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魯回憶錄中的古應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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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那年夏天,我畢業於法政學堂。畢業的時候,校中當局發下一張表格,叫畢業生填履曆及誌願。在誌願一項,各人都寫得很多;不是說畢業後希望任行政官或司法官,就是說辦自治或做律師;甚至有人把所有可能得事業都寫在上麵。我想騙人決不可,照實寫我要革命又不妥,便隻寫了“難言也”。收卷的教員看了不滿意,拿回來叫我重寫。我躊躇一下,寫了一下數字:“如必欲言,則教育實業固所注意者也。”各教員看了,均為之發笑。
考試完畢那天,我剛回到寓所休息,忽然有人敲門,起來一看,是粵商自治會派人送聘書來,請我去做教員。
粵商自治會係粵漢鐵路古董們聯合所有廣東大商家而組織的,最初目的在反抗清廷把鐵路收歸國有。後來每遇內政外交問題,時時開會,批評政府,極得社會好評。該會傻仔西關南華寺,內辟一禮堂,可以容納數百人,平時便作為課堂。那兒有教員數人,員生則為各商店的經理和店員。因此聽講學生人數不定,忙的時候人少,閑的時候人多。我認為藉此可以接近民眾,就接受了聘書。
在粵商自治會教了半年。我師丘倉海先生當選為副議長;書記長是古湘芹先生,下麵共有四個書記,丘先生叫我擔任書記。因為副議長是我的老師,對我很信任,書記長是個同誌,對我很好;所以辦事很順手,精神很痛快。
那年冬,倪映典先生在廣州策動新軍起義,趙聲和朱執信先生等都親自襄助。我被推赴潮州,汕頭,運動當地民軍響應,谘議局在開會後就很空閑,粵商自治會也放了年假;我就借著年關回鄉省親的名義,請假前往潮汕。我不到潮汕,已經很久,一切感覺著生疏。經過了許多困難,才弄出個頭緒。忽然聽到廣州新軍的革命義舉,因為發難時間過於匆促,又歸失敗了。
我立刻回廣州,直赴粵商自治會,激勵他們用該會的名義,從事辦理營救新軍的工作。因為我和會裏的人,平時聯絡得很好,他們不但滿口答應,還熱心協助。這樣,失敗的黨人得到救援的不少。
後來廣東巡道王某,查出參與這次起義有關的名單,裏麵在谘議局做事的,有我和陳炯明戀人。他帶了名單,謁見丘倉海先生,並且想拿捕我們。丘先生把名單一看,不待他 開口便說道:“陳某鄒某是我最信任的。假使他們是革命黨,那末我一定也是。如若要按名單捉人的話,請先從我提起。”王某聽了,強笑說道:“這不過是他們報告的名單。陳某鄒某既然是個好人,想必是他們誤報的。”這樣我們才能夠平安無事。
不久,廣西成立了督練公所,派了一個姓陳的道員到廣州來請幕友,很堅決地要請我和陳炯明去。但是丘先生不允;講來講去,隻答應一個人。我便和陳商量,覺得我們兩個中有一個到廣西去聯絡革命黨,也是好事;並且決定我去。於是我把各事料理妥帖,買舟溯江西上。不料到梧州以上一個叫“倒水”的地方,竟翻了傳,行李全部損失,不得不退回廣州。
當我預備重整行裝再赴廣西的時候,黨人某等在北京刺攝政王未成被捕,公推我入京營救,並且叫我在那兒繼續策劃暗殺的事情。因為吾黨義舉,前仆後繼,死人甚多,於是保皇黨分子故意讕言中傷,說革命黨首領隻騙使無聊的黨徒於死地,而自己卻逍遙海外,住洋房,吃大菜。黨人聽了,都怒不可遏,某想洗刷這種侮辱,就約黃複生等入京,炸清攝政王載灃。事泄,同時被捕入獄的有黃複生,羅世勳偉章)等三人。消息傳來,全黨震動,紛紛設法營救。胡漢民先生更派人到南洋去籌款,趕回香港設立機關,專門從事營救和繼續暗殺的工作。大家推我先去,布置一切,以便各人繼續北上。我在法政學堂畢業,得了副貢和直隸州州判的名義,正好借此上京銓敘,使人毫不疑心。便向粵商自治會和谘議局請假;同時寫信回縣,約郭公接同誌到上海會麵;再寫信到盛京,約張煊同誌到北京會麵。當我到了上海,因為等候郭同誌,便借著看博覽會的機會,趁空到南京和黨人聯絡。接洽妥當後,再折回上海,那知忽然害了一場大病,預定的計劃不得不改變。因此郭同誌到了上海,就請他先行北上。接著葉夏聲由浙江來,看見我病重,短期內沒有北上的可能,便送我回粵。幸而張煊同誌接到我的信,便趕赴北京,會同郭同誌探明了汪黃羅囚禁的所在地,並且設法和他們通訊後來因為總理謀在廣州再行舉義,不讓我北上;就是已去的也被招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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