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見外麵有人喊自己，黃保國放下手中的活計，從廚房走到堂屋，看見門外站著一個西裝革履、文質彬彬的中年人，好奇地問：“你是？”
    趙樹亭微笑著自我介紹道：“我是葉樹聲的代理律師，我姓趙。”說時向他出示了自己的律師證。
    聽說他是葉樹聲的代理律師，黃保國的臉立馬就拉了下來，態度生硬地說：“你找我有什麽事？”
    趙樹亭也不拐彎抹角，直接說道：“我想找您複印一份當年葉樹聲案的判決書。”
    黃保國一聽這話就怒上心頭，斷然拒絕道：“沒有，你去找別人吧。”
    “我知道您這兒有，上次葉樹聲的媽媽來找過你。”
    “他媽是來找過我，但被我攆走了，有我也不會給你們的。”
    “為什麽？”
    黃保國咬牙切齒地說：“你還問為什麽！他兒子把我女兒害死了，我恨不得扒他的皮，吃他的肉，把他碎屍萬段才出氣，難道還要給她幫忙不成？”
    “她兒子沒有害死您女兒，您女兒是被另一個人害死的。”
    黃保國聞言大為驚訝，“你開什麽玩笑？這種事情可不能隨便亂說。”
    “大爺，我知道您失去了女兒非常悲痛，但葉樹聲真的是被冤枉的，他替別人背了黑鍋。”
    “他怎麽是被冤枉的？法院都判了，難道還能有錯？”
    “那個判決有問題，我們現在發現了新的線索，證明殺害您女兒的凶手另有其人。”
    黃保國怒聲駁斥道：“你說有問題就有問題？法院難道是吃白飯的？”
    趙樹亭也不跟他爭辯，從包裏拿出一張兩年前的《中原商報》給他，說道：“您看看這上麵是怎麽寫的？”
    黃保國雖然不相信，還是忍不住看了起來。
    他念過初中，上麵的字基本都認識，看完這篇報道非常吃驚，問道：“你這張報紙是哪裏來的？”
    “報社給我的。”
    “他們沒有亂寫吧？”
    “怎麽可能亂寫？《中原商報》是中原省最大的幾個報紙，在全國都有很大的影響力，上麵登出來的報道都是真實可信，有據可查的，不比那些不講信譽的小報可以隨便亂寫。”
    “這個劉書金現在在哪裏？”黃保國關切地問。
    “在趙都市太平縣公安局，他已經被抓住快兩年了，目前正在接受法院的審判。”
    黃保國本想見見他，聽說離得這麽遠，自己年紀大了行動又不方便，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趙樹亭注意到他表情態度的微妙變化，趁機說道：
    “劉書金才是當年殺害您女兒的真凶，他在幽燕省犯下了多起強奸殺人案，其中一起就是您女兒的案子，這是他自己親口交代的，法庭審判的時候他也是這麽說。”
    為了證明自己的話，他從包裏拿出另一張最近出刊的《中原商報》來給他看。
    黃保國看了，半晌無語。
    “種種跡象表明，這個案子的確存在重大冤情，道理很簡單，如果這事兒不是劉書金幹的，他為什麽要承認？這可是死罪。他描述的犯罪經過和細節跟您女兒的案子高度一致，如果不是親自作案，是不可能做到的。”
    黃保國無言可對，他對此無法解釋。
    “所以說葉樹聲是被冤枉的，可憐他才二十歲，就給別人做了替死鬼，十年過去了，至今他仍然背著強奸殺人犯的惡名，在地下都不得安寧。”
    黃保國不說話，臉上不禁露出了憐憫之色。
    趙樹亭繼續趁熱打鐵道：“更可憐的是他的父母，葉樹聲被槍斃後，他父親承受不了巨大的悲痛，偷偷吃下了一整瓶安眠藥想要自殺，幸虧他母親及時發現，把他送到醫院搶救才保住了一條性命，但是從此落下了偏癱的殘疾，走路都要拄著拐杖。
    “母親為了給他討回清白，這些年四處奔走，到處求人，看盡了白眼，把腿都跑斷了，也沒有一個結果。他們遭受的痛苦一點兒也不比您少。”
    黃保國聽到這兒，不禁有些心軟了，問道：“那你要我怎麽做？”
    “您隻需要把葉樹聲的判決書給我拿去複印一份就可以了，過幾天她母親還要到京城去申訴，必須用到這個東西，要不然最高人民法院不會受理。”
    黃保國考慮了一下，最後還是答應了。他到屋裏翻尋了好一會兒，找出那本泛黃的刑事判決書，把它交給了趙樹亭。
    趙樹亭複印到判決書後，立即給了張煥英。
    這是張煥枝第一次見到兒子的判決書。看著那些白底上的黑字，她的心情很複雜——當年就是這個薄薄的本子，宣判了自己兒子悲劇的命運；如今要給兒子平反，還得靠它才行。
    心裏對它愛恨交加，用一個袋子小心翼翼地將它裝了起來。
    幾天後，她拿著複印的判決書，又坐車來到了京城。
    她來到最高人民法院接訪辦公室，找到當初對接的那個工作人員。
    那人看見她，一眼就認出來了，正要問她來幹什麽，張煥英激動地對她說：“同誌，我拿到判決書啦！”將一個袋子遞給了她，裏麵除了判決書外，還有一份當年的刑事申訴書。
    工作人員打開看了看，見資料都是真實的，不好再推脫，就受理了她的申訴，登記了相關信息後，讓她回去等待處理結果。
    張煥英問：“多久能有結果呢？”
    “一般三個月內。”
    張煥英心想倒也不是太久，謝過她，就回去了。
    她把情況告訴了老伴和律師趙樹亭，從此開始了焦急的等待。
    一個月過去了，不見回音。
    兩個月過去了，也沒有音信。
    三個月到了，期待中的好消息也一直沒有來。
    張煥英失望而憤怒，暗想莫非自己又被忽悠了嗎？這可是最高人民法院，說話也這麽不講信用嗎？她搞不明白。
    一天上午，張煥英正在院子裏洗衣服，一個郵遞員騎著摩托車進了院子。
    “張煥英在嗎？”他問。
    “我就是。”
    “有你一封信。”郵遞員邊說邊把一個信封遞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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