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苗疆土司與苗族的關係之前，有必要先弄清兩個容易混淆的概念，那就是“苗疆土司”和“苗族土司”。簡言之，凡苗族聚居區的土司均為“苗疆土司”，在這些土司中，由苗族充任的土司稱為“苗族土司”。苗疆土司的外延，與苗疆的地域相重合；本文所說的苗疆，即苗族東部方言區，也就是史籍所稱的紅苗生息地。這塊苗疆的地域如何？請看諸種史籍皆相同的記載：“紅苗原出銅仁府，其族甚繁。東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頭、平茶、酉陽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陽、東南至五寨司、經線三百裏，緯線一百二十裏，周千一百二十裏，皆其族所居之所。”
    按現在的地圖計算，這塊苗族聚居區的經線為360華裏，緯線240華裏，周圍1200華裏，麵積21600平方公裏，內含銅仁、鬆桃、秀山、酉陽、沅陵、瀘溪、吉首、古丈、花垣、保靖、鳳凰、麻陽等12個縣市。除此之外，永順、龍山、桑植、大庸、以及鄂西邊緣縣份，尚有紅苗寨落。
    這塊在曆史上定格的苗疆，其地域一直保持相對穩定。明朝開國之後就著力於對苗族的鎮撫，但37年後酉陽的生苗才開始歸附。《明史》記載：“永樂三年（1405年），指揮丁能、杜福撫諭亞堅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戶，各遣子入朝，命隸酉陽宣撫司。”到了光緒八年（1882年），官方鐫刻的《移建安化縣碑記》仍稱“黔之東銅思所屬有梵淨山，高聳數千仞，綿延數百裏，向為苗人所居。”
    在這塊土地上，統轄苗眾的中小土司多由苗人充當，而擔承治理責任的大土司，則多由漢人擔任。民國二十年（1931年）編撰的《沅陵縣誌》，依舊沿引史籍的記載來陳述這種史實。該誌有曰：“蠻部（指苗族）各有酋長，其酋皆各相雄長，不能統一。漢人之才智狡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結合諸酋，使之承奉其號令。溪州之氏，蓋漢人而為群蠻之所推尊者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對這種史實有了新的說法。潘光旦教授在他的洋洋十餘萬言的專題報告中講：“‘土司’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擔任的‘土官’”改變了土司的內涵以後，對於它的構成成分，潘說：“元代以來，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當的”。盡管還有點閃爍其詞，可他最後還是勇敢地過渡到預定的結論上，那就是：“元、明、清三代實行所謂‘土司’製度，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間‘改土歸流’為止，大小‘土司’幾乎全部由‘土家’人承當，對當地的苗族，代表中原統治者經常‘約束’，隨時鎮壓。”
    曆史果真如此嗎？
    曆史上，漢族大土司對苗族沒有起到“約束”和鎮壓作用。那位創導修築長城來防禦苗族的蔡複一，在公文中曾經強調過這種事實。
    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人，萬曆進士，幾次升遷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撫貴州，後總督貴州、雲南、湖北軍務。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蔡任湖廣參政，分守湖北，帶管辰沅兵備道，駐節沅州（今芷江縣）。他在《邊防條又議》“責擔承”那段中寫道：“永順（土司）約束鎮苗，保靖（土司）約束竿苗，每歲俱有擔承認結到部，苗哨原設有撫苗防守舍巴頭目，月食稟糧……今則擔承毫無實效，認結隻屬虛文。就中草苗猖獗尤甚，曆數冬春二季入犯，十（之）三鎮苗，而十（之）七竿苗也。”不僅“受國恩世有爵土的”永順、保靖兩宣慰司奈何不得鎮竿生苗，就連專事屯戍的營哨兵也如同虛設。明代官員馬協在同類的公文中寫道：“（哨官）不為自強之計，甘為媚苗之術。”“……真所謂畏苗如虎，自視如鼠也。”
    這種情況到了清朝依然沒有甚麽改變。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廣總督郭（左王右秀）在反映苗疆情勢與防務的奏章中寫道：“曆任督撫提鎮諸臣，止議永順、保靖二土司分寨撫管，土司相距頗遙，且兵未經製，止可偶供征用，未便其永遠撫管。”十年後，湖南巡撫趙申喬在《題六裏苗民歸鎮溪所乾州同知撫管疏》中指出，土司的擔承“毫無實濟”。該疏曰：“鎮竿有鎮苗、竿苗之分，鎮苗向係鎮溪所管撫，竿苗即紅苗，向係竿子坪長官司撫管。前明以鎮苗令永順司擔承，竿苗令保靖司擔承，苗乃叛服無常，二土司有擔承之名，毫無實濟”。就是這道奏疏，取消了永保兩土司擔承“約束”苗族的虛名，改土歸流。
    為何漢族土司無法約束苗民？其原因主要有三點。
    一是苗族的社會結構與其他民族不同。苗族是個崇尚自由、強調自我意識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實力的強弱來決定，無精神方麵的因素，所以其社會管理框架屬多係統的不穩定型結構，由於不是穩固的寶塔形模式，使異族統治者無法提綱摯領。關於這點，史籍中有許多記載。明代曾任貴州巡撫的郭子章在《黔記?諸夷》中寫道：“諸苗夷有囤峒而無城廓，有頭目而無君長。”清代鳳凰敬修書院山長孫均銓在《苗蠻辨》中寫道：“蠻猶有上下之分，苗則無所統紀。”關於苗族社會的特點，《永綏廳誌》有比較詳細的記述：“生苗各分寨落……有部落無酋長，其俗不以人命為重，寨中有父子兄弟數人數十人，強梁健鬥或能見官講客話者，則寨中畏之，共推為寨長；如寨中再有一人一戶，則又各自為黨。或一寨一長或一寨數長，皆以盛衰強弱迭更易，不如他部之有酋長世受統轄也。”
    二是苗族的生存環境，外族難以適應。漵浦人嚴如煜，嘉慶元年（1796年）征舉孝廉方正，廷試第一，以知縣試用陝西，後隨軍到湘西鎮壓苗民起義，著有《苗防備覽》、《苗疆風俗考》等多種關於苗族的文獻。他在《總論苗境事宜務為築堡議》中寫道：“……又溪澗之水，夫馬既多，腥穢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洌者，俱為岩漿，極寒，敗人脾胃，兵役飲之，水土不服，多生瘧痢二疾，或癆黃腫，四肢無力，地勢使之然也。”
    三是苗人的戰術鬥技，精於他族，難以製服。對此，嚴如煜在他那篇《議》中寫道：“他省近邊夷人，以弓弩為武器，易為遮禦。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人五六歲即習鳥槍，種山趕場，寸步不離。”嚴氏還說苗地向產土磺、洞硝，苗人配製火藥的技術“精於內地”，“放火器非諸夷所能及。”關於苗人的戰術，嚴氏寫道：“我軍施放火炮，彼則挖坎伏避；即不能避，而三五分隊，中斃者亦少。”為讓官軍高度重視苗人的戰術，《苗防雜識》在印證了嚴氏的記述後寫道：“（苗）遇敵必先擇土坎岩窠，伏身暗中，放槍後，即從莽草中退十餘步潛避他所，以防反擊。”它的結論是“苗人火槍最難提防。”
    嚴如煜在《議》中還寫道：“苗人所居之險，猱崖猿壁，非人跡所能到。外間勁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動，安能與之追躡？”而苗人在這種險竣的山地又表現如何呢？請看《乾州廳誌》的記載：“而苗人走崖穀往來如猱，或明東暗西，堤防少疏，一營有事，數營震動矣。”
    古代苗族社會的各種條件決定，大土司以下的中小土司大部分得由苗族來充任，因為隻有他們才能對苗族起到一定的統轄和約束作用。至於“大小‘土司’幾乎全部由‘土家’人承當”的說法，隻是潘光旦教授個人的認定，並非曆史的真象。但是，這種說法卻被少數學者當成科學論斷，將人導入誤區。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其原因主要是“五姓真苗說”的影響，以及圖解民族壓迫的結果。
    “五姓真苗說”人為地縮小了苗族的範疇，使我們把一些苗族土司作為異族。此說先見於孫均銓的《苗蠻辨》，其中有曰：“其時蠻中大姓則有彭氏、舒氏、向氏、冉氏、田氏，各有分土，中環五種土酋，有石、隴、吳、麻等姓，今苗姓有此，疑即是苗。”到了嘉慶年間，嚴如煜在《平苗議》中寫道：“統計三種苗，惟吳、龍、石、麻、廖五姓為真苗，其歐陽、彭、洪等姓乃外民入贅，習其俗久遂成族類。”這就把五種土酋為苗的說法深化為“五姓為真苗”，即五姓真苗說。此說被後人承襲，謬誤留傳後世。其實苗族自己就有削、沒（羋）、邊（卞）、管、卡、來（萊）、刊等七大苗姓，他們使用的漢姓不計其數，若按多少來決定大小的話，那彭、向、田也是苗族中的大姓。關於這些情況，筆者曾在《紅苗姓氏與風俗》中作了比較詳細和闡述（見《吉首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
    按照現代的觀點，為了體現民族壓迫，苗疆土司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分子，把它們都視為異族是不會引起非議的。也就是說，至少苗族學者不會去關注這種界定是否客觀。另一方麵，由於“土司”與“土家”早先就被潘光旦混為一談，於是那種界定又容易被人渲染，這樣，就弄得苗疆土司中似乎不存在苗族土司了。
    為了矯正視聽，我們還是來正視一下史實。先談幾個沒有爭議之處的苗族土司。
    吳畢朗，明宣德年間為竿子坪長官司土司，宣德五年（1430年）率苗眾造反。
    廖彪，明永樂三年（1405年）為竿子坪長官司土司，曾與其他苗族土司一起遣子入朝進貢。
    楊二，明洪武初年的“盧溪苗長”。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盧溪縣的轄區很寬，包括如今的瀘溪、花垣、吉首三縣市，以及古丈、鳳凰的部分地區，那時，朝廷企圖對該縣的苗民實施籍戶口、派賦稅的統治措施，引起苗民的反抗。為了平息苗疆的騷亂，“盧溪縣主簿孫應龍入峒招渝，領苗長楊二赴奏，準輕賦，始割上五都蠻民分為十裏，置鎮溪軍民千戶所，隸辰州衛。”關於此事，《明史》、《湖南通誌》，以及湘西的多種地方史誌均有記載。楊二進京麵聖的結果是：要苗民繳納的一萬一千石糧食減去一萬石，對盧溪苗民分而治之，割124寨為十裏，為清康熙年間永綏廳（上六裏今花垣縣）、乾州廳（下四裏，今吉首市）的問世鑄定雛形。鎮撫十裏苗民的鎮溪軍民千戶所建置後，楊二和其他“苗之渠首”被任命為百夫長，以約束苗民。
    至於田姓土司中是否有苗族土司，有兩種不同的說法。關於首任田姓土司田儒銘的族屬，筆者在《紅苗姓氏與風俗》中已舉證說明他是苗族，此處不再重複。為證實那種說明並非妄斷，下麵以《湖南通誌》和乾州、鳳凰、芷江三廳縣的誌書記載，再鋪陳兩位田姓土司的情況，從中亦可見苗族土司的特征――叛服無常。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都指揮邵鑒誣謅竿子坪烏牌寨（屬今鳳凰縣）苗人隴老恰、隴黨叟，稱其替川黔叛苗窩髒。於是鎮竿守備陳表令土司田興爵誘出二苗，解辰沅備道府衙（今芷江）監候。十八年（1539年），隴母叟因其父隴老恰屈死獄中，遂率苗眾造反，守備陳表被彈劾離職。第二年，雅酉寨（屬今花垣縣）苗頭隴求兒，乘勢邀集川黔苗眾造反。是年，田興爵與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統領所部土兵，隨大隊軍官到暴木營（鳳凰縣禾庫鎮吉寅村）參予剿撫造反苗民。史籍所稱之“土兵”，實為鳳凰、吉首、花垣三地的苗兵。由於二田的作用，官軍得以利用廖羊保等苗族頭人四處招諭，用“撫”的辦法使戰役盡快結束。這時，田興爵、田應朝是站在朝廷的立場上，發揮土司的職能，以苗剿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田興爵因開罪官府被關押在辰州（今沅陵縣）獄中，後經一些苗人暗中賄賂官吏將其救出，藏於生苗腹地臘爾山。第二年，田興爵便率領苗眾稱兵反叛。田是一條無情無義的色狼，他仗勢到處奸淫婦女，並恩將仇報，虐待營救自己出獄的苗人。這家夥，有一次到土官隆歹家，因“呼其婦不至”，便把土官為求子而用來祭祖的豬殺了。後來，因為滿足色欲，強奪阿留弟媳，“負以牛，將入山”。這時，土官隆歹率領被虐之苗眾一齊殺來，田見寡不敵眾，“乃挾刀且戰且走”。從田興爵在臘爾山苗寨的種種表現可以看出，這位土司是通苗語、諳苗情的，否則，就不會有“呼其婦不至”的情節，也不敢獨自用牛馱上美婦人入山享樂，尤其是他敢於“且戰且走”，獨自在生苗腹地闖蕩。就是到了四五十年代，整連整排荷槍實彈的軍隊，若沒有苗族作向導，也是不敢闖進臘爾山的
    就在田興爵狼奔鼠竄的時候，平頭（屬今鬆桃縣）長官司土官攜帶印信與“所部諸苗逃奔蠟爾”。原因是苗族群眾拖欠賦稅，並在銅仁知府督催繳納時逃亡他鄉，於是知府責成土司償還，土司也隻得一走了之。當平頭土司與所率之苗同田興爵相遇後，便聯合稱兵造反，“圍麻陽縣，執知縣，官軍討之不能克”（見《乾州廳誌》，上同）。這時，田興爵又完全背叛了朝廷。
    就在田興爵稱兵造反時，田應朝仍然在為朝廷效力，在副將都禦史萬鏜的統率下，參予剿撫“湖廣蠟爾山蠻叛”（見《明史》）。萬鏜采納了田應朝的計策，軟硬兼施，對苗族首領曉以厲害，誘以利祿，後來如《湖南通誌》所載：“鎮溪土司田應朝等，招出（隴）求兒等五十餘人。”餘下苗眾，被官軍各個擊破，苗疆得到短時期的安靜。
    站在官方的立場上，各種史料一方麵承認田應朝的能量，一方麵又說他“狡黠多詐”。確實如此，作為異族，田應朝沒有孝忠皇上的意識，順從隻是表麵的，那隻是為了謀求切身利益，反叛的本質，一旦時機成熟便會顯現。對於異族土司，他毫無感情可言，暗中製造矛盾，挑唆是非，讓永順、保靖兩土司相互仇殺，自己坐山觀虎鬥，並從中兩麵討好，兩麵收受賄賂。除此之外，他還暗中勾結和支持田興爵與平頭土司稱兵造反。此次苗叛平息後，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又如法炮製，陰結貴州苗酋龍許保等為亂。田應朝知道自己隻是朝廷的一隻貓，如果老鼠不鬧事，貓便會喪失原有的地位。這家夥“戰則庇賊冒功，撫則反複要重資”（見《乾州廳誌》），使平苗之役久而不克，給官府施加壓力。
    嘉靖三十年（1551年），龍許保、吳黑苗再次統率湘黔苗民造反，攻陷思州府。掠執知縣李允簡等官員。苗民此次起兵反抗，得到了酉陽冉姓土司的暗中支持。這時，田應朝反叛朝廷，率部合酉陽土司兵在平茶一帶多次阻撓官軍。奉旨征苗的都禦史張嶽，多次派人召田應朝罷兵來見，田不聽從。後來張嶽偵知田之叔田勉，饒勇悍桀，常被應朝恃為後盾，便設計將其捕來亂棍打死。此時田應朝有些畏懼，派人向張嶽表示改過自新，張許其以功贖罪，但田又變卦不出山，張嶽便削掉他的土指揮職務。嘉靖三十二年（年），在官軍的圍剿下，田應朝感到形勢窘迫難以維持，便到永順宣慰司見張嶽表示歸順。張嶽先以軍棍仗之以示懲罰，再令其隨同官軍征苗，後來還是把他殺掉，懸首於市，以懲戒其他苗酋。
    從有關史料可以看出，由漢族充當的苗疆大土司，對苗族的直接影響力不大他們隻負一個“承擔”和“約束”苗民的虛名，隻是在朝廷調集官軍鎮壓苗民反抗時，率部隨軍進剿，依靠由苗人充當的中小土司，發揮前鋒作用。由苗人充任的中小土司，能對苗族起到直接作用，而他們又具有時順時叛的兩麵性。在順從朝廷協同鎮壓造反苗民時，他們因熟悉地形，了解戰術，通曉語言，總是作打頭陣的尖兵，但是，他們往往都是用獻策招撫苗族首領的辦法來結束戰事。這樣，官軍可盡快撤離，苗族也能保存實力，因此每次戰後的安定都隻是短暫的。從總體上看苗疆一直動蕩不安，於是土司也就才能亂中取勢，直到改土歸流。苗族土司一旦反叛朝廷，結局都是削職殺頭，所以史籍中出現的中小苗族土司，能世襲其職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