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區的近代社會生活中，袍哥是一個牽涉麵極廣的社會組織，是一種十分複雜的社會現象，是民俗學與社會學都極為關注的重要問題。
    袍哥是四川方言，就是我國著名的民間幫會哥老會。哥老會在四川也稱哥老，也稱漢留或漢流，但最普遍的稱呼是袍哥。為什麽會稱為袍哥?袍哥自己有兩種解釋，一說是取《詩經·無衣》:"與子同袍"之義，表示是同一袍色之哥弟；另一說是袍與胞諧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兩種解釋大致相同。
    一般來說，幫會屬於秘密社會。秘密社會在世界各地都有存在，我國也是各地均有。但在各地，大致都是社會中少部分人的非公開性的組織。然而袍哥不同，作為我國秘密社會兩大係統（即會黨與教門）中的哥老會，在清代的四川曾經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組織，可辛亥革命之後，它長期成為四川大多數成年男性都直接加入或間接受其控製的公開性組織。對社會各方麵都有極為重要的影響。這一特點，是我國其他任何地區都從未有過的，也是了解巴蜀地區近代社會生活時所必須了解的。
    哥老會是清代中期在四川出現的秘密社會組織，是四川本地的遊民團夥“啯嚕子”與從沿海傳入的天地會結合之後的產物。啯嚕子是以清初入川移民中的未能安家墾地的遊民為主要成分形成的武裝團夥，至遲到乾隆初年即已有較大影響。乾隆八年（1743年），四川巡撫紀山奏稱:“川省數年來有湖廣、江西、陝西、廣東等省外來無業之人，學習拳棒，並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鄉鎮，號曰"啯嚕子"”（《清高宗實錄》卷二〇三）。第二年，禦史柴潮生又上奏:"四川一省，人稀地廣，近年以來，四方遊民多入川覓食。始則力田就佃，無異土居，後則累百盈千，浸成遊手。其中有等桀黠強悍者，儼然為流民渠帥，土語號為啯嚕，其下流民聽其指使，凡為啯嚕者又各聯聲勢，相互應援"（《軍機處錄副·禦史柴潮生乾隆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奏》）。這種流民集團為何叫啯嚕子，迄今有多種說法，我讚同這樣一種解釋:啯嚕與軲轆、轆轆、的盧、韓盧等乃是一個詞根的不同變化，其本義是快速、轉動。音同或音近的不同詞匯不僅在漢語中有，在漢藏語係藏語與彝語中也可以見到，意義都相近。參見胡昭曦等：《"啯嚕"考析》，載《四川省史學會史學論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四川方言中至今仍把快速轉動呼為“guoluoguoluo”，這種武裝遊民集團被人們呼為"啯嚕子"，應是以其飄忽不定、往來迅速的特征來稱呼的。也正由於最初是民間稱呼，字無定例，故而在四川各種文獻中又寫為"啯嘍子"（唐樞:《蜀籟》卷二、民國《長壽縣誌》卷四）、"孤露子"（民國《華陽縣誌》卷五）。他們攜帶武器在社會上"結黨成群，流蕩滋事"，內部有一定的紀律，有主事的首領，但全省並無統一的組織，各夥分別活動，無論水陸通衢還是深山老林，都有他們的蹤跡，也有的擴展到湖北、貴州、陝西等地活動。他們強悍好鬥，以搶劫為主要生活來源，但也參與船幫、鹽梟、保鏢等活動。但是他們一開始就具有明顯的反抗清廷的意識，例如他們有不少人"割去辮發，作為記號"，就是明顯的反清舉動。又如川北的啯嚕子崇敬晚年抗清、死於清軍手下的著名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在梓潼大廟山文昌宮中保護張的塑像，"年年啯嚕匪類假借神會，聚集謁之，求伊冥佑"（見安洪德《除毀賊像碑記》，碑存大廟山文昌宮）。這是更明顯的反清舉動。也正由於上述原因，啯嚕子一直被官方稱之為"叛"、"亂"、"匪"、"邪"。嘉慶年間，川楚白蓮教大起義時，大批啯嚕子加入，有的還成為主力和首領。
    隨著白蓮教起義的失敗，啯嚕子在各地都遭到鎮壓，但仍然在各地活動，還有不少人滲入到清軍與衙役之中。為了加強他們內部的組織聯係，提高其生存、發展和與官府對抗的能力，他們逐步大量吸收了早已流傳入川的天地會的組織形式與聯絡辦法，或直接與天地會徒融為一家，在道光年間發展成為幫會組織哥老會（當然，也受了一些白蓮教、青蓮教的影響，但主要是天地會）。所以稱為"哥老"，一則是"啯嚕"的音轉異寫，二則也有兄弟之義。
    由啯嚕發展為哥老，是一個逐漸而長期的過程。川人李榕在《十三峰書屋文集》卷一有這樣的記載:蜀中尚有啯嚕會，軍興以來，其黨多亡命歸行伍，十餘年勾煽成風，流毒遍湘楚，而變其名曰江湖會（按:江湖會是哥老會初期的另一稱呼）。每起會燒香，立山名堂名，有蓮花山富貴堂、峨眉山順德堂諸名目。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行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為上四牌，六八九十為下四牌，以四七兩字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謀議者號為聖賢二爺，收管銀錢者號為當家三爺，內有紅旗五爺專掌傳話派人，黑旗五爺掌刀杖打殺。其聚黨行劫者謂之放飄，又謂之起班子，人數多寡不等。
    當啯嚕子發展成為哥老之後，與原來相較有了若幹變化，如模仿天地會製訂了較為完善的組織與活動的成文章程，即所謂的《海底》；其成員擴大到社會各個方麵，各個行業，不再以遊民為主；有了各自的"公口"，亦稱"碼頭"，也就是活動範圍與會務機構；內部形成了組織係統與等級製度；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經費來源；在非公開活動中逐步形成了"切口"即內部通用的聯絡隱語。
    哥老會在四川所開最早的山堂是何時何地，目前很難定論。在四川袍哥中曆來相傳的說法，是康熙年間鄭成功為了反清複明而派其部將陳近南來雅州（今雅安）所開的精忠山。但近年來多數研究者認為，更為可靠的說法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永寧（今敘永）郭永泰開藎忠山，以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印信相號召。是時，始有山水香堂"（劉師亮:《漢留史》）。這一次開山堂可能經過了較長的準備，據後來袍哥首領人物的記述:"會盟者即達四千餘人，不久藎忠山哥弟遍及各省，而開山立堂者尤以四川為最。……此皆江湖豪傑，並州聯縣，聚眾開山，遠近景從。清廷愈禁止，發展愈擴大，以至分支流派，開山立堂，公口碼頭，不可勝數。"侯少煊、雁秋：《哥老會的緣起與清王朝對它的鎮壓》，載《四川保路運動風雲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哥老會產生之後，在各地迅速發展，南方所有省份和北方部分省份都有它的組織，如左宗棠在一份奏折中說:"近年江楚之間，遊勇成群，往往歃血會盟，結拜哥老會，又號江湖會。"（《軍機處錄副·同治五年五月八日閩浙總督左宗棠奏》）從總的來看，哥老會的發展有三個特點:1、四川數量最多，力量最大，詳後。2、在湘軍等軍營中發展極快，亦如左宗棠所說:"自頃啯嚕變成哥老會匪，軍營傳染殆遍"（《左宗棠奏疏續編》卷三三），以至於曾國藩在製訂湘軍營規時特地立了一條:"結拜哥老會、傳習邪教者斬"。3、哥老會雖然分布麵廣，但仍有很強烈的反清情緒，鹹豐年間爆發的曆時6年、以四川為主戰場的李永和、藍朝鼎農民起義的基本力量就是哥老會。以後的曆次以反洋教為中心的反清教案的主力也是哥老會，如"一紳二糧三袍哥"，就是四川最大教案大足教案的主力，餘棟臣等首領都是"哥老會魅桀也"（民國《大足縣誌·仇教記》）。
    太平天國與李藍起義失敗之後，社會更加動蕩，四川的哥老會通稱為袍哥，數量有了高速的發展，不僅有無業遊民、貧苦大眾，還有各地的地方勢力、軍營官兵也紛紛參加袍哥，主持碼頭。無錢無勢者當袍哥（四川方言中通稱為"嗨袍哥"，嗨音hai）是為了求得結援互助，有錢有勢者當袍哥是為了控製地方，培植羽翼。在這種風潮之下，不嗨袍哥就很難在社會上立足。"袍哥能結萬人緣"，"上齊紅頂子，下齊討口子（四川方言，即乞丐）"等民諺，說明袍哥的影響真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袍哥的組織是從開立山堂開始，開立山堂有隆重的儀式，要拜關公的聖像、歃血拜把。早期歃血是刺破中指滴血入酒，後來多用殺雄雞代替。所謂拜把是由"香長"將香捆束成把，共"三把半"，眾人在香堂中叩拜立誓。早期開立山堂多在山林寺廟，以後則在長街鬧市舉行。袍哥內部有各山堂基本一致的紀律（俗稱為必須遵守的"紅十條"與必須懲罰的"黑十條"），有"內八堂"、"外八堂"的組織係列與等級製度，入會者還必須視本人財力大小繳納一定的"山價錢"（又稱"碼頭錢"）。全川各山堂逐漸形成五個有高低之分的堂口，即仁、義、禮、智、信五個班輩，參加仁字號者以士紳為多，義字號以商賈為主，禮字號則較多匪盜、地痞和士兵，智字號多為貧苦農民、手工業者、船夫、車夫，信字號人數不多，是下九流者。故有"仁字號一紳二糧，義字號買賣客商，禮字號又偷又搶，智字號盡是扯幫，信字號擦背賣唱"之諺。各個公口之間獨立發展，但同一地區各個公口可以聯合起來，組成"會口"、"合會"，相互協調。袍哥原來按天地會的規矩禁止幾種人參加，如降清殘漢者、待詔即理發匠（因為曾助清剃發）、裁縫（因為曾改作旗裝）、娼家、藝人、巫婆神漢、小偷等，但清末就已突破了這些禁區，除了旦角演員之外，不再嚴格限製。袍哥原來無女性參加，清末開始有女袍哥，還有女舵把子（舵把子即龍頭大爺，為一個公口中的最高首領）。清末民初，還有少許外籍人士與基督教徒參加，這其中重慶的希臘人巴巴達先在奉節參加袍哥，嗨仁字號三排，後在重慶出山嗨大爺40幾年，從事商貿、餐飲、電影業，是全川著名的洋袍哥。
    作為一種幫會組織，袍哥提倡俠義與互助共濟，重視宗法觀念，以"桃園聚義"、"瓦崗威風"、"梁山根本"為榜樣，相互間均稱兄弟，甚至有"有飯大家同吃，有難大家同當"的口號。在某些地方，也的確能做到相互幫助，凡是袍哥，到了別的碼頭，隻要拜了碼頭（拜碼頭有一定的規矩與隱語），也會吃住不愁，故而有"千裏不要柴和米，萬裏不要點燈油"之諺。但是，由於大量的不同成份的人員加入，理論上的平等、共濟，往往實際上是家長製、等級製，各個碼頭內部等級森嚴，甚至形同主仆，各個碼頭之間明爭暗鬥，甚至火並。加上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其行動方向往往因人因時因事而異，具有較大的盲動性，易為不同的政治勢力所利用。這其中，每個碼頭都有少數本身無正當職業，全憑在碼頭上混飯吃的"職業袍哥"，對社會更具有破壞性。此外，袍哥從來又有清水與渾水之別。清水袍哥不參與匪盜活動，渾水袍哥則以搶劫為生（隻是不搶本碼頭範圍，即"兔兒不吃窩邊草"），基本上是占山為王的土匪武裝，對社會的危害性就更大。
    袍哥在曆史上最為光輝的時期是四川的保路運動。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早就看到了會黨的反清作用，一直把會黨作為推翻清政府的重要力量。孫中山早在1899年就派人到湘鄂等地聯絡哥老會首領與興中會共組興漢會，由孫中山擔任會長。1905年，更邀集四川袍哥大爺佘英、張樹三、張百祥等人赴日本東京，共商革命大計。瀘州小市義字旗堂口舵把子佘英當即參加同盟會，並任西南大都督。張樹三、張百祥等也都參加了同盟會，張百祥還擔任了專門聯絡會黨的共進會會長。佘英等人返川之後，即積極聯絡全川各山堂袍哥，準備武裝起義。1907年與1909年，佘英等在川南舉行了兩次起義，均失敗，佘英於1910年初慘死於宜賓，時年36歲。他臨刑前口占一絕:"牡丹將放身先殘，未飲黃龍酒不甘。同誌若有繼我者，劍下孤魂心自安。"陳必：《佘英遺跡述略》，載《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佘英之犧牲，對點起全川袍哥的反清烈火有很大的作用。
    1911年5月，清王朝宣布"鐵路國有"，將集股商辦的川漢鐵路路權拱手讓給外國列強，四川人民的血汗集股化為烏有。早已存在的反清情緒一下子衝破堤岸，被點燃成為燎原之烈火。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極短期內如火如荼地迅猛展開，兩個月中，全川大多數州縣建立了保路同誌會，其中有同盟會，有立憲派，但最主要的力量是各地的袍哥，同盟軍所依靠的力量，也就是袍哥與新軍，四川同盟會負責人熊克武、楊庶堪、吳玉章等人也都加入了袍哥。華陽縣秦皇寺（今雙流正興鄉）袍哥首領秦載賡既是安吉團（袍哥控製的民團武裝）龍頭，又是仁字號文明公堂口的總舵把子，與成都地區袍哥首領關係密切。1909年他參加了同盟會，與同盟會員龍鳴劍積極策劃反清起義。1911年，保路事起，他又擔任了華陽縣保路同誌會會長（當時華陽縣占有今成都市區的一半）。8月4日，他按袍哥儀節，邀請川西各地袍哥大爺到資州（今資中）羅泉井召開袍哥"攢堂大會"，決定將保路同誌會改為保路同誌軍，在川西地區舉行反清大起義，並對若幹重要事項作了統一布署。9月7日，清王朝屠殺群眾的"成都血案"發生，第二天，秦載賡就率同誌軍攻至成都東外牛市口，與清軍交上火，打響了第一槍，保路運動開始轉入武裝起義階段。成都東路同誌軍以秦載賡為統領，南路同誌軍以新津袍哥總舵把子侯寶齋為統領，西路同誌軍以灌縣袍哥仁字號大爺張捷先為統領。全川各地同誌軍也大多由袍哥大爺率領。可以說，同盟會對保路運動的組織與領導是通過袍哥為紐帶進行的，四川的清政權是被以袍哥為主力的反清浪潮吞沒的。12月8日成都兵變之後，各路同誌軍進入成都，分占街巷，維持治安，四川軍政府都督尹昌衡竟掛出袍哥山堂"大漢公"的招牌，自任大漢公的總舵把子，輪流到入城的各街口袍哥公口拜客。在尹昌衡帶動之下，四川軍政府的軍政部長周駿成立"大陸公"，巡警總監楊維成立"漢興會"，參謀部成立"大參公"，此外，新成立的公口還有"漢軍公"、"福漢公"、"從漢公"、"多福公"、"共和公"、"熙慶公"、"福祿公"、"雲龍公"、"同慶會"等。僅仁字旗的公口就有374個，連女袍哥公口都有20多個，成都附近各縣的公口驟增300多個。在重慶，蜀軍政府都督張培爵與副都督夏之時（夏早已參加袍哥）也成立了"大漢公"的公口。仁字旗大爺唐廉江還聯合全重慶各公口組織了"重慶袍哥聯合會"，在梅坡萃芳園召開了全市袍哥代表大會，出版了袍界報紙《國是紙》。可以認為，此時的四川，已經成了袍哥的世界。
    辛亥革命之後這幾年，是四川袍哥的重要變革時期。廣漢的袍哥大爺侯少煊這樣回憶:這時的袍哥是紅極一時，被稱為"點點紅"，即是說，隻要你有"點點"（即加入了哥老）就算走運。又稱為"袍哥翻身"，因為清朝禁止袍哥，那時是秘密活動；而民國則是提倡哥老的，哥老組織合法了。在這種勢頭下，於是人人都想當袍哥，廣漢袍哥的人數，比過去增加了幾十倍，城鄉各地，新增了很多公口。侯少煊：《廣漢"匪世界"時的軍軍匪匪》，載《四川文史資料》第16輯。
    袍哥的紅極一時與大發展，可並未能使袍哥組織得以較為健康地發展。這是因為，在保路運動中，保路權、保路股，直至反抗清廷、武裝鬥爭，這時的目標是一致的，眾多袍哥為了自身的利益與出於多年的反清意識，雖然是一哄而起，但還可以暫時聯合起來，共同行動。清政府被推翻之後，缺乏政治目光的絕大多數袍哥大爺立即表現出為了私利而胡作非為，跟著大爺跑的下層袍哥更是在一陣熱鬧之中暈頭轉向。上層相互爭鬥，下層乘機發財。袍哥的傳統是各個公口互不轄製，獨行其事，故而新成立的大漢公或袍界聯合會之類的組織不可能統一各個公口的行動。就在同誌軍反清的戰鬥中，就已出現了若幹痛心的火並、仇殺或叛變事件（成都地區同誌軍東路統領秦載賡、南路統領侯寶齋、北路領袖侯桔園都是死於袍哥之手），成都在由同誌軍維持治安期間，更是使成都成為實際上的無序狀態，各個公口的惡棍、流氓招搖過市，賭博、販煙、搶劫活動無處不有，連軍政府大門前都有賭攤一百多個。這些事實充分表明，袍哥可以被革命力量所利用，其中也有少許仁人誌士，但總的來講，不能將袍哥視為革命力量。但是，這個"袍哥翻身"的階段，使原來的秘密幫會得以公開化、合法化，而且大發展，卻對今後袍哥組織長期控製四川基層社會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袍哥在四川的確隻是"紅極一時"，不能持久。因為同盟會方麵、立憲派方麵、北洋軍閥方麵這幾種當時主要的政治勢力都在力爭自己執政，都隻是短期利用袍哥武裝，不可能長期聯合袍哥武裝。1912年春，四川軍政府就命令成都城內撤銷各公口。滇軍領袖蔡鍔宣布"成都係哥老會政府，將蕩平匪亂"。滇軍派兵入川之後，在川南武力鎮壓、解散袍哥武裝，同誌軍川南司令黃方競被滇軍在合川剖腹慘死。在這種情況下，全川幾十萬袍哥武裝除了少數被編入政府掌握的正規軍（如四川陸軍第二師共12個團，基本上全是同誌軍）之外，全部被"釋兵歸農"。實際上真正歸農者隻有一部分，有不少人浪跡各方，成為日後軍閥混戰的主要兵員。1913年的"二次革命"，以及以後的反袁護國之戰，同盟會方麵又再次拉攏、依靠袍哥，袍哥武裝再次集聚，在各地作戰。"四川護國軍"司令部就設在溫江、崇州、雙流三縣交界的袍哥碼頭劉家濠，司令、副司令、參謀長都是原同誌軍首領、袍哥大爺。
    護國戰爭之後，袍哥再也未參加過統一的政治鬥爭，但它們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並未消失。雖然四川軍政府曾下令取消公口，但根據中華民國的臨時約法"人民有結社之自由"的條文，四川袍哥各公口對外的名稱紛紛改名為某某社，龍頭大爺改稱社長、副社長，仍然在各地公開活動。袍哥大爺有的進入軍界、政界，有的當了土匪，有的亦軍亦匪，有的留在家鄉成為豪紳。四川長期軍閥混戰，各軍的中下級軍官大多數都是袍哥，有的軍隊全師全團都是袍哥。川軍中的將領如石青陽、顏德基、盧師諦、黃複生、範紹增、楊春芳、彭煥章、陳蘭亭、鄧國璋、李宗煌等，都是袍哥領袖。各地的民團團長、團總、團練局長，則是清一色的袍哥大爺。至於基層的鄉長、保長，則基本上必須由袍哥充任，不嗨袍哥在地方上是不可能站住腳的。在四川的防區製時代（即軍閥控製時代），各縣縣長由駐軍決定，蔣介石入川之後，逐漸改由省政府任命，這些縣長上任，第一件事就必須是到袍哥碼頭向舵把子遞片子、拿言語、通關節，求得合作與支持，否則不至半年就得卷鋪蓋，這在四川是盡人皆知的通例。
    由於四川社會的基層組織全為袍哥控製，統治四川的軍政大員也必須利用袍哥的力量。民國時期的四川曆屆督軍、省長、主席，以及各軍軍長、各種司令，如熊克武、鄧錫侯、楊森、王纘緒、唐式遵、劉文輝、劉存厚、王陵基、潘文華、田頌堯等都參加了袍哥，潘文華成立"正心社"，王瓚緒成立"憐民社"，範紹增成立"益社"，劉文輝支持其兄劉文彩組織"公益協進社"、其侄劉樹成組織"至誠社"，田頌堯支持其弟田澤孚組織"武德總社"。劉湘本人表麵上未嗨袍哥，但部下師旅長多是袍哥，重慶的"孝義會"實際上是重慶袍界的聯絡組織，發起人中不少人是劉湘部下，劉是實際上的後台。鄧錫侯、王纘緒、王陵基、楊森、唐式遵等還曾發起組織了"川康大同公社"，企圖將全川袍哥統一組織起來，但成立之後由於內部矛盾太多，未能達到目的，故而少為人知。
    民國時期，四川到底有多少袍哥?這沒有全麵的統計材料，根據王純五在《袍哥探秘》一書中搜集到的一些材料，王純五：《袍哥探秘》，巴蜀書社1993年版。1949年，成都有公口（包括分社、支社）1000多個，重慶有公口300多個，袍哥人數都在7萬至10萬之間。什邡縣有袍哥8400人，占成年男子的14%。彭縣有公口33個，還有半個設在監獄內。灌縣金馬鄉全鄉人口為17793人，袍哥就有近3000人。溫江縣有公口52個，每個公口少則百餘人，多的超過3000人。夾江縣有公口90個，袍哥人數為28462人，占全縣總人口數的五分之一。宜賓是川南水陸交通樞紐，袍哥特盛，公口林立，城鎮中成年男性的90%、鄉村中的70%都參加了袍哥。安縣是一個小縣，袍哥最多時也曾達到3萬餘人。沙汀的名著《在其香居茶館裏》就是以安縣秀水場的袍哥茶館（四川幾乎所有袍哥公口的碼頭都設在自己控製的茶館中）為原型而創作的。從全川來看，估計袍哥總人數在300萬人左右，占成年男性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從軍隊來看，川軍參加袍哥的在60%左右。個別部隊比例更高，範紹增的部隊從上到下是清一色的袍哥，軍中均以哥子、老弟相稱，是全國知名的"袍哥軍"。又如鄧錫侯所部主力95軍，"袍哥則公開在全軍合法存在，僅軍直及126師，袍哥成份約占90%。673團5連共114人，袍哥有90人。全軍7個團長，袍哥大爺即有6個。在全軍占統治地位的袍哥勢力、袍哥組織成為統治部隊的有力工具"。裴田夫：《對九十五軍的改造工作》（稿本），轉引自趙清：《袍哥與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頁。
    袍哥在四川的人數是如此之多，力量是如此之大，在四川的社會生活中，必然發揮著強大的作用。袍哥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又呈現著以下的幾個特點:
    第一，愈到基層，袍哥的作用愈大。因為縣以下的印把子、槍杆子幾乎是無一例外地掌握在袍哥手中。地方上的征糧、抓丁、治安、交通、煙賭等等，都由袍哥控製。老百姓生活的好壞，大到有無土匪，小到年節群眾文化活動的安排，都與舵把子的素質與愛好相關。如果同一地區隻有一個公口，或一個總舵把子能夠招呼本地區所有公口，這個地區比較安寧；假若情況相反，這一地區就絕無安寧之日。如果說四川的基層社會是袍哥的天下，此話一點也不過份。例如，抗戰勝利之後，國民黨當局先後搞過參議員、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的幾次選舉，袍哥在其中可謂舉足輕重。重慶市首屆參議會中，袍哥參議員占了80%；各縣的參議員更是為袍哥所控製，如綿竹廣濟鄉的舵把子趙祝三就是綿竹縣參議會的議長。1947年，各地競選國大代表，成都的代表中蔣介石已指定有22集團軍總司令、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孫震，可成都的袍哥舵把子徐子昌偏要與孫競選，因為他所控製的公口熙成社與同聲社有8萬餘人。後來是由四川省主席鄧錫侯等人出麵調停，給徐以保安副司令的官職和候補國大代表的虛名，徐才把國大代表讓給孫震。1948年選立法委員，豐都縣的名額被南京政府圈定給了青年黨，袍哥不服，通知各地罷選，投票當天，全縣竟無一人敢去投票。
    第二，袍哥從來是各個山堂獨立行事，在民國時期仍然如此，相互之間隻有聯絡而不可能聯合。前文曾經提到，幾位川軍領袖想以"川康大同公社"統一全川袍哥，未能成功。重慶在抗日期間是陪都，軍政大員雲集，仁字號袍哥與義字號袍哥都想統一全市袍哥，但最終隻是分別成立了仁字總社與義字總社，全市各公口仍未能統一。蔣介石的中央軍入川之後，曾由國民政府社會部出麵支持，重慶袍哥各界成立了"國民自強社"，成都相仿成立了"國民互助社"，都是隻有名義而已。袍哥中少數新進曾作過以袍哥為基礎組織政黨的嚐試，如石孝先在重慶策劃"中國社會民主黨"，葉道信在成都策劃"中華社會黨"（幫會如果公開活動，在名義上常冠以"社會"二字，因為洪幫係統的天地會、三點會、哥老會等都又稱為"社會"），都未成功。當然，袍哥各公口臨時性的協調與合作也是可能的，如1943年3月，為了對抗四川省主席張群有關禁止袍哥活動的計劃，借宜賓的"合敘同"公口在成都設立總社、開立山堂之機，由合敘同總舵把子、負責成都警備的164師師長彭煥章出麵，在成都東丁字街華瀛大舞台召開"迎賓大會"，與會袍哥上萬人，其中各縣大小碼頭來成都的代表達2800多人。1946年，成都協勝公口舵把子陳俊珊病故，四川的地方勢力為了向中央方麵顯示實力，喪事辦了七天七夜，靈堂設於大慈寺，開流水宴席一萬多桌，各路袍哥前來吊孝送葬者十幾萬人，由36位各公口的龍頭大爺抬喪，祭幛、挽聯擺了幾十條街。這是袍哥曆史上最後一次大的聚會。
    第三，由於袍哥既無明確的政治目標，又無統一的組織領導，和過去一樣，仍然可以因人因時因事而異地為各種政治力量所利用。國民黨政府在基層的統治必須依靠袍哥，但見到袍哥勢力太大又幾次企圖取消與限製袍哥。19351937年，國民政府幾次下過"查禁"、"取締"、"懲治"袍哥的"通令"、"條例"、"章程"、"實施辦法"，最後仍是一紙虛文。實際上，國民黨與稍晚一點的三青團、青年黨、民社黨都在拉攏與利用袍哥，官方的軍、政、警、特都在拉攏與利用袍哥，特字號的軍統與中統都在拉攏與利用袍哥。1943年，屬於中統係統的國民黨重慶市黨部主委方治還曾與袍哥首領田得勝、馮石竹等商議，要他們動員各堂袍哥集體加入國民黨，隻因軍統方麵堅決反對，才未變為事實。蔣介石為了利用袍哥與其他幫會，支持軍統於1940年在重慶成立了有青幫、洪幫、袍哥代表參加的"人民動員委員會"，會址就設在重慶袍哥首領唐紹武的大宅內。據當事者回憶，蔣介石曾就此事明確指示:"四川遍地是袍哥，勢力很大，必須控製四川袍哥的各縣頭頭"；"對四川各縣的袍哥組織，必須控製，要用軟的手段，不能硬來"。崔錫麟：《我所知道的青紅幫》，載《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由於國民黨方麵各種勢力的影響，袍哥在民國時期參與了很多反共、反人民的壞事。重大事件如支持軍閥混戰、進攻工農紅軍、1946年在著名的重慶較場口血案中充當打手、支持蔣介石打內戰。特別是1949年，大多數袍哥大爺都參加了國民黨組織的抗拒解放軍解放四川的武裝應變，五期"遊擊幹部訓練班"的學員大多是袍哥，各地成立的"反共救國軍"、"遊擊挺進軍"之類基本上全是袍哥武裝。人民解放軍解放四川之後不久，1950年2月，國民黨殘餘力量在川西各地組織了一次叛亂，其主要力量也都是袍哥。所以，從總的方麵看，民國時期的袍哥的政治立場基本上是站在國民黨一邊的。
    出於袍哥隊伍的複雜性與動搖性，出於四川政治舞台上中央勢力與地方勢力錯綜複雜的矛盾，中國共產黨本著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力量的原則，對四川袍哥也作了大量的爭取工作，並取得了若幹成績。1930年，紅二軍團曾改造收編了川東的一支袍哥武裝，在清除其反動頭目之後，有一千多人編入了第四師。1936年7月，中共中央為了團結抗日力量，發布了《對哥老會宣言》，號召"各地、各山堂的哥老會山主大爺、四路好漢兄弟都派代表來或親自來與我們共同商討救國大計"。同時，向全黨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爭取哥老會的指示》。10月，全國哥老代表會議在陝北根據地誌丹縣召開，訂出了抗日救國十大條規。1938年3月，重慶的《新華日報》發表了《哥老會是抗戰力量》的署名文章。根據中央的精神，四川中共黨組織對可以爭取的袍哥作了不少工作，為此有的黨員還參加了袍哥（如眉山的熊文祥、內江的雷勳著）。1938年春，楊森的代表杜重石去延安會見了毛澤東與朱德，毛澤東要他"舊瓶裝新酒"，組織袍哥力量參加抗日。杜回四川之後團結川軍中袍哥頭麵人物陳蘭亭等成立了新的袍哥公口蜀德社，特別吸收了一些青年學生加入，同時又請四川政界民主派元老張瀾領銜發起，編輯出版了《大義周刊》，在四川袍界產生過很大的影響。經過周恩來、董必武等作工作，四川軍界最有影響的袍哥領袖人物劉文輝站到了人民的一邊，為抗日作出了重要的貢獻，1949年又率部起義，迎接解放。邛州的川軍團長王伯高在中共的影響下，於1940年在邛州開山堂，成立信義社公口，自任總舵把子，在各地成立分社，有袍哥弟兄數千人，為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為著名的紅色袍哥。王於1947年被國民黨逮捕，1949年12月犧牲於成都十二橋。在抗戰期間，為了確保川滇運輸線的暢通，國民政府交通部請求袍哥幫忙，沿途各碼頭以抗日大局為重，慨然允諾，從宜賓到昆明的五百多裏運輸線長期暢通無阻。1949年，在大批袍哥站到國民黨一邊抗拒解放軍入川的同時，也有少數袍哥站在人民一邊，迎接、配合解放軍入川。如資陽袍哥舵把子張維豐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擔任了川康人民遊擊縱隊川東第一支隊副司令，以後英勇犧牲。崇州的王蘊滋以袍哥大爺、參議長的身份組織了川西各縣反蔣武裝兩三萬人籌劃起義，被國民黨方麵得知消息後，在大軍包圍之下，仍以民主聯軍的名義與敵人激戰兩晝夜，兵敗後退入雅安。四川著名的"袍哥軍"範紹增部在1949年底以國民黨的川東挺進軍總司令的名義，於12月在渠縣以9個縱隊的兵力宣布起義，棄暗投明，為四川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江油的立法委員蹇幼樵是川西北著名的袍哥大爺，1949年在中共地下組織的爭取下，出任川西北山防總隊隊長，維持川西秩序，配合了解放軍的順利南下。
    建國之後，舊社會的軍、政、警、特係統被徹底摧毀，各級建立了新的政權、新的基層群眾組織（如農民協會等），袍哥這種基本上依附於國民黨軍政力量的組織沒有再存在的土壤，很快就自行瓦解。
    袍哥在四川存在了一百多年，於四川社會的方方麵麵都有過重大的影響。今天我們要了解近代四川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都不能不了解當年的袍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這是了解四川近代社會的必修課。如果從了解今天四川社會生活來說，雖然袍哥已經消失了40多年，卻不能說對今天的四川已完全沒有影響了。我可以舉一個一般人不太注意的現象，就是四川的方言詞匯。袍哥無論清水渾水，都有一套內部使用的"切口"即隱語，俗稱江湖黑話。渾水袍哥人數不多，他們使用的切口有很少數至今還保留在四川的方言詞匯中，如"點水"（出賣同夥）、"劃盤子"（毀人容貌）等。清水袍哥由於人數太多，他們使用的不少"切口"在當時已不再是隱語而公開使用，逐漸成為通用的語言而保留在四川的方言中，至今還在普遍使用的如"散眼子"（散漫無組織）、"臊皮"（傷了麵子）、"乘火"（頂住）、"天棒"（無法無天的人）、"吃通"（到處行得通）、"抽底火"（揭露底細）、"關火"（能起決定作用）、"落教"（按規矩辦事）、"操"（在社會上拉幫結派）、"紮起"（大力相助或袒護）、"放黃"（失約）、"打平夥"（共同分攤夥食錢）、、"肘起"（幫忙舉薦）、"吃欺頭"（撿便宜）、"扯地皮風"（散布流言）、"提口袋"（掌管錢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