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鑫生何許人也？
    如果說《天若有情》是11月最火的小說，那麽步鑫生就是當下最火的“明星”。
    這人在浙省某襯衫總廠當廠長，為了提高廠子效率，搞起了獎金製度，“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然後夏天被新化社某記者采訪，寫了一篇《一個有獨創精神的廠長——步鑫生》。
    文章送去了內參。
    內參是新化社比較獨特的新聞產品，不用於公開發表，而是供領導層“內部參考”。
    有大領導覺得步鑫生搞得好，要求大力推廣他。
    於是，全國文學界也包括新聞界，廣泛的、重複的報道步鑫生，最終導致其有關的文章登上了幾乎所有媒體的頭版頭條，一大批作家也開始寫“步廠長文學”，它們都以各種形式乘上了春風，得以發表在各大刊物。
    然而，這些小說對後世幾乎沒有產生啥影響。
    因為他們的小說扣得太緊了，簡直像同一個大綱抄出來的。
    79年作家蔣子龍發了個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獲得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拿到了讀者中最多的票數，而後“廠長文學”的樣板戲卻每況愈下，直到被淘汰，這也是很快的。
    在本質上，這些小說是同一個小說，看了一本就沒必要看其他的了。
    所以餘切說：“也許，我們還是得回到普通人那裏去，去寫普通人的現實生活，抒發人本來就有的感情，這是我的想法。”
    餘切說的非常客氣，但大家莫名覺得，他說的是對的。
    劉振雲聽罷，覺得自己來社團來對了。
    他仿佛找到了大佬的肯定。
    本科生的時候，劉振雲寫的小說改來改去，登個校園刊《未名湖》居然十分艱難，得師姐查建穎三番五次的幫他改。
    以至於劉振雲一度懷疑自己不會寫小說。
    他一直覺得自己的特長是寫“普通人的生活”，再加點戲劇性的幽默，然而，他不知道自己這種寫法是否有人看。
    說到底的，這會兒國內的小說就像是民國白話文發展時候一樣，有很多人在寫小說，也有很多人不知道怎麽“寫小說”。
    討論結束後，劉振雲私下找到餘切。
    “我有個小說準備寫……一個複員軍人回鄉後參加高考複習，另外幾個農村青年，為改變貧困的命運也參加高考，是我幾年前的真實經曆。”
    餘切問：“你以前當過兵？”
    “當過兵！這個小說基本上就是我的自傳，我甚至打算用第一人稱‘我’。”
    第一人稱又怎麽樣呢？又不是寫網絡小說，你還怕撲街嗎。
    餘切好像對這個小說發展有點印象了，“你打算取個什麽名字？”
    “《塔鋪》。這個地方，其實就是我老家延津王樓。”
    哦！這個《塔埔》啊。
    這個小說是劉振雲的成名作，一發就是《人民文學》，可比餘切的起點高了不少啊，拿到了當年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之所以《塔埔》不太出名，是因為劉振雲後來的小說《一地雞毛》太出名了，更別提之後的一係列電影劇本。
    《塔埔》是標標準準的新現實主義小說，也符合餘切所倡導的理論——看來，咱新現實社團的左護法已經找到了，就是你啊，振雲兄。
    “但是，我對寫出這個小說一直有疑慮……”劉振雲說。
    “你疑慮什麽呢？”
    “我感覺這個小說的故事發展，和你的《高考1977》太像了，你看啊，我也是寫幾個年輕人，你也是……你是發生在1977，我發生在1978……”
    劉振雲越說越沮喪，他此時才意識到，“不知道為什麽，我一直覺得，我好像活在你的陰影當中。”
    餘切寫的《高考1977》原本是一部電影劇本，肯定晚於《塔埔》，到底誰抄誰還講不清楚，很難說有沒有參考到劉振雲的《塔埔》。
    因為劉振雲以後成為了國內最好的幾個電影編劇之一。
    而劉振雲現在說“仿佛活在餘切的陰影中”，當然是令餘切十分難繃甚至於難堪了，但是餘切大度的“原諒”了，“師兄，你要寫就寫吧，這是你自己的經曆，怎麽能說抄的人家。”
    劉振雲覺得這個餘切真是太好了。
    另一邊，駱一禾打聽餘切有沒有什麽新作品。
    眾所周知啊，餘切弄了個社團之後，固定每周會來一兩次，和大家一次討論文學。餘切總是找得到話說。
    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作家，當他在大說特說的時候，往往他心裏邊兒已經有了新的創作構思，否則不會這麽篤定。
    譬如，海子今天和餘切遇見了，表現得有些怯場，沒聊出什麽深的東西。
    因為海子不僅沒寫出代表作，甚至連代表作的胚胎都沒想到，拿什麽和人聊得深。
    於是，當駱一禾問到餘切本人的時候，餘切直接承認了：“我確實有個新想法。”
    “我能問一下，是什麽方麵嗎？”駱一禾道。
    餘切拋出了他之前在西語係聽說的故事，以及自己知道的曆史大事件：
    燕大的西語係，在77年重新組織高考以後，是最早一批恢複教育、並派出留學生的院係。
    眾所周知，78年最大的事兒確實是全會。但是在12月全會召開之前，擴大派遣留學生這一決策已經作出。
    在當年的7月份，總統卡特的親信正在中國私密訪問，忽然被問及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立刻不顧外交禮儀，打了個電話給總統卡特。
    總統卡特驚醒了，而接下來的消息更讓他震撼，“中國想派一批留學生到美國，問我們能不能派5000人？”
    卡特想了想，說：“他們可以派10萬人來。”
    結果當然沒有十萬人啊，但是第一年就有七八百人了。
    所以在79年，喬公訪美的時候，已經出現了一大批國內的留學生到機場迎接，並參加卡特舉行的歡迎儀式。
    他們確實該感謝喬公，因為在78年之前的十年，全國僅向21個國家派出337名留學生，這是改變了他們命運的一個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