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點的菜市場，潮濕的地麵洇著爛菜葉的汁液，賣菜人把最後一捆菠菜擺上攤時，指關節已經凍得發僵。她的秤是祖傳的杆秤，銅秤砣磨得發亮，秤星卻比市場規定的標準少了兩錢，這不是故意作假，是十年前給孫子換奶粉時，秤杆被重物壓彎後沒修好。
    “這菠菜怎麽賣？”穿貂皮大衣的女人用塗著蔻丹的指甲戳了戳菜葉，“稱兩斤。”
    賣菜人手忙腳亂地捆好，秤杆剛抬起來，女人突然尖聲喊：“你這秤有問題！我昨天在超市買的兩斤比這多一半！”周圍的攤主紛紛側目，幾個買菜的老太太圍過來，七嘴八舌地議論“現在的小販心眼真黑”。
    “不是的，俺這秤……”賣菜人想解釋秤杆的毛病，話沒說完就被女人推了個趔趄，菠菜撒了一地。
    女人掏出手機對著她拍：“大家快看啊，黑心攤販缺斤少兩還想耍賴！”
    市場管理員聞訊趕來，沒等賣菜人開口，就指著牆上的標語：“趕緊給人家賠錢！”
    “我沒騙她，俺這秤……”
    “少廢話！”管理員不耐煩地打斷，“人家是常客，還能訛你這點錢？要麽賠錢，要麽我沒收你所有東西！”
    賣菜人看著滿地狼藉的菠菜，又看看女人手機屏幕裏自己佝僂的身影，突然蹲在地上哭起來。
    她想起三年前老伴住院，她在醫院門口賣煮雞蛋被保安趕走，雞蛋撒了一地，保安罵她“窮瘋了，醫院門口也敢擺攤”；想起孫子在學校被同學推倒，對方家長穿著西裝來學校，說她“沒本事教好孩子就別送出來”。
    那天她最終賠了五十塊錢，是她三天的菜錢。收攤時，隔壁賣豬肉的偷偷塞給她一把排骨：“別往心裏去，人家穿貂皮的，咱跟她講道理，就像拿雞蛋碰石頭。”
    男人坐在法院門口的台階上，手裏的判決書被攥得發皺。他的三輪車被一輛寶馬車撞了，交警認定對方全責，但對方律師在法庭上出示了他“未經許可上路”的證據，他的三輪車沒有牌照，因為車管所要求的三百塊牌照費，他攢了三個月還沒攢夠。
    “法官說了，你這屬於非法營運，對方最多賠你修車錢。”同村的老鄉拍著他的肩膀歎氣。
    他的三輪車是唯一的謀生工具，每天淩晨拉著蔬菜往返於批發市場和菜市場，車鬥裏的鐵皮被磨得發亮，車把上纏著防滑的布條，那是用老伴的舊衣服改的。
    開庭那天，對方司機穿著定製西裝，坐在原告席上玩手機，律師在法庭上侃侃而談：“被告明知三輪車不能上路，仍執意營運，對事故發生也有責任。”
    他想反駁，說自己每天給社區的孤寡老人送菜，從沒多收過一分錢；說那天是為了趕在暴雨前把菜送到，才會在路口被闖紅燈的寶馬撞了。但他剛開口，法官就敲了法槌：“被告，陳述事實，不要說無關的話。”
    最終，法院判決對方賠償他五百塊修車費，而他的三輪車維修費需要兩千塊。走出法院時，他看到寶馬司機從口袋裏掏出一遝現金遞給律師，笑著說：“還是你厲害，對付這種人，就得用規矩壓他。”
    他推著被撞變形的三輪車往家走，路過天橋時，看到一個穿校服的女孩在乞討，麵前擺著一張紙，寫著“媽媽重病，求好心人幫助”。他想把剛領到的五百塊錢遞過去，又想起家裏等著買藥的老伴，手伸到一半又縮了回來。
    女人在病房走廊的長椅上坐了三天三夜，她的兒子患了急性白血病，醫院催了三次繳費單，總額已經超過十萬。她的丈夫在工地摔斷了腿，工頭隻給了兩萬塊就再也聯係不上，她把家裏的麥子、玉米全賣了，又借遍了所有親戚，才湊了三萬塊。
    “女士，你兒子的化療不能再拖了。”醫生的語氣很溫和，但眼神裏的催促藏不住。
    她跪在醫生麵前，說可以去醫院做護工，可以去獻血，甚至可以賣腎，隻要能救兒子。
    醫生歎了口氣，遞給她一張貧困患者救助申請表：“你試試這個吧，不過審批很難，需要很多證明。”
    她跑了五天，蓋了七個章，終於把申請表交了上去。一周後，她收到了駁回通知，理由是“家庭收入超過貧困線”！她丈夫受傷前每月能掙四千塊，雖然現在一分錢沒有，但係統裏顯示的還是他以前的工資。
    那天她在醫院的走廊裏攔住了院長，院長的秘書把她拉開，說：“院長很忙，你這樣會影響其他病人。”
    她看到院長陪著一個戴金項鏈的女人走進vip病房，那女人的丈夫隻是感冒發燒，卻住了最好的單間。
    晚上，她在醫院的樓梯間偷偷哭，一個清潔工阿姨遞給她一個饅頭：“我女兒以前也得過這病，我賣了房子才把她救回來。你別放棄，但也別跟他們硬碰硬，咱們窮人，沒那個本錢。”
    女人咬著饅頭，看著窗外燈火輝煌的城市，突然覺得很陌生。她想起女兒說想當醫生，她說“好啊，以後就能救很多人”，現在她才知道，有些人生病了，連被救的資格都沒有。
    男人在工地上扛了十年鋼筋，他的肩膀比常人寬出一截，那是常年負重壓出來的。今年夏天，工地的腳手架突然塌了，他的腿被砸斷了，工頭送他去了附近的小診所，開了點消炎藥就再也不管了。
    他躺在工棚的木板床上，腿腫得像饅頭，同屋的工友偷偷給了他一瓶紅花油：“別去找工頭了，他上麵有人，咱們鬥不過他。”
    男人不甘心，他拄著拐杖去了勞動局，工作人員讓他填表格，要他出示勞動合同、工資條、工傷證明，他什麽都沒有，工地上的工人大多沒有合同，工資都是現金結算。
    “沒有這些，我們沒法受理。”工作人員的語氣很冷淡。
    男人在勞動局門口守了三天，終於等到了工頭，工頭帶來了兩個穿黑衣服的人，把他拖到偏僻的巷子裏打了一頓：“給你五千塊，這事就算了，不然下次打斷你的另一條腿。”
    他拿著那五千塊錢回到工棚，看著牆上貼的全家福，照片裏妻子和女兒笑得很開心。他原本想今年冬天就回家，給女兒買台電腦，給妻子買件新棉襖，現在看來，又要等了。
    夜裏，他疼得睡不著，聽到工友們在聊天，說隔壁工地有人因為討薪被打死了，家屬鬧了很久，最後拿到了二十萬賠償。“二十萬，夠咱們掙好幾年了。”一個工友說。
    男人摸了摸自己斷了的腿，突然覺得很可笑，他的腿，還不值二十萬。
    女孩是班裏成績最好的學生，但她每天都穿著洗得發白的校服，午飯總是一個饅頭加鹹菜。今年評選助學金，老師把名額給了班裏一個成績中等的男生，因為那個男生的爸爸是教育局的領導。
    “老師，我家真的很困難，我爸爸癱瘓在床，媽媽打零工養活我們。”女孩鼓起勇氣找到老師。
    老師歎了口氣：“我知道你家不容易，但評選有規定，要綜合考慮。那個男生雖然成績差點，但他參加了很多課外活動，綜合素質比你高。”
    女孩不明白，綜合素質是什麽，難道比能不能吃飽飯還重要？她看到那個男生每天都喝牛奶，用最新款的手機，而她連買本輔導書都要猶豫很久。
    放學回家的路上，她看到校門口有個賣烤紅薯的老爺爺，寒風中他的手凍得通紅，卻還是笑著給每個顧客裝紅薯。女孩想起了自己的爺爺，爺爺以前也在村口賣烤紅薯，後來因為城管不讓擺，就再也沒賣過。
    那天晚上，她在日記裏寫道：“媽媽說，等我考上大學就好了，可我怕，大學是不是也像現在這樣，有理沒理，不是看你有沒有理，而是看你有沒有錢。”
    老人的房子在市中心，是祖傳的四合院，今年要拆遷了，開發商給的補償款是每平米五千塊，而附近的房價已經漲到了每平米五萬。他不肯簽字，開發商就斷了他家的水電，還在他家門口堆了很多建築垃圾。
    “老爺子，別強了，你這房子沒房產證，能給你這麽多已經不錯了。”拆遷辦的人說。
    老人拿出了光緒年間的地契，那是他爺爺傳下來的，可人家說：“這玩意兒早就沒用了，現在講的是法律。”
    他去了信訪局，去了市政府，甚至去了北京，每次都被勸回來：“老人家，要顧全大局，別給政府添麻煩。”
    他看到和他一起拆遷的鄰居，有人拿到了好幾套房子，因為他們認識開發商的親戚；有人拿到了高額補償，因為他們會鬧，會堵路，會跳樓。
    老人不會鬧，他隻會坐在院子裏，看著那棵百年的老槐樹發呆。那是他小時候親手栽的，現在已經長得枝繁葉茂，樹蔭能遮住半個院子。開發商的人說這棵樹礙事，要砍掉，他抱著樹幹不肯鬆手：“要砍樹，就先把我砍了。”
    最後，他還是簽字了，拿到了五十萬補償款。他用這筆錢給兒子在郊區買了套小房子，自己在小區門口擺了個修鞋攤。每次看到穿西裝的人走過，他都會低下頭，怕人家認出他這個“釘子戶”。
    賣菜人後來不賣菜了，她去了一家餐館洗碗，老板不給她簽合同，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月底發工資時還要扣這扣那。她不敢說什麽，因為她知道，還有很多人等著這份工作。
    三輪車夫的三輪車修好了，他還是每天淩晨拉著蔬菜往返於批發市場和菜市場，隻是再也不敢走那條有寶馬車出沒的路。他學會了繞遠路，雖然要多花一個小時，但他覺得安全。
    白血病孩子的母親最終還是失去了孩子，她賣掉了家裏所有的東西，還清了欠款，然後去了南方打工。她在一家電子廠上班，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機器的噪音很大，她卻覺得很安靜，因為不用再想那些理不清的道理。
    斷腿的工人留下了後遺症，走路一瘸一拐的，他回了老家，靠著幾畝地過日子。他再也沒去過城裏，他說城裏的路太硬，硌得他腿疼。
    貧困女生考上了一所重點大學，她申請了助學貸款，課餘時間去做兼職，雖然很累，但她覺得很踏實。她知道，隻有自己變得強大了，才能有底氣跟別人講道理。
    拆遷戶的修鞋攤生意很好，附近的人都願意找他修鞋，說他手藝好，收費公道。他還是每天坐在曾經的老槐樹下，隻是那棵樹已經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高樓大廈。
    這個世界似乎總是這樣，有些人天生就站在高處，他們的道理輕飄飄的，卻很有分量；有些人一輩子都在低處掙紮，他們的道理沉甸甸的，卻沒人願意聽。就像菜市場的秤，準不準不重要，重要的是買菜的人信不信。而窮人的道理，就像那杆被壓彎的秤，即使你知道它是準的，也沒人願意承認。
    但生活還在繼續，太陽每天都會升起，照亮那些有理或無理的人，照亮這個既公平又不公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