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曆史上看，中國是個流行病多發的國度。在傳統史籍中，對流行病的記載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稱有疫、疾疫、癘等，而一般統稱為疫，合稱疾疫。從現代疾病分類學看，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氣、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風病等，是一個較為廣泛的概念。根據明代吳有性《瘟疫論》的說法：“疫者，以其延門合戶如徭役之役，眾人均等之謂也。”由此可知，在中國古代，凡是具有高傳染性的疾病都被歸為疫類。
    中國曆史上最早記載的疾疫發生在周代。春秋時，魯莊公二十年夏，“齊大災”。按照《公羊傳》的解釋，此大災即大疫。此後，關於疾疫的記載不斷增多。據鄧拓在《中國救荒史》一書中的不完全統計，曆代發生疫災的次數為：周代1次，秦漢13次，魏晉17次，隋唐17次，兩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從紀元前七世紀起的2000餘年間，疫災的發生逐漸增加並呈加速度發生的特征。而隨著人口的日益增加，疫災對人的殺傷力也日見增強，每次死亡人數都很驚人。從死亡人數看，程度最嚴重的一次是金朝開興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間，“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金史?哀宗紀》。可見，疾疫對人類社會的破壞力的確非同一般。
    鑒於疾疫對人類社會的巨大危害，人們在很早以前即開始致力於對疾疫的研究，以期控製和杜絕疾疫的發生。但在先秦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對於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認為是瘟神作怪，或認為是陰陽失和所致。大約從宋朝起，始提出癘氣說，認為是癘氣導致疾疫的發生。明代吳有性進一步明確了癘氣說，認為是一種有毒癘氣導致疾疫發生。雖然此說並非建立在現代病毒學和細菌學的基礎上，但在當時的醫學條件下實屬不易。
    從現代醫學的觀點看，疾疫的發生是由於細菌和病毒侵入人體所致。從細菌和病毒的曆史看，是由於人類進入農耕時代後的生產生活方式所導致的。關於這一問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生理學家戴蒙德在其獲得普利策獎的曆史著作《槍支、細菌、鋼鐵：人類社會的各種命運》一書中，從細菌與病毒的曆史探討了流行病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其中有些觀點非常具有啟發性。他談到，人類傳染病的病毒與細菌是農耕社會家畜與家禽飼養業的產物。歐亞舊大陸農耕社會發達的飼養業以及密集的人口居住方式，是傳染病發生的溫床。其中，人口居住越是密集，傳染病的傳播也就越是迅速、廣泛。中國文明自古以農業為基礎，家畜飼養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八九千年以前。進入文明時代後，日益增加的人口和繁榮的農業，必然帶來病毒和細菌的大量繁殖，並給人類傳染了越來越多的流行病。從中國古代呈現加速度發生的疫災情況看，這一規律也是符合曆史實際的。
    從中國古代疫災發生的具體原因看，疫災的發生往往與其他災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災之後，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屍體得不到及時處理，細菌和病毒便會大量繁殖，從而導致疫災發生。如隋代大業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繼而發生大疫，染疫者多死(《隋書?煬帝紀》。宋朝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發生大水災。次年三月，又繼發疫災(《宋史?仁宗紀》。元代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連歲大旱，接著發生疫癘之災，“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紀》。
    從疾疫傳染情況看，大量增加的流動人口是疫災發生的一個重要誘因。如《宋史?五行誌》載，南宋隆興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萬避亂江南，結草舍遍山穀，暴露凍餒，疫死者半，僅有還者亦死”。同時，還將疾疫傳染給了江南民眾，“是歲，浙之饑民疫死者尤眾。”
    鑒於疾疫問題對社會的巨大影響，中國古代從很早開始就進行了各種預防和控製嚐試，具體措施主要有六個方麵：
    1.順應節氣。先秦典籍《禮記?月令》中提到：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於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三國時，曹植在《說疫氣》一文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原因在於“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因而，先民們在有所興作時非常重視順應節氣。
    2.巫術的精神控製。先秦時期，傳說帝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中一個居江水是為瘟鬼。為此，人們每於疾疫發生時，作法以驅除疫鬼。《周禮?夏官》中所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是專門的驅疫鬼者。此四人身披熊皮，頭帶麵具，執戈揚盾，帥百隸逐室毆疫，此即後世儺戲的由來。除此以外，曆代流行的設醮、紙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驅疫鬼的具體形式，甚至連端午節的龍舟競渡也與驅疫鬼有關。這種迷信的辦法，對於防治疾疫當然不會有任何作用。
    3.注意公共衛生。盡管很長時間內人們都將疾疫的發生歸因於瘟神作怪或陰陽失序，但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還是逐漸認識到疾疫發生與公共衛生之間的關係，從而開始重視公共衛生事業。如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職期間，鑒於泉州城內水溝湮閼歲久，“淤泥惡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為癘疫”，乃作《開溝告諸廟祝文》，興工清理溝渠。又如吳芾於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興府，當地“舊有豫章溝，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溝洫不通，氣鬱不泄，疫癘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塏以居。”(《朱文公文集》卷88《吳公神道碑》
    4.派遣醫生巡診及無償施藥。最早的巡診製度見於先秦時期，《周禮?地官》中有司救一職，其職責就是：“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可被視為是中國古代巡診製度的濫觴。《後漢書?光武紀》載：光武帝時，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巡行疾病”。《後漢書?靈帝紀》載：“建寧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謁者巡行致醫藥。”到了宋代，對疾疫的治療較之以往各代都更為重視。每當疾疫流行，宋廷多詔命太醫局及翰林醫官前往救治，藥費多由朝廷無償撥付。此外，地方上一旦發生疾疫，各地官員也多方措置，極力救治，廣為施醫散藥。除了派出醫生巡診之外，從中央到地方還廣泛設有惠民藥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藥局，平時以平價售藥為主，疾疫流行時，則無償施藥以濟民疫。
    5.處理屍體。屍體是病毒和細菌借以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載體，處理屍體，即是切斷疾疫流行的一個重要渠道。據《周禮》所載，從先秦時期開始，就有了處理無主屍體的做法。此後，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屍體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時，郢城大疫，全城十餘萬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給死者賜棺器盛殮，以防止疾疫傳染(《南史?梁武帝紀》。這方麵仍以宋朝處理得較好。在宋代，官方每於災害過後招募僧人掩埋屍體，以度牒為獎勵。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帶大疫，官府遂招募誌願者，凡掩埋屍體達200人者則給度牒一道作為獎勵(《宋史?五行誌》。此外，從北宋末年開始，各地普遍設立漏澤園製度，以掩埋因貧困無以安葬的無主屍體。宋代以後，各地均效仿這一製度，普遍建立漏澤園，從而減少了由屍體繁殖傳染病毒細菌的機會。
    6.病人隔離。對於疾疫的傳染性問題，先秦以前，還不大了解。自東漢以後，開始有了隔離病人的記載，顯示人們已經開始重視流行病的傳染性問題。“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漢書?平帝紀》。此可視為對病人實行隔離措施的最早記錄。至遲到晉朝，則已成為製度。蕭齊時，太子長懋等人曾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以隔離收治患病之人(《南朝齊會要?民政》。唐代則是由僧人開設乞丐養病坊，以隔離收治病患者。從宋代開始，出現大量官辦養病機構，都有隔離病患的作用。較著名者如熙寧九年(1076年趙在越州所創之病坊，其起因是：當年春天，越州“大疫，為病坊，處疾病”(《元豐類稿》卷19《越州趙公救災記》。此後不久，蘇軾於元四年(1089年在杭州設立“安樂坊”，養病機構有了進一步發展(《長編》卷435。北宋末年以後，各地廣泛設置安濟坊，以專門隔離病患者，效果顯著。此後，元、明、清三代，官方設置的醫療機構除了藥局外，其他則漸呈萎縮局麵。不過，由於民間慈善機構的大量興起，對於疾疫的控製方麵仍較有效。
    至於治療疾疫的藥物，除了專業醫書所載的藥方之外，散見於古代文集筆記之中的驗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藥方值得後人認真總結和繼承。如蘇軾在《與王敏仲書》中提到治療瘴疫方為：“用薑、蔥、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宋史?外國?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穀吐蕃的鐸督部族發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藥物為白龍腦、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種。沈括《夢溪筆談》中記載的一則事例，所用治疫藥物為柏葉，頗有神奇之效。《靖康紀聞》中記載的治疫藥方為黑豆湯，其方為：“黑豆二錢(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黃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盞，時時服之自愈。”元人筆記《輟耕錄》中記載：元朝初年時，元軍發生疾疫，以大黃療治，所活近萬人，效果亦極顯著。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