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實自從東漢章帝之後，漢朝便朝著一個不可挽回的結局欣然邁步。苟延殘喘的東漢，能夠在這樣的一個時局中支持起來，主要還是依靠著外戚中如鄧太後、梁太後等優秀人物給這個行將就木的政權注入一劑良藥。
    劉氏衰微，為了維持漢帝國的統治，便一直上演著一個使人感慨的單調場景，第一批新貴靠女人的關係煊赫上台，昂首闊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場被殺掉。第二批新貴也靠女人的關係煊赫上台，昂首闊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場，也都被殺掉。以後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陸陸續續，讓人眼花繚亂。外戚中的這些非常聰明的才智之士，如竇憲，不可能對於漢朝的衰微毫無警覺，他們的存在不過是曆史的一個過客，終究挽回不了大局。但權力的迷惑太大，使他們自以為可以控製局勢。
    直到宦官專權，士大夫階級的逐漸崛起，這種皇權和外戚之權的爭鬥才變換成另一種形勢，要麽結盟，要麽刀兵相見。其實士大夫比宦官執掌大權的時間更久遠，但卻很難聯合起來。而宦官則因為具有共同的誌趣，靠近桓帝，身居後宮，而具備一定的天時地利。自桓帝劉誌開始，宦官便積極參與皇朝大權的爭奪，在這一過程中，宦官也以正式官員的身份而得以囂張禁苑、跋扈朝野。此外，他們的親友，也跟著雞犬升天。這些新貴跟宦官一樣，除了貪汙和弄權外，什麽本事也沒有。外戚中還有很多製約，而宦官則限於皇宮內部，很少私自出宮，因而這些新貴比外戚和宦官當權所表現的還要惡劣。士大夫階層因此受到更重大的傷害，限於自己的力量，隻能暫時尋求與外戚聯合，把目標指向宦官。他們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權力，對宦官采取流血對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強烈的反應，中國遂開始了第一次宦官時代。從公元159年十三個宦官封侯，到公元189年宦官全體被殺，共三十一年。
    宦官跟士大夫間的鬥爭，血腥而慘烈。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一則是宦官天生的生理缺陷，導致其心理上的不平衡；二則是在現實世界中，宦官本來就一直被士大夫和外戚壓製著，在更多的場合，飽受著侮辱和欺淩，因而造成了他們內心極重的報複心理，一旦他們大權在握，便會肆無忌憚、不計後果地向對立階級發動進攻。造成的後果，也必當是殘酷而慘重的。
    第一次黨錮之禍之後，士大夫階級受到了極大的打壓，但也成就了很多人物。一時之間，賢士之名，名滿天下，其中以李膺最具代表性。李膺被迫害之後，威信更高，被儒生譽為“八俊”之首。這無疑是對宦官集團的不滿和蔑視。
    及至靈帝即位，對於宦官更加依賴。他曾指著兩名惡名昭彰的宦官說：“張讓是我父，趙忠是我母。”小到日常政務，大到人事遴選，幾乎全部委於自己寵幸的張讓、趙忠等十人，人稱“十常侍”。
    這些宦官抓住了靈帝年幼無知、昏聵無能的契機，大獻殷勤，將皇帝置於掌中。為了讓身居內宮的靈帝能夠玩樂高興，宦官專門在外組織了一場“選美”活動，隻不過這次選的不是美人，而是俊美的驢子。最終有四匹驢子得以進入皇宮大內，成為皇帝的玩樂之物。靈帝從小金玉之身，十二歲之後又被送到皇宮，哪裏有機會能夠見到一頭驢子，因而一見之下，如見天上神物，喜不自勝、愛愈至寶。隨即宦官又為皇帝招來一架驢車，供其玩樂。起初還有駕車之人，後來靈帝失去興趣，便自己來駕車。這件事情不知不覺便傳到民間，京城許多達官貴人問詢，不但沒有引起他們的醒覺，反而爭相效仿，以為時尚，一時民間驢子成為最為炙手可熱之物，價格陡漲。
    靈帝畢竟隻是一個少年，許多事情也隻不過出於好奇之心。然而宦官如此，則是放縱靈帝成為一個昏庸無能之人。靈帝自然沒有任何覺察。不久，靈帝便失去了駕駛驢車的興趣，宦官見此，靈機一動，忙找來一隻狗，戴上賢冠、穿朝服、佩綬帶，大搖大擺地上了朝。待靈帝認出乃一狗時，不禁拍掌大笑，讚道：“好一個狗官。”
    古語有雲：“士可殺不可辱！”言者無意，聽者有心，這不是變著方的辱罵群臣百官嗎？然而宦官專權，皇帝尚且不過是他們手中一個傀儡，雖然大多數人不堪忍受此等奇恥大辱，卻隻能心中怨憤，敢怒不敢言。
    無獨有偶，在朝堂之上，宦官胡作非為；在地方郡縣，宦官及其家人更是無法無天。宦官侯覽此時已經是位居高官，但他卻並不滿足。當他回到自己的家鄉之時，大肆地侵占百姓的土地，用以修建亭台樓閣，供個人享受。百姓不滿其作為，便向縣官告發了這件事情，縣官見侯覽勢大，不但不為民申冤，反而將之告訴了侯覽。侯覽知曉了這件事情，亦沒有絲毫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將被侵占田地的百姓都趕出了自己居住的地方，並揚言如果敢回來，便以亂黨論處。一時之間，許多百姓流離失所，一片天怒人怨。
    此事恰巧被督郵張儉發現，張儉為人正直，為官清廉，最恨宦官亂權、殘害百姓，遂上書彈劾，要求靈帝懲辦侯覽。此時此刻，靈帝正在其樂無窮地恣意縱樂，刑罰行政皆掌握在宦官的手中，此書還沒到靈帝手中，便被侯覽扣下，並指使人誣告張儉聯絡黨人，圖謀不軌。在宦官的授意下，靈帝下令討捕張儉等人，宦官曹節趁機奏捕李膺、範滂等人，說他們蛇鼠一窩、結黨營私、意圖謀害皇帝，攫取軍政大權。皇帝聞言，當即大怒，派遣禁軍連夜封鎖城門，同時遣人前去抓捕李膺等人。可歎他們還沒有任何覺察，便身陷獄中，負責刑獄的太尉一職此刻也是形同虛設，皇帝直接下令，將抓捕起來的六七百人要麽流放，要麽關押獄中。不久，曹節等人又向靈帝進獻讒言，說在洛陽城中，士大夫一黨還培植了很大一批潛在的勢力，隻要時機成熟，他們就能身居高官，把持朝政，這批勢力就是太學學生。他們門閥觀念極重，對於自己的恩師可謂言聽計從，如李膺、範滂等輩，在太學之中皆是威信很大，黨羽眾多。
    門第形成之後，行業之間的跨越就變成單向性的，即一個士大夫可能被貶謫而成為一個手工業者，但是一個農民是不可能躍上枝頭，麻雀變鳳凰的。一個士大夫的門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數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為高低的標準。像楊震，四代中出了三個宰相（四世三公）。這種門第，受到社會普遍的羨慕和崇敬。
    門閥觀念從當時就一直延續，它強固地維持士大夫階層千年不墜，直到二十世紀初期的晚清政府，門閥都在中國曆史上發生普遍的影響。
    漢桓帝即位之後，政治雖然腐敗，但首都洛陽的太學學生，卻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訓練下一代的士大夫，既為了江山社稷的穩定也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所以積極支持太學的擴充。到漢桓帝統治中期之時，太學生已多達三萬餘人。這些太學學生，在學業完成之後，大多會成為漢朝未來的官員，因而為了謀求升遷之道，尋求治國經驗，他們不可避免地會跟政府中已成為士大夫的現任官員們交往密切。談論儒家學派的典籍是其必不可少的內容，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有心和無意之間，他們也必定會談論到現實政治。好像新聞記者或政治評論家，他們對人物的讚揚或抨擊，形成一種有影響力的輿論，在很多情況下可以左右朝局的變動和國家形式的發展。
    恰在此時，太學之中見李膺、範滂被捕，義憤之下，出言誹謗，寫詩賦諷刺宦官朝政。正好為宦官打擊太學學生提供了理由。在宦官的蠱惑下，靈帝下令拘捕了太學生一千多人。
    熹平六年（公元177年），永昌太守曹鸞見宦官如此作為，朝中大臣大多受到打壓，整個漢室幾乎無人可用，遂上書要求赦免黨人。靈帝沒有多少主見，便叫來宦官參詳，宦官認為這是替黨人翻案，言辭直指皇朝大計。如果翻案成功，天下人便會說皇帝冤枉忠臣，不辨是非，支持靈帝的宦官也會遭受致命打擊。靈帝聞言，覺得很有道理，他雖然比較同情士大夫，但當危機到自己的安危之時，也隻能暫時將事情壓下。可他沒有料到，宦官們竟然將曹鸞活活打死，然後又下令禁錮黨人，株連親屬，把對黨人的迫害活動推向了高潮。經過這場浩劫，天下儒生幾乎被一網打盡。
    應該說，這次天下儒生與宦官奪權的鬥爭，如果能夠取得成功，或許能夠成為漢朝重新崛起的一次契機。可惜，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黨人對於宦官的勢力錯誤估計，因而沒有在最恰當的時機，給予他們最致命的打擊。此外，他們沒有意識到，宦官力量的基礎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因而並不穩固。如果士大夫階層稍為講究一下方法，那麽矯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會變得非常容易。可是士大夫領袖人物，所憑恃的卻隻是道德上的義憤填膺，所以終於釀成了黨錮之禍，而整個局勢也糜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