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餘瀛鼇
    中國醫藥學具有悠久的曆史。它是我國人民長期同疾病作鬥爭的經驗總結。祖國醫學文獻記載了幾千年來所積累的醫藥科學知識和醫療實踐，不僅數量大，種類多，並有十分豐富的內容。它是我國古代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曆代醫家對於疾病的認識、觀察、分析和治療，主要是通過中醫藥文獻的形式予以保存和傳播。據不完全統計，現存中醫藥著作達一萬多種，其中以臨床醫學占絕大多數。
    從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在公元前十三世紀已有蠱（腹內寄生蟲病）、齲（至齒）等一些病症的記載，並且有了按照體表部位對於病症初步分類的概念。在1973年長沙馬玉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中，保存了春秋戰國時期的《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等醫方和有關針灸、經脈的著作，這是最早形式的醫學文獻。據考證，從西周到戰國八百多年間，開始出鞏了專門醫藥文獻。但由於當時中國為大小諸侯分別割據，政令互異，書不同文，書籍的抄錄和傳播都受到一定的限製。現存的中醫藥文獻，主要是從戰國時期開始，兩漢、三國以後，越來越多。其中，《內經》（一名《黃帝內經》）和《傷寒雜病論》是十分重要的兩種，反映了我國古代醫學的早期成就。
    《內經》
    《內經》是我國現存最早、內容比較完整的一部醫學理論和臨床實踐相結合的古典醫學著作。成書約在戰國時期公元前三世紀前後。這部著作並非出自一時一人的手筆，而是在長時期內由許多人參與編寫而成。原書十八卷，包括《素問》和《針經》（唐代以後的傳本把《針經》改稱《靈樞經》）備九卷，後人補輯編次為《素問》二十四卷八十一篇，《靈樞經》十二卷八十一篇。《內經》在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指導下，以論述中醫基礎理論為重點，兼述衛生保健、臨床病症、方藥、針灸等多方麵內容，為祖國醫學的學術理論體係奠定了廣泛的基礎。
    陰陽學說，作為我國古代自發的唯物觀和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在《內經》中貫串於學術體係的各個方麵，用以說明人體組織結構、生理、病理、疾病的發生發展規律，並指導臨床診斷和治療。陰陽學說從事物正反兩個方麵的矛盾對立、相互依存、相互消長、相互轉化來認識和觀察事物的變化發展，認為人體陰陽的相對平衡和協調（所謂“陰平陽秘”）是維持正常生理活動必備的條件。也就是說，如果失掉人體陰陽這種相對的平衡和協調，就會產生疾病。拿發熱這個症狀來說，陽盛可以引起，陰虛也可以引起，病因、病理備不相同。如何區別？又須結合患者發熱的特點和其他臨床表現進行整體分析。這種整體觀念在後肚醫學又有所豐富和發展，是中醫診療和分析病症的主要思想方法之一。
    髒腑、經絡學說，是中醫獨特的理論體係中用以說明生理、病理的重要理論。《內經》關於髒腑、經絡的論述，已經比較係統和全麵。《內經》介紹髒腑功能，有一段不平凡的記載。《素問。經脈別論》提到飲食經過胃和消化係的吸收，其中水穀精微之氣，散之於肝：精氣的濃濁部分，上至於心，由心髒輸送精氣滋養血脈，血脈中的水穀精氣，匯流於肺，所謂“肺朝百脈”；由肺（通過心）再把精氣轉輸到全身，包括體表皮毛和體內髒腑等組織。這是對人體體循環和肺循環概況的大致正確的論述。《素問》還提出“心主身之血脈”（《瘺論》）和“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舉痛論》）的理論，表達了心髒和血脈的關係和血液循環概念。
    解剖方麵，《靈樞經?經水篇》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髒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皆有大數。”這說明在《內經》時代已經有病理解剖的萌芽；並且可從中看出，當時已經比較重視解剖中的客觀數據。在《靈樞?腸胃篇》中，采取分段累計的方法，度量了從咽以下到直腸的整個消化道的長度，數據和近代解剖學統計基本一致。
    診斷方麵，早在戰國初期公元前五世紀，扁鵲（名秦越人）已開始運用切脈結合望診診斷疾病。到了《內經》時代，又予以歸納總結，並有所補充和發展。《內經》談切脈，除目前仍然沿用的兩手腕部的撓動脈外，還記載了頭麵部的顳顬動脈和下肢的腔前動脈，作為人體體表三個切脈的部位。至於望診，經驗更加豐富，內容逐步趨於完善。書中特別強調在診病中切脈和望診的互相結合運用，以防止診斷中的片麵性。
    關於臨床病症，《內經》敘述了四十四類共三百十一種病候，包括各科多種常見病症，如：傷寒，溫病，暑病，瘧疾，咳嗽，氣喘，泄瀉，痢疾，霍亂，寄主蟲病，腎炎，黃疽型肝炎，肝硬化腹水，糖尿病，流行性腮腺炎，多種胃腸病症，衄血、嘔血、便血、尿血等出血性病症，貧血，心絞痛，腦血管意外，風濕性關節炎，神經衰弱，精神病，癲癇，麻風，療毒，痔瘡，血栓問塞性脈管炎，頸淋巴結核，食管腫瘤，頹氣，以及一些婦科、五官科、口齒病症等。書中對一些病症階病因、症候、治法等有不少生動的描述和卓越的見解。如噎膈（包括食管腫瘤），有“飲食不下”、“食飲人而還出”這樣抓住主要症候特征的描述。關於瘧疾，除有典型的症候描述外，還能明確區分單日瘧、間日瘧、三日瘧等不同類型。腦血管意外在半身不遂的情況下，書中提出如急者“言不變，誌不亂”，那就預後比較好；神誌昏亂嚴重，不能說話的，預後不良。觀察黃疽除皮膚、結膜和小便外，還特別注意到齒垢和指甲發黃（見《靈樞經?論疾診尺》）。診察水腫病也十分細致，指出輕微的浮腫先見於下眼胞（見《素間?評熱病論》：“微腫先見於目下”），加重則上限胞可腫如臥蠶，並可以手指壓迫腫處，觀察能否回複以決定水腫的性質。當時並對多種原因所致的氣喘，在怎樣辨別屬虛症和實症方麵，已能抓住主要的病理和臨床特征。對頸淋巴結核（書中稱作“瘰癘”、“鼠瘺”），認為“鼠瘺之本，皆在於髒，其未上出於頸腋之間”（《靈樞經?寒熱篇》），正確地銜出了它和內髒結核的關係。《內經》對於病症的論析，為後世深入研究提供了富有價值的臨床參考資料。
    治療方麵，《內經》強調“治未病”，就是以防病為主的醫療思想。所謂“治未病”，一是指未病前先采取預防措施。《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用帶有啟發性的比喻闡明了這個問題，指出如果一個人的病亂已成，再吃藥治療，就好像是口渴了才想起打口井。那不是晚了嗎？（“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後藥之，……譬猶渴而穿井，……不亦晚乎？”）一是指得病後防止疾病的傳變，認為作為一個有經驗的醫生，應該在疾病的早期就給予有效的洽療；所謂“上工救其萌芽”（《素問?八正神明論》），就是這個意思。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內經》在治療學上明確表現了反對迷信的思想：所謂“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素問?五髒別論》），就是說凡是篤信鬼神的人，醫藥治病的道理，他們是聽不進去的，不用跟他們去打交道。至於怎樣治病？書中精辟地分析了“治病必求於本”（《素問?陰陽別論》）的道理，以及臨床上怎樣掌握治本、洽標的問題。關於具體治療，《內經》運用了內服（包括藥物和飲食治療）、外治、針灸、按摩、導引等多種治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已有腹腔穿刺術治療腹水病症的詳細記錄。方法是用欽針刺人臍下三寸的關元穴部位，再用筒針套人引水外流。腹水流到一定程度，把針拔出，緊束腹部以避免手術後因腹腔壓力驟變引起心腹煩“悶等症狀。這種手術操作方法和術後處理，反映了我國古代醫家的聰明才智和醫學水平。此外，《靈樞?癰疽篇》記載，當脫癰（相當於血栓閉塞性脈管炎）的病情不能控製時，采用手術截除的應急手術，以防止它向肢體上端蔓延發展。由此可見，《內經》一書不僅具備辯證的、科學的防治觀點，並且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實際治療經驗，促進了後世醫學的發展。
    《傷寒雜病論》
    《傷寒雜病論》是東漢張仲景（150―219）編寫的，書成於戰國後期公元三世紀初。後人把本書分別整理成《傷寒論》和《金匱要略方論》（簡稱《金匱要略》）二書。《傷寒雜病論》比較係統地總結了漢代以前對傷寒（急性熱病）和雜病（以內科病症為主，也有一些其他科的病症）在診斷和治療方麵的豐富經驗。作者張仲景在他的整個醫療活動中，提倡“精究方術”，反對用巫術治病。他主張要認真學習和總結前人的理論經驗，廣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藥（包括他個人在臨床實踐中創用的驗方），也就是他“白序”中所申明的“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正因為作者有嚴謹的治學態度，重視繼承前人的醫學成就，比較全麵地總結人民群眾的防洽經驗，並且通過他自己反覆實踐驗證，予以歸納和總結，奠定了各科臨床的基礎，使本書成為在臨床醫學中具有廣泛影響的重要著作。
    《傷寒雜病論》在醫學上的貢獻，主要是診斷中的辨證方法，以及切合病情的多種治法和方藥。
    在診斷辨證方麵，《傷寒雜病論》中運用四診（指望診、聞診、問診、切診）分析病情。對於傷寒，把各種類型和不同的病程階段，區分為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六大症候群，每一症候群用一組突出的臨床症狀作為辨證依據。並且從具體病症的傳變過程中，辨識病理變化，掌握病候的實質，這就是“六經辨證”。除此之外，並已具備八綱（陰、陽、表、裏、虛、實、寒、熱）辨證的雛形，這種辨證的思想原則和方法，有助於進一步分析病症的屬性，病位的深淺，病情的不同表現，以及人體的抗病能力，使診治者由此對疾病獲得綱領性的認識。
    這部書從臨床實際出發，結合古今醫學的成就，把《內經》以來的病因、髒腑經絡學說，同四診、八綱等辯證方法，加以有機地聯係，並從傷寒和雜病各類病症中，總結出多種治療大法。後人把它歸納為“八法”，就是汗、吐、下、和、溫、清、補、消。它的治療原則是：邪在肌表用汗法，邪壅於上用吐法，邪實於裏用下法，邪在半表半裏用和法，寒症用溫法，熱症用清法，虛症用補法，屬於積滯、腫塊一類病症用消法，這些治療法則，概括性強、實用價值高，可以根據不同的病情，或單獨使用，或相互配合應用。診療疾病或分析病症，講究理、法、方、藥（就是有關辨證的理論、治療法則、處方和用藥）相契合。張仲景的學術思想和有關病症的論述，成為中醫辨證論治的規範。
    《傷寒雜病論》共收選方三百多個，這些方劑的藥物配伍比較精煉，主治明確。有的醫家尊稱《傷寒雜病論》方是“眾方之祖”，或稱它是“經方”。實踐證明，其中大部分方劑確有比較高的臨床療效，如麻黃湯、桂枝湯、柴胡湯、白虎湯、青龍湯、麻杏石甘湯、承氣湯、理中湯、四逆湯、腎氣丸、茵陳蒿湯、白頭翁湯、大黃牡丹皮湯等等。這些著名驗方，經過千百年臨床實踐的考驗，為中醫方劑學提供了變化和發展的依據。《傷寒雜病論》除大量內服方藥外，還介紹了針刺、灸、烙、溫熨、藥摩、坐藥、洗浴、潤導、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藥、人工呼吸等多種具體治法。例如用人工呼吸為主搶枚自縊，書中記載要先把人抱下來，解去繩子，蓋被鋪墊保暖，一人用腳踏自縊者兩肩，用手挽住他的頭發，不要放鬆，“一人以手按據胸上，數動之，一人摩持臂烴屈伸之，但漸漸強屈之，並按其腹，……”（《金匾要略?雜療方》）配合肉桂煎湯或粥湯喂含潤喉，觀察他能否含咽，如能就可停止喂含，再向自縊者兩耳內吹氣。這種綜合的搶救措施的描述，具體、生動，方法又符合科學性。全書論述治法簡要，並有實效。
    綜上所述，充分運用各種診斷方法，對病人複雜的症候進行綜合分析，並根據中醫的治療原則，確定治療方法（這就是“辨證論治”），是從《傷寒雜病論》一書開始有比較全麵的認識的。後世把它作為診療中必須遵循的一種辨證的思想方法，體現了祖國醫學獨特的和比較完整的醫療體係。
    由於受到時代和認識上的限製，《內經》和《傷寒雜病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封建、唯心或牽強附會的論述，須予分析批判地時待。
    我國醫藥學文獻，浩如煙海。在《內經》以後、東漢三國以前，還有一些古典醫籍，其中的《神農本草經》（我國第一部係統的藥物學專著）和《難經》（以論述中醫基礎理論為主，也分析了一些病症和針法、穴位等）是現存的另外兩種名著。這四部作品，都是年代久遠、有廣泛影響的古典醫籍。晉、唐以後，更湧現了大批醫藥文獻，包括醫學理論專著，有關生理、病理的著作，診斷學，本草學，針灸學，方書，各科臨床（其中還有某些特殊病種，如麻鳳、結核等）的專著，綜合性醫書，養生，護理，按摩，外治法，法醫，獸醫專著等，這些著作的刊行，為人類保健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毛澤東指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1認真鑽研有關文獻，用現代科學方法發掘整理祖國醫學遺產，對於加強中西醫結合，創造我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一定能發揮積極顯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