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秀清據統計，國內外收藏的敦煌文獻約5萬餘件。這些文獻幾乎包括了中國中古時期曆史文化的各個方麵，且由於它全部出自當時人之手，是當時社會文化的原始記錄，沒有經過後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觀反映當時社會實際的第一手資料，因而被稱為“中國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古代學術的海洋”。
    敦煌文獻中，大約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獻。現存敦煌佛經中最早的寫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經》，經末題記雲：“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於酒泉城內齋叢中寫訖”。“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這也是藏經洞敦煌文獻的最早記年。佛教經典中，經、律、論三類經典應有盡有，數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羅密多經》、《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妙法蓮花經》、《金光明最勝王經》、《維摩詰所說經》等，而最有價值的則是禪宗經典和三階教經典。禪宗自北魏傳入中國後，經過中國僧侶的改造，成為最具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禪宗自唐代起分為南北兩宗，由於南宗慧能成為正統，早期禪宗曆史及禪宗北宗曆史漸被淹沒，敦煌文獻中卻發現了許多與此有關的資料，如《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頓悟無生般若頌》、《南天竺國菩提達摩禪師觀門》、《觀心論》、《楞伽師資記》等，其中《楞伽師資記》明確記載了神秀――玄賾――慧安――普寂等禪宗北宗的世係，《觀心論》則被認為是北宗創始人神秀的著作。敦煌文獻中還發現了迄今為止最早的《六祖壇經》，對了慧能禪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與宋代以後的《壇經》多有不同。《頓悟大乘正理訣》是公元792―794年間由敦煌赴拉薩的大禪師摩訶衍等三人與印度僧人辯論的記錄，對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禪宗傳入西藏的曆史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創立的佛教教派，武則天執政時一度興盛，開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締三階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煙消雲散，其經典也蕩然無存。敦煌文獻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階教經典，如《三階佛法》、《三階佛法密記》、《佛說示所犯者法鏡經》、《三界佛法發願法》等，它的發現，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內容。
    敦煌佛經還有不少藏外佚經（即《大藏經》中未收佛經），如《大乘四法經》、《因緣心論頌》、《異譯心經》等，不僅可補宋代以來各版大藏經的不足，還為佛教經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開了新的門徑。敦煌佛經中還有不少被認為是中國人假托佛說而撰述的經典，即所謂“偽經”，這些疑偽經反映了中國佛教的特點，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寶貴資料。敦煌文獻中的梵文、古藏文、回鶻文、於闐文、吐火羅文及與漢文對照的佛經，對摸清漢譯佛經的來源以及考證佛經原文意義作用很大。敦煌文獻中各類佛經的目錄也不少，其中既有全國性目錄、品次錄、藏經錄，也有點勘錄、流通錄、轉經錄，還有乞經狀、配補錄、寫經錄等，是研究古典目錄學不可多得的材料。此外，敦煌佛經，尤其是隋唐時期的寫經，由於校勘精良、錯訛較少，對校勘唐以後的印本佛典也大有裨益。
    敦煌文獻中還有一批寺院文書，其中包括寺院財產賬目、僧尼名籍、事務公文、法事記錄以及施入疏、齋文、願文、燃燈文、臨壙文等，是研究敦煌地區佛教社會生活不可多得的材料。敦煌是古代佛教聖地，道教的發展遠不如佛教，但在唐朝前期，由於統治者推崇老子，道教一度興盛起來。因而，在敦煌文獻中也保存了為數不少的道教典籍。敦煌文獻中的道教經卷約有500號左右，大多是初唐至盛唐的寫本。主要有老子《道德經》及該經的各種不同注本，如河上公注、想爾注、李榮注，以及該經的題解。河上公注本為道徒所傳頌，風行一時。想爾注則是研究早期道教思想的重要材料。《太玄真一本際經》、《太平經》、《上清經》、《靈寶經》等道教經典，是研究道教理論的好材料。《老子化胡經》是反映道教與佛教爭奪地位的文獻，元代以後，徹底亡佚，此經今僅存於敦煌文獻中，十分珍貴。而紙質優良、書法工整、品式考究則是敦煌道教文獻的一大特色。除佛教、道教文獻外，敦煌文獻中還保存了有關摩尼教、景教文獻。摩尼教文獻共有三件，即《摩尼光佛法儀略》、《證明過去教經》、《下部讚》，這僅有的三件文獻，使人們對文獻中屢有記載，但無法知其全貌的摩尼教在中國流行情況得以明了。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個支派，唐貞觀九年（635）傳入我國。景教在唐代流行情況，文獻記載不詳，直到明天啟五年（1625）年在長安發現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後才略知一二。敦煌文獻中有七種景教文獻，它們是《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尊經》、《一神論》、《序聽迷詩所經》、《誌玄安樂經》、《大秦景教宣元本經》、《大秦景教大聖通真歸法讚》，這些罕見的景教文獻，有助於人們全麵了解其在中國流行的情況。摩尼教、景教文獻也為我們了解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曆史證據。
    敦煌文獻中的曆史、地理著作、公私文書等，是我們研究中古社會的第一手資料。以史籍而言，敦煌文獻中除保存了部分現存史書的古本殘卷外，還保存了不少已佚古史書，如孔衍《春秋後語》、鄧粲《晉紀》、李荃《閫外春秋》、虞世南《帝王略論》等，這些史籍不僅可補充曆史記載的不足，而且可訂正史籍記載的訛誤。敦煌文獻中的一批地理著作，也十分引人注目，如李泰的《括地誌》、梁載言的《十道錄》、賈耽的《貞元十道錄》、韋澳的《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等，這些已亡佚的古地誌殘卷，是研究唐代地理的重要資料。敦煌文獻中還有關於西北地區，特別是敦煌的幾種方誌，更為史籍所不載，如《沙州都督府圖經》、《沙州伊州地誌殘卷》、《壽昌縣地境》、《沙州地誌》等，對敦煌乃至西北曆史地理的研究十分重要，每一件都是彌足珍貴的史料。
    關於歸義軍統治敦煌的曆史，在兩《唐書》、《資漢通鑒》、以及新、舊《五代史》、《宋史》等正史中記載都非常簡略，且錯誤很多，人們對這段曆史的情況隻能零星的了解。敦煌文獻中有關這段曆史的資料在上百種以上，數十年來，學者們根據這些資料，基本搞清了這段曆史，從而使這段曆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紀，千載墜史，終被填補。
    敦煌文獻中還保存了大量中古時期的公私文書，這些未加任何雕琢的公私文書，是我們研究中古時期社會曆史的第一手資料。敦煌文獻中的公文書包括法製法製文書和“官文書”。唐代法律由律、令、格、式四部分組成，傳世文獻中隻有律保存下來，令、格、式則不為人們了解，敦煌文獻中保存了許多唐代的令、格、式，雖然都有殘缺，但卻能使我們看到唐代令、格、式的大致原貌。屬於“官文書”的有符、牒、狀、帖、榜文、判辭、公驗、過所、度牒、告身、籍帳以及官府來文書等。其中如“告身”是給予新任職事官、散官、勳官等的一種證書，的冊授、製授、敕授、奏授、判補等多種形式。“籍帳”則包括戶籍、手實、差科簿、軍政機關的會計簿等。敦煌文獻中的私文書，主要是指各種內容的契約和民間團體的“社”的文書等。契約主要是唐末五代和宋初的，其中有租地契、佃地契、借貸契、雇傭契、買賣契、以及析產契等。“社”文書中有社司轉帖、社司牒狀、社條、納贈曆、社齋文等。此外，還有遺書、什物抄、放妻書、放良書、悼文、邈真讚、碑誌、私家帳曆等。這些公私文書，都是當時人記當時之事，完全保存了原貌，使我們對中古社會的細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對研究中古社會曆史至關重要。
    敦煌文獻中屬於子部的《書儀》，包括朋友書儀、吉凶書儀、狀啟書儀，不僅是當時的書信範本，也是研究禮學與風俗史的絕佳材料。敦煌文獻中的童蒙讀物和字書，不僅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唐五代的教育情況，還為考訂唐音，研究西北方言及社會生活提供了重要資料。敦煌文獻中有關婚姻、喪葬、歲時、卜卦、看相、符咒、解夢、風水、驅儺及有關佛教風俗的資料，是研究敦煌民俗的極好材料。敦煌文獻中還保存了一些類書，均為亡佚之書，對古籍整理及研究當時的社會生活都有一定的價值。
    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大量古典文學資料更為引人注目。它包括《詩經》、《尚書》、《論語》等儒家經典及詩、歌辭、變文、小說、俗賦等，文學作品除文人作品和某些專集、選集的殘卷外，大多都是民間文學作品。
    敦煌文獻中的儒家經典，最具學術價值的是它對今本儒學典籍的校勘價值。其中《古文尚書》是我們今日所見到的最古的版本，東漢經學大師鄭玄所著《論語鄭氏注》，更是失而複得的可貴資料，鄭玄注《毛詩故訓傳》，南朝徐邈《毛詩音》則最為詩經研究者所重視。敦煌文獻中保存的詩歌數量很多，其中尤以唐五代時期為最多，大致包括佚存的唐代詩人之作、敦煌本地詩人之作、釋氏佛徒之作、敦煌民間詩歌幾個方麵。敦煌佚存的唐代詩人之作，主要有《唐人選唐詩》（擬）、《陳子昂集》、《高適集》、《李嶠雜詠注》》、《白香山詩集》及一些殘存詩篇，最著名的是韋莊的的《秦婦吟》和《王梵誌詩》。《秦婦吟》世無傳本，直到藏經洞打開之後，才使這首詩完整地再現於世。《秦婦詠》全詩句228句，1600餘字，是現存唐詩中最長的一篇敘事詩，它深刻反映了晚唐黃巢起義衝擊下唐代社會的真實善狀況，不僅有鮮明的政治內容，而且有生動的藝術手法，也是研究晚唐農民戰爭的重要史料。王梵誌詩在唐代廣為流傳，但《全唐詩》裏沒有他的詩作，宋代以後幾乎無人提及他，他的詩後來也絕跡了，直到敦煌文獻的發現，王梵誌詩才再度為世人所知。王梵誌詩的特點是用白話詩直接反映社會現實，它是唐代詩壇上的奇花異草，不僅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而且對探討我國白話詩的發展，研究我國古典詩歌和白話詩的關係，提供了重要證據。敦煌詩歌中保存的敦煌當地詩人之作有《敦煌唐人詩集殘卷》（擬），《敦煌廿詠》、《白雀歌》、《龍泉神劍歌》，多為反映敦煌社會現實，讚頌敦煌山水名勝和抒發個人情懷之作。敦煌釋氏佛徒之作主要是僧人所創作的僧詩，多為闡發佛教義理和勸善修道之作。敦煌民間詩歌都來自民間，流傳於民間，如《詠九九詩》、《詠二十四氣詩》、家訓詩、學郎詩等等，這些詩藝術成就雖不很高，卻充滿生活氣息，是研究敦煌社會生活的活資料。敦煌歌辭，過去一般稱為曲子詞，除少數文人作品外，大多數來自民間，作者幾乎滲透於社會的各個階層。在這些歌辭中，值得一說的是《雲謠集雜曲子》的發現，這個集子編選了30首作品，從時間上看，明顯早於傳世的《花間集》、《尊前集》，為研究詞的起源、形式及內容，提供了寶貴的材料。敦煌歌辭由於作者的廣泛性，極大地影響了題材內容和創作風格，使得它的題材內容豐富多樣，藝術風格多姿多彩。另外，一些民間小唱如《五更轉》、《十二時》、《十二月》、《百歲篇》、《十恩德》等，也屬於敦煌歌辭這一範疇。
    變文是敦煌文學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分。所謂變文，是一種韻文和散文混合在一起用於說《唱的通俗文學題體裁。變文作為一種新的文學體裁，過去竟不為世人所知，幸賴敦煌變文的發現，才使這一問題水落石出，從而解決了中國文學史上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變文的內容主要有以佛教為題材的《維摩詰經變文》、《阿彌陀經變文》、《降摩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等，有以民間傳說為題材的《舜子變》、《孟薑女變文》、《董永變文》等，有以曆史故事為題材的《伍子胥變文》、《李陵變文》、《張議潮變文》、《張淮深變文》等。敦煌文獻中的話本小說主要有《唐太宗入冥記》、《秋胡小說》、《韓擒虎話本》、《廬山遠公話》等，為後世白話小說的發展開拓了道路。敦煌俗賦有《韓朋賦》、《晏子賦》、《燕子賦》《醜婦賦》等，是古代辭賦通俗化的產物，和文人賦有明顯區別。此外，還有如講經文、因緣、押座文、佛讚、偈頌等文體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文學性很強的佳作。敦煌文獻中還保存了一些重要的語言學資料，如《玉篇》、《切韻》、《一切經音義》、《毛詩音》、《楚辭音》、《正名要錄》、《字寶》、《俗務要名林》等。
    敦煌文獻中的科技史料，則是中國科技史上的一支奇葩。科技資料主要有數學、天文學、醫藥學、造紙術和印刷術等方麵的內容。數學方麵有《九九乘法歌》、《算經》、《立成算經》等，這些都是我國現存算術中最早的寫本，是研究中國數學史的重要史料。天文學方麵，有《二十八宿次位經和三家星經》、《全天星圖》、《紫微垣星圖》、《玄象詩》等，它表明我國天文學在當時已處於世界領先水平，同時也為我國天文學和天文學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古代，天文和曆法是密不可分的，敦煌曆日大部分是由敦煌自己編製的，如《唐元和三年（808）戊子歲具注曆》、《曆日推步術》、《唐年神方位圖》等，其中《宋雍熙三年（986）丙戌歲具注曆日並序》已引用了西方基督教的星期製。醫學類的文獻，所目前所知，至少在60卷以上，如果再加上佛經中的醫學內容，則有近百卷，大致可分為醫經、針灸、本草、醫方四類。這些醫書不僅為傳世醫書的校勘提供了較為古老的版本，同時，由於這些醫籍中保存了一些久已失傳的診法、方藥，提供了一些不為人所知的內容，不僅對醫學史研究有意義，而且在今日臨床醫學中也有一定參考價值。敦煌文獻保存4―11世紀連續不斷的紙張樣本，是研究造紙術的活材料。敦煌文獻中的唐鹹通九年（868）《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也是中國發明印刷術的實證。這些科技史料的發現，再次向世人證明中國科學技術在古代居於領先地位。
    敦煌文獻中除大量漢文文獻外，還有相當數量的非漢文文獻，如古藏文、回鶻文、於闐文、粟特文、龜茲文、梵文、突厥文等，以藏文文獻數量最多。藏文文獻如《敦煌古藏文曆史文書》、《北方若幹國君之王統敘記》、《於闐教法史》、《藏醫療雜方》、《藏醫灸法殘卷》等，於闐文有《使臣奏於闐王奏報》、《於闐王致曹元忠書》、《致金汗書信和奏報》等，這些多民族語言文獻的發現，對研究古代西域中亞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敦煌文獻還保存了一些音樂、舞蹈資料，如琴譜、樂譜、曲譜、舞譜等，它不僅使我們能夠恢複唐代音樂與舞蹈的本來麵目，而且將進一步推動中國音樂史、舞蹈史的研究。
    敦煌文獻的豐富內涵和珍貴價值，不僅受到中國學者的極大重視，而且吸引了世界許多國家的眾多學者競相致力於對它的研究，遂在本世紀形成了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學，在20世紀國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大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