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走出中世紀
    《舊約?傳道書》中說：“凡事都有它的季節，天下每個時刻都有它的一定的目的。”是的，到了本書結束的時刻。
    不要以為生活隻流淌在我們的筆端，那多彩的曆史畫卷從來就不是停止不前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我們對農民、貴族、騎士、商人、僧侶的生活作了相當的描述，我們的筆觸涉及到田野鄉村的質樸，也涉及到城市的繁複與奢華，我們刻畫了一個物質的世界，也力圖揭示一個精神的世界。我本希望從我的筆下流淌而出的是一幅幅流動的曆史畫卷，是一條綿延不絕的河流，然而我知道，一旦我將它們描繪於紙上，則它們的美麗與醜陋、生動與呆板、豐腴與瘦削、深刻與膚淺、簡單與複雜等等這一切都被定格和凝固。我們在定格與凝固中把握曆史，但我們更應在流動與發展中體會曆史。那些製度、那些現象、那些事件，甚至那些被稱為凝固音樂的雕刻藝術，它們都在時間的河流中向前。於是我們看到，那被稱為晚期的中世紀社會，與其盛期相比，是一個巨大動蕩的社會，是人們的思想行為及價值觀都在發生變化的時期，也是早期諸多特征走向式微的時期。
    中世紀盛期的文明由繁榮走向衰退，由樂觀走向幻滅。這是一個信仰的時代，也是一個不信的時代。社會行為走向極端，出現了諸如反叛、縱欲、自虐、迷信等。但同時，它也是一個變革的時代，原先封建的那些東西，在逐漸消亡，新的東西則在漸漸升起。
    人們總愛以一種重大的曆史事件作為某一時期的切入點，黑死病就被許多人作為封建社會前後發展的分水嶺。
    其實，任何解體或衰亡的種子是早已播撒在其成長的過程中的，封建社會的衰落早就孕育在那些所謂的結構中。雖然黑死病造成了近1/3甚至更多的人口的死亡，但是研究證明，人口的減少在黑死病之前就已經開始了，晚期社會的衰落在所謂中世紀盛期就已經出現。在繁榮發展的背後已經蘊涵著衰落的種子。
    黑死病是兩種鼠疫的通稱，因其使患者身上出現黑色的斑點而得名。據信黑死病是從中亞草原傳入歐洲的。
    13481349年橫掃西歐，黑死病所過之處陳屍累累，歐洲死亡人數在2500萬左右，占其總人口的1/3到1/2，甚至更多。其慘狀可以從當時人的一些描述中得到反映：
    父親撇下了子女，妻子撇下了丈夫，兄弟也撇
    下了兄弟。因為這種疾病似乎會通過呼吸和目光
    而傳染。他們死了，沒有人為了錢或友情而把死
    者埋葬……很多地方掘出很大很深的坑，往裏麵
    填滿死屍……我親手把五個子女埋葬，其他很多
    人也這樣做。城裏處處是亂泥遮蓋的屍體，蓋得
    稀稀薄薄的，被狗拖出來吃掉。
    當時人對黑死病的原因一無所知，許多人認為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所以在許多地方人們以宗教的遊行，祈禱或自虐來祈求上帝的寬恕。“他們不論男女，很多赤足而行；有人穿上麻衣，有人在身上塗灰。他們邊走邊哀號，又扯頭發，又用鞭子抽打自己，抽得全身鮮血淋漓。”一些人則放縱肉欲，縱情享樂。一些人則迷信巫術及妖術。更有些人遷怒於猶太人，認為是他們造成的這一切，於是許多地方的猶太人被殺，在巴塞爾許多猶太人的屍體被裝在酒桶中，任其在萊茵河上漂浮。當然也有些人采取積極的措施來治療。
    一些地方的醫生規定了人們的飲食應注意的事項，不能吃過期的醃製肉食、不能吃潮濕的、含水分多的涼性食品等。
    醫生還要求病人不可白天睡覺，應清心寡欲，肥胖者應坐在室外沐浴陽光等，有的醫生要求病人用醋和酒洗澡，用醋噴灑房子等。還有的人建議用大火來純潔空氣。不知這些措施是否挽救了一些人的性命，至少教皇克萊蒙六世由於聽從了用大火純潔空氣的勸告而躲過了黑死病。
    黑死病對於西歐的影響是深遠的。這是一個人們普遍處於狂熱激奮、躁動不安的病態之中的時期。人們神經緊張，歇斯底裏或半歇斯底裏。膚淺而又瘋狂的歡樂、放蕩無羈、揮霍無度、狂飲暴食等病態特征極其突出。這也是一個沒有秩序，沒有道德倫理的時期。庸醫、巫醫、男巫女巫、測心術士、藥販子一如雨後的蘑菇一般出現。到處是布道者、改革者、科學家，當然全是假的。對死亡的恐懼，對末日的恐懼，對世界的絕望，造成對生命的放縱與虐待。這些心態與行為反映在文學藝術中，就是過去的平靜肅穆為現在的緊張焦躁所取代。
    在這個劇烈動蕩的時期，封建製度日趨衰落。農奴製度消亡了，莊園製度解體了，舊城市在衰落，貴族階級也走向自我的衰敗，封建文化也漸漸失去了它的生命力；而與此同時，新的農村經濟製度得到發展，新城市在興起，民族國家在逐步發展壯大，新航路開通，文藝複興出現。這是一個新與舊交替混雜的時代，從中人們既看到所謂的封建主義的危機，也看到資本主義的興起。
    首先，一個社會在短期內人口減少1/3至1/2所造成的影響是不容低估的。由於黑死病造成農村勞動力減少，許多地方農民的狀況有所改善，他們的勞動工資提高了，所占有的土地麵積增加了。以英國為例，許多地方小土地持有者人數都有減少，而較大的土地持有者人數則有迅速的增加，他們中的許多人擁有較多的土地而家境富有起來，被人們稱為約曼。所以有人認為晚期中世紀是農民的黃金時代。農村的變化不僅表現在農民經濟地位的上升，而且表現在農奴製度的消亡。農奴製度的殘酷性、落後性，與社會經濟發展已經不相適應了。再加上法國有1358年的紮克雷起義，英國有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義。起義雖然失敗，但在農民起義力量的猛烈衝擊下，農奴製度的解體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自由已經深入到農奴們的心中，任何再想把農奴當作畜類看待的行為都是不可能的了。盡管貴族們叫囂：“你們現在是農奴，而且將來仍然是農奴”，但那隻不過是他們的一廂情願。正如英國農民起義綱領中所宣稱的：“我們懇求所有農奴都應得到自由，因為上帝用他寶貴的鮮血使所有人都成為自由人。”所以，農奴製度在15世紀的西歐已經基本消亡。
    農奴的解放又意味著莊園的解體。莊園製度的兩大支柱是自營地經營和農奴製度，這二者的滅亡就是莊園製度的解體。事實上，早在農奴製度衰亡之前，農奴所提供給莊園自營地的勞役已經越來越少了，先是有所謂的折算來將勞役地租變成貨幣地租，然後有農奴的逃亡，他們不願再從領主處持有土地，盡管領主提供了較以前優惠得多的條件。
    我們看到一批批的農民離開土地，冒險到外地闖蕩前程。
    領主已經很難將農民固著在土地上了。而自營地的經營在晚期中世紀社會動蕩情形下，愈發無利可圖。首先是勞動者工資成倍增加，如英國《編年史讀本》中所說，“勞動者幹的活少了，而且他們幹得比以前差多了”，但工資卻上升了。
    與此同時，農產品價格卻在不斷下降。既然物價下降，工資上漲，“土地在領主手裏，故無收益”。所以在14世紀晚期。
    15世紀，領主莊園自營地的出租成為一種流行時尚。英國貝克雷家族的托馬斯?貝克雷“在1381年起義後，開始把他的土地出租。這種行動到他的繼承人時，即下一個世紀開始擴展了，並且為幾乎整個王國的各大莊園主所仿效”。而自營地的出租則標誌著莊園的另一支柱――自營地經濟消於無形。作為封建製度經濟基礎的莊園製度也就走向解體。“莊園的解體是晚期中世紀經濟和社會史最重大的問題之一，它改變了農村社會的特征，使農業勞動成果徹底革命化了”。
    既然農奴製度已經基本消亡，莊園製度已經解體，農村社會則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莊園經濟為個體的農民經濟所取代，領主變成了食地租者，他們與農民之間的關係減少了許多政治法律的附屬物，而經濟特征變得更加明顯。原先落在農民身上的那些象征人身依附的繼承稅、任意稅、婚姻稅等被免除了。在晚期中世紀的英國，農民以他們的持有土地的方式來稱呼，有自由持有農、契約租地農和公簿持有農等3類。他們以自己的小塊土地進行生產經營，於是在西歐各國出現了小農經濟相對繁榮的局麵。
    在農村發生重大變革的同時，城市也經曆了深刻的變化。首先是舊的城市的衰落和新的城市的興起。黑死病對肮髒狹窄、擁擠不堪的西歐城市的打擊是巨大的。城市人口減少，工商業活動衰退。一些原本繁榮富庶的城市衰落了，如英國的約克等城市，其從事工商業的人數急劇減少，有些手工業行會甚至難以交納有關的稅費。更有些城市交納給國王的稅金逐年遞減，以至最後僅隻是一種象征性的行為。在舊城市衰落的同時，新的城市則在不斷興起。新城市的發展往往以新的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為前提，即工商業的發展帶來新興城市的發展。如在英國，幾乎所有的重要的工業區都出現了一些工商業城鎮，在蘭開夏至約克郡西區，就有曼徹斯特、利物浦、利茲、設菲爾德、蘭開斯特、波爾頓等重要的新興城市。這些城市具有強烈的專門化特征，以所在地區的商業或手工業為中心，與市場建立了緊密的聯係。它們沒有舊城市的過多的束縛，行會等機構對生產經營的限製也有相當大的削弱。這些新城市的出現，標誌著城市新的發展。
    其次，城市內部經曆了深刻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的變革。大量農民流入城市，卻找不到工作。特權階級極力維護自己的利益，各種行會也排斥外來人員的進入，維持其壟斷。於是城市內部貧富分化加劇，階級矛盾突出。所謂的中產階級興起了，他們是城市中的新興力量，在與商人寡頭統治的鬥爭中逐漸取得了城市的統治地位，他們形成城市的中堅力量，控製城市的一應事物，與新興的王權結成聯盟，在城市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大量的幫工學徒及其他勞動者則處於城市的最底層。
    第三，城市最深刻的變化是其封建的特征中孕育了新的生產關係的種子。一些商人開始進入生產行列，以資本控製生產，成為最初的資本家。他們或者實行所謂的家內製，將原材料交給工人或農民家庭進行分散的生產，然後將成品收回出賣，於是形成了分散的手工工場經營。他們也實行集中的手工工場經營，將大量工人集中一地進行分工合作的生產。這樣的生產經營明顯不同於早期手工作坊式的生產，帶有資本經營的特征。而且一些手工業者也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技術的發展，逐漸成長為最初的資本家。
    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家成長的兩條道路：商人變成資本家，手工業者成長為資本家。當然，他們的興起更多地是在那些新興的城市，甚至農村。
    中世紀是一個不平等的社會，貴族是社會的主流和核心。但是晚期中世紀貴族已經開始走向衰敗。首先表現在作為貴族製度的基礎的封建製度（封君封臣製）已經漸趨消亡，封建的等級、封建的土地關係、封建的社會關係都發生了變化。國家權力的擴展，使地方割據勢力大為削弱，貴族們在國家政治法律生活中的作用也就大為削弱。
    其次，社會的動蕩所造成了社會結構、社會心態及社會行為的重大變化。封建的等級製度的藩籬被打破了，社會的階層流動顯得頻繁而自由。貴族尤其是騎士作為一個武裝的戰鬥集團，已經漸漸失去了他們的戰鬥特權。他們成為國家的朝臣，與其他非戰鬥人員一起為國家行政管理出力。在劇烈的社會動蕩中，舊貴族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仍然固守他們的傳統的生活方式，奢侈腐敗，生活糜爛。但他們的收入已經大為減少，往往入不敷出。因此，他們或者舉債度日，或者將他們的特權逐一轉讓，或者也學其他人投資於商業和其他行業的經營。舊的貴族多半消失，新的貴族階層則漸漸升起。此時，決定一個貴族命運的不是他的血統，而更多是他的力量。所以那些擁有土地、財富的新貴族成為國家的權貴。他們是時代的弄潮兒，或因經商而致富，或因從事工業生產而發家，或因租種土地而聚集了大量的錢財。他們憑著自己的財富而進入國家政治生活之中，形成新的政治力量。騎士製度及其所標榜的那些準則和風尚已經蕩然無存了，新貴族們以其粗俗與權勢而成為社會的主流。貴族的衰敗意味著他們再也不能以地方分裂割據的勢力存在於西歐各國（德國除外），他們成為王權的依附者，王權的支持者。而德國的貴族則努力發展自己的地方勢力以及地方的管理，使地方力量得到加強，他們強化自己的領地政府，建立起比較完善和專業的管理機構使自己成為真正的地方政府。
    市民階級和新貴族的出現與王權的加強、民族國家的發展是相一致的。它們互為因果。在與封建割據勢力鬥爭的過程中，王權與新貴族和市民結成利益同盟，使民族國家得到較好的發展。在晚期中世紀出現了新君主製。這裏百年戰爭的作用對英法兩個民族國家的形成至關重要。1328年加佩王朝的最後一位國王查理四世（1322－1328在位）去世，無子。法國貴族選舉瓦羅亞的菲力普六世為國王，是為瓦羅亞王朝的開始。菲力普是查理之侄，而英王愛德華三世（1327―1377在位）是菲力普四世的外甥，聲稱有資格繼承王位。1337年戰爭開始，打打停停，直到1453年才真正結束，是為百年戰爭。戰爭持續百年之久，早期英國人取得節節勝利，如1346年的克雷西戰役的勝利，1356年的普瓦提埃的勝利，1360年簽定了布雷蒂尼和約，使英國人獲得大量法國領土。15世紀初戰爭又起，英國人不僅取得阿讓庫爾戰役（1415）的勝利，而且在特魯瓦條約（1420）中得到了他們夢寐以求的法國王位，1422年英王亨利六世成為英法兩國國王。但是法國人沒有被最後擊跨。1429年17歲的農家姑娘貞德的出現，鼓舞了法國人的鬥誌。她自稱聽到上帝的召喚來拯救法國，她先解了奧爾良之圍，後又多次打敗英國人，雖然她最後由於被出賣而為英國人燒死，但法國人民的抗英鬥爭越來越強，英國人則節節敗退。到1453年戰爭結束時，英國在法國的領土僅剩下加萊一地了。
    百年戰爭對英國、法國甚至整個西歐，都有較為深遠的影響。進行戰爭的是英國和法國，但卷入戰爭的則是西歐多種政治力量。如開戰之初，英國就與佛蘭德爾結成了聯盟，且得到神聖羅馬皇帝路易四世的支持。後來法國之所以取得勝利也是各種政治力量重新組織的結果。百年戰爭之後，英國從大陸基本退出，更專注於本土。在經曆了約克家族與蘭開斯特家族長達30年的王位爭奪的玫瑰戰爭之後，英國建立了都鐸王朝（1485－1603），開始走向強大的曆程。1法國則重新將其領土置於王國的統一控製之下，國王及國家的權威又得到尊重，出現了以中央集權為特征的新君主製。在這樣的君主製國家裏，有強有力的王權和使君主們的意圖得以貫徹的有效的政府機構。君主的權力雖
    1英國的約克家族以白玫瑰為族徽，蘭開斯特以紅玫瑰為族徽，故稱這場戰爭為玫瑰戰爭。都鐸家族則利用雙方的相鬥而得利，建立了都鐸王朝。
    然受到一定的來自貴族和平民的限製，但更多的時候國王的意誌就是國家的法令，所謂的等級會議及其他機構都是聽命於君主的。像英國的亨利七世、亨利八世，法國的路易十一世，西班牙的查理一世等，都是當時強有力的新型君主。在新君主製下，國家有發達的官僚係統，有一定數量的常備軍，有相應的製衡機構，國家以新的與城市的聯盟作為其統治的基礎，國家更多地表現為全民的而非私人性質的。
    民族國家的興起是中世紀晚期封建製度自我衰亡的產物，是封建製度的內在危機的產物。
    社會諸多方麵的發展變化必然反映在文化上，這就是文藝複興的出現。從最根本的意義上來看，文藝複興就是對封建文化的反動，是對以宗教為特征的西歐文化的否定。
    在這裏，那些巨人們如饑似渴地學習和吸收古典的文化遺產，去複興古典的文化。與此同時，他們還在發現世界的同時發現自己。他們對人文學科極其重視，彼特拉克將自己的文藝和學術思想總稱為“人學”，或人文學，以與神學相對立。他們做有益的人文研究，以期有利於人類本身。他們相信人性的崇高，對人自身的價值加以肯定，不再視自己為罪惡的。他們肯定現實生活，頌揚自然的美麗和人的偉大，與基督教的隻注重彼岸的精神完全不同，他們熱愛自然及世俗的社會，對生活的前途抱著光明的期望和信心。總之，他們從基督教的禁欲主義走向承認人的欲望的合理，他們從否定個人精神走向個人主義，從否定人及其生活走向承認人的尊嚴，肯定人的價值。這一切的出現，必然對封建文化和人們的生活產生巨大的衝擊。這是一個需要巨人和產生巨人的時代，隻要提一提他們的名字，都令人肅然起敬。
    但丁（12651321），他是“中世紀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的一位詩人”。彼特拉克（13041374）被稱為“人文主義之父”。還有完成劃時代作品《十日談》的薄加丘（13131375），被稱為“萬能巨人”、“人類智慧的象征”的列奧拉多?達?芬奇（14521519），“政治學之父”馬基雅維裏（14691527），藝術大師米開朗基羅（14751564）。並且文藝複興從意大利波及整個歐洲，尼德蘭有基督教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漠（14661536），法國有寫成文學巨著《巨人傳》的拉伯雷（1494），英國有《烏托邦》的作者托馬斯?莫爾（14781535）、偉大的戲劇家威廉?莎士比亞（15641616）等等。正是這些巨星的出現，晚期中世紀西歐的天空如此燦爛光明。
    宗教改革也是這一變革時代的產物，如當時的人所言：“從我們的時代起，改革這個字眼鳴響在人們的耳際，以至於不管你與任何人交談，這個主題都會在言談中屢屢提到。”對基督教教會的反抗一直都不斷發生，它們就是所謂的異端。宗教改革的先行者往往被教會稱為異端，如英國著名的約翰?威克利夫（13201384）強調《聖經》的權威高於教會和教士的權威，他還首次把《聖經》翻譯成英文。然而對異端的鎮壓並不能壓製人們對教會的不滿甚至仇恨。
    人們普遍感到一種進行改革的必要，也出現了為宗教改革家作準備的人物，他們受到人文主義的影響，有感於教會的腐敗墮落而想“對教會的生活秩序”進行改革，他們“改革的是風俗習慣，而不是改革教義”。但是人們顯然不滿足於這些宗教人文主義者的有限製的改革，為了滿足心靈上的需求，出現了如馬丁?路德、茨溫利和加爾文等一群矢誌追求在宗教教義領域進行改革的改革者。雖然，他們的最初的動機表現為對教會墮落的猛烈批評，但他們最終的結果是完成了基督教教義的深刻改革，形成了所謂的新教。馬丁?路德（14831546）於1517年10月31日釘在維登堡卡斯特勒教堂的那份《關於贖罪券的九十五條論綱》，激起了基督世界一場深刻而持久的革命。在瑞士蘇黎世有茨溫利（14841531）的改革，日內瓦有加爾文（15091564）的改革，英國有亨利八世（15091547在位）及其繼承者進行的宗教改革。形成了路德教派、加爾文教派和英國聖公會教派三個新教教派，它們與天主教相對立，教會的統一被打破了，以基督教為根基的西歐文明及其社會也發生重大的變革。
    農奴製度消亡了，城市發生深刻的巨變，舊貴族走向衰落新貴族迅速崛起，民族國家逐漸形成，新君主製出現，文藝複興運動從意大利向整個歐洲大陸輻射，宗教改革打破了基督教世界的大一統局麵，1492年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西歐人的眼界大開……所有這些曆史變遷向人們揭示了這樣的一個趨勢：封建主義出現了嚴重的危機，新的製度、新的生活以及新的精神卻在逐漸成長。一個舊的時代即將過去，一個新的時代正邁著強勁有力的步伐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