令，廢除的難度都不是一般的大。
    原因很簡單：封建時代的政壇，講的從來都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就事論人、就人論事。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還是《金布律》。
    由於‘諸呂之亂’，呂太後在漢家的政治形象，其實已經是女人當中的‘桀紂’了。
    但礙於呂太後‘高後’的身份，漢家朝堂對於這一政治定性，采取的是低調處理。
    說直白點，就是大家都知道，也都認可呂太後不是個東西；
    但為了照顧漢家——尤其是太祖高皇帝的顏麵，這事兒，大家心裏知道就行，誰也別往外說。
    尤其是作為呂太後庶子的太宗孝文皇帝，更是礙於人倫孝悌，而無法做出任何一件否定呂太後的定性。
    於是，呂太後成了‘既沒有參與諸呂之亂，也從來不知情’，結果被不肖子孫坑的晚節不保，或者說是‘死後名節不保’的受害者。
    而《二年律令》中，由呂太後推出的、《金布律》在內的一係列新法，也都被‘冷處理’。
    何謂冷處理？
    放著不去管它。
    不廢除，不采用，不否認它存在，但也不承認它能用。
    整個朝堂內外，都極其默契的當《二年律令》當中的新法令——尤其是《金布律》不存在。
    就像是鴕鳥遇到危險時，把頭埋進沙子裏一樣。
    《金布律》明明就在那裏，明明沒有被廢除，明明還具備法律效應；
    但整個漢室朝堂，都成了把頭埋進沙子裏的鴕鳥。
    在過去，這麽做當然沒問題。
    畢竟鑄幣權被開放，大家都能鑄錢，無論有沒有《金布律》，大家都能憑借鑄幣獲取利益。
    可眼下，劉榮要收回鑄幣權，並推出官方統一貨幣，絕了全天下人，主要是貴族們的一大入項。
    常言道：斷人財路，猶如殺人父母。
    劉榮‘殺’了全天下幾乎所有貴族階級的父母雙親，會是個什麽結果？
    結果就是未來，必定會有無數人出現在未央宮外，揮舞著那紙已經被忽視三十多年的《金布律》質問劉榮：陛下認不認呂太後？
    認不認這《金布律》？
    既然認，那憑啥做出違背《金布律》的舉動？！
    憑啥我們手裏的錢，就都不是‘錢’了，隻有少府那五銖錢是‘錢’？！！
    《金布律》都說我這就是錢了，陛下憑什麽不認？！！！
    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真真有價值、有可觀含銅量的正常錢幣，劉榮根本就不擔心。
    因為那些錢幣，百姓就算無法熔鑄成新錢，也起碼能將其熔成銅，然後把銅賣出去換回五銖錢。
    他們有退路——大不了融了賣銅。
    但那些過分誇張的劣錢——如鄧通、劉濞二人比爛搞出來的劣質四銖，乃至於太祖劉邦的三銖鉛莢錢，持有者都是沒有退路的。
    他們無法通過熔煉那些錢，來得到可觀的銅、來回收足夠的財富，彌補自己的損失；
    他們隻能靠《金布律》的法令背書，來迫使官府接盤，從而將損失轉移給漢家。
    劉榮顯然不接受。
    而不接受，就意味著在五銖錢問世之前，劉榮首先要解決掉《金布律》這一毒瘤。
    哪怕不廢除《金布律》，也起碼要把那條惡心人的法律條令給刪改掉。
    但這又使得劉榮，即將以重孫輩的身份，來觸碰漢家政壇現階段，僅有的幾個政治禁忌之一。
    ——呂太後的政治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