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省政十年建設計劃”評述
    內容提要：閻錫山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為推動山西經濟和近代工業的發展起到了積級作用，窄軌鐵路是舊山西的一個特點，那麽，閻錫山為什麽要修窄軌鐵路，選擇窄軌有什麽樣優點，請看閻錫山“省政十年建設計劃”評述：
    1932年，山西省政府製定的“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是民國時期閻錫山為鞏固自己的統治、壯大地方的實力、維持自己的地位，在山西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采取的一項重大舉措。它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當時山西經濟的發展，客觀上為初期抗戰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探討“省政十年建設計劃”的製定和實施，無論對民國經濟史的研究，還是對抗戰史的研究，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1932年4月12日，根據閻錫山“造產救國”的思想，山西成立了“省政設計委員會”。設計委員會以閻錫山為委員長，在閻錫山的親自指導下，開始著手進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的設計工作。
    “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編定後，自1933年開始“遵照實施”，從此，山西進入十年省政建設時期。“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麵，但發展最為突出的是省營經濟。這其中包括成立四銀行號和實物準備庫；修築同蒲鐵路；創辦西北實業公司等。為了“扶助社會辦理之實業事項和發展公營事業”，閻錫山設立山西省公營事業董事會用以領導發展公營事業。此後，山西的官辦經濟在原有的基礎上迅速發展起來。
    開始於1932年，以“造產救國”為主題的省政建設，雖然在它的計劃案中政治經濟無所不及，但是真正付諸實施的卻主要是經濟建設，更準確地說是所謂“公營”事業（亦即官辦經濟）的建設。客觀地說，適逢其時的“省政建設”對於山西經濟從中原大戰的沉重打擊中擺脫出來，走上近代工業的發展之路，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
    改組整理山西省銀行，設立墾業、鐵路、鹽業等專業銀號，不僅重新確立了省銀行應有的信用，而且進一步改變了山西金融業單一化的狀況，形成了以山西省銀行為主體，輔之以各種專業銀行，共同“調劑全省金融，扶助經濟建設”的金融格局。四銀行號加上後來設立的“實物準備庫”，相輔相成――銀行號為實物庫提供貨幣資金，實物庫用銀行號提供的貨幣資金收購實物，然後反過來為銀行號發行貨幣做實物保證――為省政建設提供了必要的資金。據統計，“到1937年日軍侵入山西時，山西省銀行發行的新省鈔達2500多萬元，鐵路銀號發行紙幣達1000餘萬元，墾業、鹽業兩銀號各發行500餘萬元，四種紙幣達4500餘萬元”。正是這些依靠官辦信用大量發行的紙幣支撐起了山西公營事業名義下（包括同蒲鐵路、西北實業公司在內）的一係列建設事業。
    同蒲鐵路貫通山西南北，堪稱山西交通主動脈。它的建成對山西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麵的積極影響無疑是不能否認的。這條鐵路北可以聯絡平綏，南可以銜接隴海，東經正太以通平漢，西由太磧以達黃河，對於三晉的交通，綏蒙的發展，冀豫陝蜀的聯絡，以及對於中央及地方經濟、政治、軍事都有著重大影響。
    閻錫山擔任“晉綏兵工築路總指揮部”總指揮，他一開始就說：“我願此次修一最經濟之鐵路。何為最經濟？即堅固與省錢兩者兼顧是也。”以經濟為原則，“同蒲鐵路的測量定線工作，將近六年（按：包括中原大戰前的兩次測量），有的路段測量三四次，甚至六七次，雖費時費力，卻找到了經濟合理的線路。如繞開石嶺關、雁門關，另選新線，雖多走路程，卻躲開了艱巨的穀橋、隧道、深挖、高填等工程，經費大省，效益大增。”“以經濟為原則，同蒲鐵路援引正太鐵路的成例采取法式窄軌。開工之前，通過對當時所有八種規格的鐵軌的測算得知：如修每米38千克的寬軌，全線需要投資9000萬元。經調查同蒲鐵路沿線貨運量每年約四萬噸公裏，連同客運段收入（旅客7500萬人公裏），每年總計約350萬元。如果以運量每年增加30％計算，除去利息、支出，損益扣底，50年內不但賺不了錢，累計還要虧損37.43億元。而改修窄軌則成本大大降低，能夠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資僅需3400萬元。二十年內除收回全部投資外，並可盈利670萬元；五十年內約可賺回30.63億元。”一正一負相距甚遠。也正是因為以經濟為原則，同蒲鐵路是以最省錢的辦法修成的。據統計：“同蒲鐵路的修築費，南段為800萬元，長以500公裏計，每公裏平均為1.6萬元。北段為852萬元，長以350公裏計，每公裏平均為2.4萬元。全線為1650萬元，長以850公裏計，平均每公裏為2萬元。”不及前此計算的寬軌鐵路所需費用9000萬元的20％。
    兵工築路是修築同蒲鐵路的特色之一，因此築路的指揮機關被稱之為“晉綏兵工築路總指揮部”名符其實。同蒲鐵路修築過程中的所有土石方工程都是由兵工承擔的。參加過同蒲築路的晉綏軍部隊計有第六十六師、六十九師、七十一師。七十二師，正太護路軍，炮兵獨立第一旅，以及各師旅中的工兵，約三萬餘地參加築路的士兵因有部隊薪餉，所以隻發給少量津貼，較之雇傭民工費用自然要省出許多。同時實行多勞多得，超額有獎，士兵也有一定的積極性。成建製的部隊開到築路工地，較之散漫的民工又有著效率高的優勢。除此之外，還特設兵工築路傳習所，主要由編餘軍官內招收學員，培養築路技術人員和行車人員，成為軍地兩用人才，既解決了施工技術人員缺乏的問題，又使一部分編餘軍官學有所長。對此，閻錫山曾經得意地說：“兵工築路，不但在我省是創舉，即在全國亦是創舉。這件事如果做好，在國家可以化不生產者為生產者，在軍人可以化單純職業為複式職業。”
    西北實業公司在短短的幾年中迅速崛起，發展成為包括鋼鐵、燃料、電力、機械、化學、建材、紡織、兵工、造紙、卷煙、火柴、皮革、麵粉等輕重工業、國防工業在內，擁有兩萬員工的大型工業企業。其中，不少門類在山西占有了壟斷的地位――卷煙廠、化學工廠、洋灰廠等均在全省獨樹一幟；西北毛織廠，在全省毛織業中資本額占到90.6％職工人數占到65.3％，年產值占到85.2％；西北火柴廠，在全省火柴業中資本額占到58.1％，職工人數占到52.4％，年產值占到49.8％；全省17家較大的發電廠裝機容量共達24454千瓦，西北實業公司發電廠的裝機容量為4580千瓦，占到全省裝機總容量的18.73％，如果連同西北造紙廠、西北煉鋼廠、興農酒精廠共11620千瓦的裝機容量，其發電總容量即占到全省總裝機容量的66.2％，從而不僅居於山西國民經濟的主導地位，而且在全國經濟中也占有相當的比重。根據南京國民政府對“1928――1936年全國最重要工業”的統計：全國時有產業工人405509人，西北實業公司1936年的工人總數是18597人，占到全國工人總數的4.69％，其中機器業工人17065人，而西北實業公司的機器業工人（包括10個相關廠）共有6843人，占到全國機器業工人總數的40％；全國2826家最量要工廠共有資本3.129億元（國幣），每廠平均擁有資本11萬元，西北實業公司1936年所有的33廠，共有資本0.22億元，廠均資本達到66.66萬元，大大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
    西北實業公司不僅門類齊全，而且有較高的技術含量；其產品不僅供應省內市場，而且還外銷他省。煉鋼廠“可煉製co高速度鋼、mo高速度鋼、wgrv鋼。nigr鋼、simngr鋼等48個合金鋼種，在全國首屈一指；唐山水泥廠、琉璃河水泥廠、黃石華新水泥廠、廣州西都士敏土廠，球磨粉碎設備用的高鐳鋼鑄件，資源委員會天津機器廠所需之柴油機曲軸，悉由太原供給；工作母機和紡織機械遠銷甘肅、四川等地；毛毯、毛呢、毛線，銷往京、津、青、滬沿海。”這無疑在奠定山西近代工業之基礎，促進山西經濟之發展，增強山西之國防力量諸多方麵客觀上起了一些積極的作用。這些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在閻錫山為公司規定的“自產、自用、自足”的“三自”原則影響下，逐漸形成一個規模可觀、門類齊全的基礎工業體係。從而，在鋼鐵工業、機械工業、化學工業、紡織工業、卷煙業等方麵，為山西近代工業起了奠基的作用。西北實業公司時期形成的以重工業、機械工業為主的工業格局，一直延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建國初，太原作為我國重要的重工業城市的地位，就是從西北實業公司時期開始奠定的。
    其次，西北實業公司十分注重網羅人才、培養自己的經營管理和業務技術骨幹。久而久之，公司薈萃了一大批技術骨幹和管理人才。從公司經理到各處處長、分廠廠長，都是留學國外或由國內各大專院校畢業學有專長的專門人才。課長和課長以下職員，也大部出身於高等學校或中等專業學校。“僅以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為例，西北實業公司共有工程技術人員794人，其中留學國外者26人，國內大學畢業者249人，中等專業學校畢業者519人。”這些人才和骨幹直至本世紀五六十年代，仍然活躍在海內外工業界，有的還頗有建樹。
    第三，西北實業公司創辦之初，因為閻錫山對南京國民政府有“不再擴充實力，不造軍火”的承諾，以生產民品為主。但是在不斷擴大民品生產的同時，並沒有停止軍火的生產，隻是由於民品生產的相對增加而使其軍火生產在整個工業中所占比重不斷下降而已。以軍火生產為基礎，繁衍而來的西北實業公司，在新的形勢下，雖大部轉產民品，但軍火生產始終是其“保留項目”。1936年以後，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公司適時地改組成立了西北製造廠，加大了軍火生產。據統計，自此開始，到1937年11月太原淪陷，西北實業公司屬下的軍火生產廠所生產的軍火就足以裝備30個步兵師和4個炮兵師。值此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華民族麵臨亡國滅種危機的曆史關頭，公司客觀上為我國增強了抵禦外侮的能力。
    當然，從整體上看，西北實業公司為發展自己，在閻錫山政權支持下，直接或間接地對廣大工人和農民形成的盤剝，采取各種手段對中小資產階級的形成的排擠和打擊，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山西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山西農業生產的停滯不前，山西私營民族工商業的由盛而衰，都與此有著很大關係。
    摘自《滄桑》，1999年第3期，作者：李靜萍、任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