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汪直平反？”
    “汪直有什麽反能平！？”
    主席的皇帝還未來得及說話，就已然是此起彼伏的質問聲。
    朱翊鈞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樣，伸手掏了掏耳朵，饒有興致地看著栗在庭——有人頂在前麵，他就不急著表態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平的反。
    汪直其人，乃是嘉靖年間的海賊，“號眾十萬，擁賊船大小千餘，霸萬裏海域，蔽然無忌。”
    當然，這是文人特有的誇張說法，但無論如何，有明以來的海賊之首，絕對非汪直莫屬。
    其人有盜道而納部眾，聚海賊以據島嶼，頗尚信而設私市。
    最關鍵的是，汪直跟別的海賊不一樣，一門心思做生意，非但不打家劫舍，還會主動配合官府，剿滅破壞營商環境的海賊——“比有盧七、沈九誘倭入寇，突犯錢塘，浙江海道副使丁湛等移檄汪直等拿賊投獻，姑容互市，汪直脅倭即拿盧七等以獻。”
    護航洋道，接納夷商；安撫百姓，保駕海貿；配合官府，剿滅不法，以至於海寇信之，百姓愛之，雖夷主亦愛服之。
    嘉靖三十年前後。
    汪直背靠海道副使丁湛，廣納亡命，徹底把控了佛葡萄牙入朝海路，頻繁與日本貿易往來，葡萄牙火繩槍便是以其為樞紐，由日本仿了去。
    汪直甚至在蘇杭等地開設據點，經營互市——“番船出入，關無盤阻，而興販之徒，紛錯於蘇杭，公然無忌。”
    當然，汪直勢力龐大到如此地步，浙江道副使這個級別就不夠看了。
    肥羊嘛，定然是會被重拳出擊的。
    嘉靖三十二年，俞大猷偷襲瀝港，汪直大敗，遂遁逃日本。
    山中無老虎，汪直一入日本，人生又達到了另一個高峰，“據居薩摩洲之鬆浦津，僭號曰京，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鹹有名號，控製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
    赫然是做起了海賊王。
    直到嘉靖三十六年，浙直總督胡宗憲許諾“開設互市”詔安汪直，後者一門心思想著做生意，這才主動回國。
    當然，胡宗憲區區總督，壓根沒資格決定這種稱王建製的反賊能否詔安。
    世宗皇帝年紀越大，越忌諱反賊。
    於是，嘉靖三十八年，入獄一年多的汪直，在浙江被明正典刑。
    直到死前，汪直還在獄中陳情，表示一生從未為非作歹，生為互市，死為互市，希望朝廷寬恕寬恕，以“效犬馬微勞馳驅，願為朝廷平定海疆。”
    距今不過二十年的事情，還沒到記憶模糊的時候，群臣對汪直的情況同樣再清楚不過。
    也正因如此，方才還準備致仕的張瀚，此時情緒最為激烈：“汪直僭號曰宋，自稱徽王，如此稱王建製而受典刑，莫非還是冤了他不成？”
    汪直該不該殺，張瀚是最有發言權的——嘉靖三十七年廷議此事，作為兵部侍郎的張瀚，是真的發言過。
    栗在庭神情坦然，直麵這位刑部尚書的不滿。
    張瀚這般態度，屬實意料之中。
    與王安石不同，那畢竟是前宋的是是非非，大家隔岸觀火好歹能說句公道話。
    汪直就不一樣了，張瀚在兵部的卷宗上，明確做過批示，言其“上有幹乎國策，下遺毒於生靈”。
    要是給汪直平反，張尚書的臉麵也不好看。
    而栗在庭麵對這番質問，隻肅然點頭：“冤者，屈也，當初朝廷許汪直以不死，其受誘回國後，卻遭梟示，豈非屈耶？”
    這話漏洞不小，立刻被禮部尚書汪宗伊抓了去：“栗部堂不要模糊其詞，分明是胡宗憲用計，許以汪直不死，如何能說得像中樞許諾過一樣。”
    這時，向來不議論政事的王世貞突然插話：“總督總督，總而督之，胡宗憲轄製南直隸、浙江、福建等處大小事，難道在海賊麵前還代表不了朝廷？”
    場麵赫然是一分為二了，朱翊鈞不由嘖嘖稱奇。
    汪宗伊這老學究對汪直這般遁逃國外，僭越稱王之人，抱有樸素的厭惡，這反應不足為奇。
    而王世貞，奔走十數年為父伸冤，可對平反之事沒什麽忌諱。
    再者，王世貞著《倭誌》，一早就銳評過此事。
    當然，他沒敢說朝廷不厚道，隻把鍋扔在了胡宗憲頭上，恨其沒給中樞說明情況——“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
    並且隱晦表示，汪直冤死，使得“天下騷動，東南髓膏竭矣”。
    曆史太近就是這樣，不好評論，大家各有各的賬目，各有各的立場，自然也說不上什麽公道話。
    朱翊鈞餘光瞥見張瀚麵含隱怒，一副蓄勢待發的模樣。
    見狀，他連忙履行控場職責，輕咳一聲：“國家大事，冤不冤的，不宜在此處討論，栗卿不妨直言，汪直案與海運有何關係？”
    政事嘛，上價值的事往後稍稍，陳說利弊才是題中應有之義。
    張瀚的話被憋了回去，王世貞也默默住嘴。
    栗在庭順勢接過話茬：“回稟陛下，此事說來話長。”
    他頓了頓，斟酌言語長話短說：“臣奉命籌建福建市舶司，如今衙門、港口、航線、外藩、海商等諸多事，概已完備。”
    “沿襲祖宗成法，沿海去處，下海船隻，由市舶司發放號票文引，許令出洋。”
    “循正德十二年舊例，命出海商船，及番國進貢並裝貨泊船，榷十之二。”
    明朝海禁二百年，品種和目的都大不相同，什麽祖宗成法都能找到。
    明初太祖年間，海禁多是出於防倭。
    概是“禁民海捕魚，以防倭也”、“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月銷盡”這種臨時性的政策。
    在倭寇消退後，成文的明令隻是禁止“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
    這裏的違禁貨物在大明律中有一個名錄，隻有“馬牛、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綿”各項。
    顯然，還隻是出於國家安全考量，至少三桅以下的船，以及違禁外的貨物，是允許貿易往來的。
    基本態度就是，海貿是什麽我不知道，反正要防倭。
    到了永樂年間，便開始“發票”，也就是登記發放許可證，才會允許船隻出海貿易。
    譬如福建，將朝貢與海商出海分開管理——“福建市舶專隸福州，惟琉球入貢一關白之，而航海商販，盡由漳、泉，止於道府告給引文為據。”
    而沒有拿到票號的小商民，連遠洋船都不能擁有，一律改為不能遠洋的平頭船。
    到這裏，實質上就是在壓製民營海商，主要目的也很清楚，為官營讓步，搞壟斷嘛。
    基本態度就是，我知道海運很好，所以隻能我自己搞。
    正因如此，同時期的鄭和就搞得如火如荼，官船更是頻頻出海。
    但鄭和之後，海貿的風向，便急轉直下。
    一說此事招引倭寇，侵犯邊防，一說海貿虧本買賣，勞民傷財，甚至有說朝實物完稅，海貿動蕩稅基的說法。
    於是，宣宗皇帝以下，真就信了這些進言。
    連官營海貿也不再提及，隻能眼巴巴等著外藩朝貢，堪合貿易。
    等到成化年間，憲宗再想搞海貿攬財的時候，立刻便是群議洶湧。
    兵部尚書劉大夏，幹脆說出了鄭和下西洋害死了上萬人的說法——“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奪寶而歸，於國家何益？”
    此時的朝廷，基本態度已然變成了，海運很壞，誰都別搞。
    當然，也正是這個時候，勳貴官吏們的走私，蒸蒸日上。
    廣東總兵柳景，將麾下軍需儲備的硫磺、硝石，打包賣去了越南。
    南直隸魏國公府夥同浙江海道禦史，挪用“餘價官鹽”，巴巴跑去跟弗朗機人兌換香料。
    這種中樞想幹都說虧本，朝臣私下又趨之若鶩的情況，一直到武宗皇帝當國之時。
    正德三年，海貿事有了轉機，一場聲勢浩大而綿延日久的“禁通之爭”，自然而然地開始了。
    先是市舶司太監熊宣，一改“市舶司守株而待，無所事事者也”的模樣，主動在不是朝貢的時間點，迎接藩船，並且奏請將藩船抽稅後上岸。
    禮部當頭一棒，嗬斥其“妄攬事權，令回南京管事。”
    但所謂前赴後繼，繼任的太監畢真，再度上奏攬權，“舊例泛海諸船，俱市舶司專理，邇者許鎮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舊便。”
    當然，這種出於內廷攬財的動機，立刻被科道回以“不許往來，私通貿易，番舶非當貢年，驅逐遠去。”
    火一旦燒起來，就止不住了。
    此例一開，土官流官、中樞地方、東南沿海，先後下場，掐得是頭破血流。
    任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上奏允許船舶通航，並對往來船舶實施抽分之法；廣東右參議陳伯獻當即上疏彈劾上司吳廷舉，言此舉“使奸民數千駕造巨舶，私置兵器，縱橫海上，為地方害。”
    對此，禮部認同了後者的做法，“令撫按等官禁約番船”；而廣東巡撫林廷選等人，則是對禮部的命令置若罔聞“因循未止”。
    浙江大戶，故太子少保何詔的次子禦史何鼇，高舉外藩威脅論，言外藩“前年駕大舶突進廣平省下，銃炮之聲，震動城廓”；而時任廣東都禦史的陳金，反唇相譏“海貿開源，以備軍餉之用，可仿製銃炮。”
    這場爭鬥一直持續了十餘年。
    從正德三年開始，兩派撕咬不斷，政策搖擺不定。
    直到正德十六年，武宗皇帝崩於豹房。
    皇帝駕崩的第二天，內閣首輔楊廷和，便下令驅逐在京外藩——“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
    廣東地方也終於結束了搖擺，對弗朗機人實施搜捕，甚至引發了震動一時的廣東屯門海戰，以一種轟轟烈烈的方式，宣告了正德海爭的結束。
    當然，雁過留痕，正德開海雖敗，但好歹是留了些曆史文件下來。
    也就是如今栗在庭口中的祖宗成法。
    “榷十之二！？”
    這稅數，高得有些嚇人。
    直讓王國光豁然轉過頭，緊緊盯著栗在庭。
    申時行也露出驚訝的神情，栗在庭究竟在福建如何縱橫捭闔，竟能從容榷十之二！？
    成法歸成法，不可能拿來就能用，前宋還動輒海稅年入百萬兩呢。
    今時不同往日。
    要知道，高拱主持的隆慶開海，阻力重重，隻開了一個泉州月港，不僅將稅收托付給地方留存，作為軍餉，甚至年收稅也不過“一萬餘兩”，跟打發叫花子沒什麽區別。
    開了兩年後，外藩來朝的船隻有所增加，關稅多收了些。
    福建地方立刻上奏，言及“餉驟溢至二萬九千兩，實涸澤而漁”，此後便一直停在了三萬兩這個數目。
    跟這對比起來，榷十之二，可真是好大一筆錢。
    國初時，太祖隻收海貿六分稅，海稅也沒有低於十七萬兩的時候。
    栗在庭沉著地點了點頭：“外藩，以及海商……我是說民商，日夜求互市而不可得，哪怕十之二亦是趨之若鶩。”
    “抽稅之事，我業已與福建諸商行、藩屬達成了共識。”
    他稍微解釋了一句，而後繼續說道：“如今彼輩唯一的顧慮，便是朝廷的態度。”
    “生怕朝廷舉棋不定，行而又廢，乃至引蛇出洞。”
    “再加上有心之人鼓噪，福建坊間‘寧信走私，不信舶司’的民謠，幾乎都唱開了。”
    “哪怕我親自出麵作保，彼輩卻唯恐我是胡宗憲第二。”
    “尋根究底，此事尚需中樞臂助……”
    說到這裏，意思就已經很清楚了。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汪直生為互市，死為互市，哪怕遺言，都在為互市奔走疾呼“通關納稅必使沿海富庶”。
    其人受戮二十年以來，番外賊寇憤然不平，浙閩海商皆以為冤，東南百姓欲平其反。
    可以說，汪直幾乎已經成了沿海互市的精神象征。
    而當初誘殺汪直固然一時痛快，但代價就是封疆大吏的信用、中樞的威望、以及朝廷開設互市的可信度。
    徙木立信為何傳頌至今？營商環境被破壞後，就不是空口白話能把人喊回來這麽簡單了。
    現在栗在庭做完了封疆大吏一切能做的事。
    剩下的，就是朝廷要表的態了。
    張瀚怫然不悅：“朝廷安能為彼輩折節！”
    王世貞低眉垂目：“那就別想著抽人家的稅了，還是想想如何緝捕走私來得實在。”
    汪直死後，倭寇複亂，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
    這口鍋，在王世貞的史書裏，早就隱晦地扣給了世宗皇帝以及當初一幹廷臣。
    此時王盟主也難得甩起了臉色。
    王國光出麵打著圓場：“海貿乃財賦開源大計，諸位相忍為國多年，不要傷了和氣。”
    看得出來，大司徒是真的很想抽稅。
    他猶豫著看向栗在庭：“栗部堂，若是沿海通貿，不知海稅略計幾何？”
    不要問中樞能為你做什麽，你先說說能給中樞帶來多少稅賦。
    汪直平不平反，關鍵也不在其冤不冤，主要看朝廷替世宗皇帝認錯，能值多少錢。
    申時行與王錫爵不約而同身子往前傾了傾，認真看向栗在庭。
    栗在庭沉吟片刻：“我若鎮福建，兩年以後，每年不少於百萬兩。”
    他沒說自己離開福建後會怎麽樣。
    就像當初正德海禁之爭，巡撫林廷選可以對禮部的禁令置若罔聞一樣，若是之後地方跟中樞步調不一致，海稅重回一年三萬兩的情形也不無可能。
    外人當然忽略這些細枝末節，隻聽到其口中的數目，每年百萬兩……
    汪宗伊忍不住眼皮跳了跳，朝身側這位故兩廣總督投去征詢的目光。
    殷正茂猶豫片刻，小聲回應道：“應當差不離，嘉靖二十六年，我軍剿滅倭寇、攻陷雙嶼島據點後，同年五月、六月，便有一千二百餘艘沒收到消息的大小船隻，照舊前去走私。”
    汪宗伊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這說法有些籠統，畢竟裏麵肯定有裸著一條舢板的海民。
    不過即便如此，照這個貿易規模，按十之二抽稅，一年百萬還真不是吹噓。
    他隱晦地看了一眼張瀚，上百萬兩的賦稅，未必不能通變一二……
    殷正茂這話雖然小聲，殿內眾人卻都聽了進去。
    確認栗在庭沒有誇大其詞之後，群臣都有了自己的判斷。
    王錫爵十分幹脆，徑直開口：“陛下仁德昭彰，臣以為可稍宥汪直，以安海商之心。”
    申時行沒去看張瀚的眼睛，別過頭轉向皇帝：“陛下，胡宗憲有負汪直，蒙蔽聖聰，以致其蒙冤受屈二十載，如今水落石出，朝廷合當撥亂反正。”
    申閣老就成熟很多，至少知道要給世宗皇帝一個台階下。
    也能避免皇帝為了祖父麵子，壞了海稅的裏子。
    至於推過給胡宗憲，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情了，王世貞老早就幹過，甚至說胡宗憲是為了“得加太子太保”的功勞，故意為之。
    隨後汪宗伊、殷正茂、溫純等人先後表態附和，生怕皇帝不肯答應。
    朱翊鈞看著麵色陰晴不定的張瀚，暗自同情，投去一個安慰的目光。
    皇帝一直沒表態——總不能什麽事都需要皇帝壓著才能辦下去吧？
    發揮內閣六部的主觀能動性，是很重要的課題。
    眼見群臣達成共識，朱翊鈞才勉強開口：“彼時海禁乃國策，其人稱王建製，妄圖逼迫朝廷開禁，幹涉國策，觸犯國法，按律理當戮之。”
    不管怎麽說，汪直都立國稱宋了，給人砍了肯定是一點毛病沒有。
    張瀚臉色有所緩解。
    申時行張嘴欲言。
    朱翊鈞再度開口：“如今先帝稍開海禁，朕亦有所發揚，所謂世殊時異，東南百姓希望朕此時寬宥一二，也算是眾望所歸。”
    在封建統治階級的背景下，汪直就是該殺，但準備搞資本主義萌芽嘛，也不是不能現在跳脫出嘉靖朝的曆史背景，客觀評價一下其人。
    這有點和稀泥的味道，但殿內雙方聽了這話，好歹是偃旗息鼓：“陛下聖明！”
    栗在庭達成目的，也是心滿意足：“陛下聖明！”
    朱翊鈞繼續說道：“定安伯曾與朕言，倭寇乃是厲行海禁，而影響沿海百姓日常活路的結果。”
    這是高拱一力推行隆慶開海的共識基礎，倭寇為患乃海禁所致，海禁一日不廢，倭患一日不寧。
    群臣都是隆慶朝過來，對這說法自然沒有二話。
    皇帝這就是給汪直翻案了——人是好人，大環境逼的，觸犯國法也是可憐可惜。
    “朕聽聞，當初胡宗憲讓汪直之子向日本去信其父，汪直回信曰，兒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來，闔門死矣。”
    “但即便如此，互市之諾一出，汪直依舊倒戈卸甲，以禮來降。”
    “乃至獄中仍在進言皇祖，如仁慈恩宥，得效犬馬微勞馳驅，浙江定海外長塗等港，仍如廣中事例，通關納稅，又使不失貢期雲雲。”
    汪直終其一生都在努力實現他的互市理想。
    如果跳出那段曆史來看，汪直就是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是資本主義在嘉靖朝嚐試發展的先鋒人物。
    當然，想歸想，朱翊鈞不會這麽說。
    他頓了頓，蓋棺定論道：“所謂死得其所，朕姑且以逼促國朝，通關納稅等事，追封汪直為五船子！”
    話音一落，張瀚便悶哼一聲，頗有憋出內傷的感覺。
    栗在庭貼心追問道：“陛下，要襲與其子麽？”
    朱翊鈞愣了愣，旋即擺手否決道：“讓其後人安穩度日罷。”
    做表態的事，沒必要給人子嗣架起來。
    否則，人家胡宗憲也不是沒後人，來來回回翻案誰受得了？
    朱翊鈞看向朱衡：“朱卿也看到了，福建眼見便要通航，緊接著定然是效鄭和舊事，不知工部何時能交付大船？”
    沒有開放民營後，官營隻能看著的道理。
    皇商也要加入這個非充分競爭市場！
    朱衡聞言，立馬來了精神：“陛下，開春後有幾次近海試航，空載、滿載、半載，若是沒問題，預計春夏之交便可交付。”
    朱翊鈞對朱衡還是很放心的，追問道：“在哪裏下水？”
    朱衡點了點頭：“寶船長十五丈，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運河下不了船，隻能在海港廠內組裝後下水。”
    “目前定在淮安港，正可北上天津港，南下福建港，試上一個來回沒問題後，便從可出海遠洋。”
    朱翊鈞聽了朱衡這話，暗暗有些可惜。
    若是遠洋寶船天津港下水，他還能力排眾議，跑去剪彩湊個熱鬧，淮安港還是太遠了。
    他隻好擺了擺手，略過這事：“遠洋人選，以及路線都一並說了罷。”
    殷正茂聞言，當即見縫插針，趁勢開口：“陛下，臣此前總督兩廣時，招納數營，深諳水性海情，可以……”
    汪宗伊絲毫不給麵子地開口打斷了殷正茂：“大司馬在兩廣素有廉名，這種貿易來往的事還是莫要薦人了。”
    殷正茂一滯。
    他在坊間以貪汙聞名，如今被當麵說起反話，著實堵得慌。
    他有些辯駁，又不便開口，隻嘀咕抱怨了一句：“不破家攬財怎麽發餉，站著說話不腰疼。”
    “咳咳。”
    朱翊鈞輕咳一聲：“好了，此事便以司禮監孫隆為首，靖海伯朱時泰護航。”
    話音剛落，一旁的孫隆麵露狂喜，大冬天鼻腔下竟然冒出陣陣白氣。
    申時行瞥了一眼，這些太監夢裏都想著學鄭和，眼下有這機會，真是八輩子修來的福分。
    他搖了搖頭，甩出多餘的想法：“陛下，航線的話，上次廷議初步議定，自天津港至朝鮮，行由日本，至絕島而返，經萬裏石塘泊於福建。”
    萬裏石塘就是南海。
    遠洋都是帶著任務的，第一趟賺不賺錢可以放在次要，耀武揚威決計不能少，說什麽也要路過一番。
    朱翊鈞自無不可，隻要去日本就夠了。
    至於差使，他自然會給孫隆與朱時泰留下密函——朱翊鈞也不太記得日本銀礦在哪兒了，總得勘探一番。
    不管怎麽說，度田之後就要稅改了。
    稅改少不了本錢，無論如何，日本的銀礦必須盡快著手開采了。
    “那就按這樣罷。”
    朱翊鈞擺了擺手，朝朱衡又囑咐了一句案卷歸檔的事後，便結束了這個議題。
    眾人議事的功夫，日頭逐漸高起。
    等到議罷海運事後，便已經穩穩懸掛在了中天。
    隨著群臣們肚子咕嚕作響，自然要勞逸結合，免得熬壞老頭。
    一頓簡單的禦膳，如期而至。
    年會共進午膳也成不大不小的傳統了，群臣沒有推辭，一邊閑聊，一邊用起膳來。
    沒有浪費多少時間，大家很快吃了頓便飯，便再度各就各位，繼續共商國是。
    “貴州兩廣等地改土歸流之事，諸卿怎麽說？”朱翊鈞將飯後茶水一飲而盡，清著腸胃。
    土就是土司，流就是流官。
    所謂改土歸流，就是從土司世襲製度，設州劃縣，任命流官。
    當然，清查戶口、丈量土地、核實賦稅等工作，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說到此事，溫純突然起身：“陛下，思播田楊，兩廣岑黃，彼輩世襲數百年，已然尾大不掉了。”
    “如今國庫日漸充盈，改土歸流，勢在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