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方以智順便詢問了張好古關於繼任者的問題。他想知道張好古對於這個職位有什麽看法和建議。
    張好古思考了一下，然後回答道：“我覺得惠來時是個不錯的人選。他能力出眾，經驗豐富，而且為人正直，我相信他能夠勝任這個職位。”關鍵的是惠來時是緊跟張好古的。
    方以智對張好古的推薦表示讚同，他說：“惠來時確實是個合適的人選。”張好古見方以智也讚成，就說道“既然如此，那就讓他去接替這個職位吧。我會上書朝廷，說明情況，我想朝廷應該會答應的。”
    晚上，方以智張羅著給張好古接風，也算是得勝歸來，請帖也早就散了出去。
    這次沒在張好古的自家產業，而是去了柳如是，陳子龍的絳雲樓。
    出席的有張好古，王徴，方以智，李明忠，惠來時，傅青主，馮夢龍，徐驥，陳子龍，顧炎武，黃宗羲，候岐曾，黃祥，黃蜚，成均，袁飛，孫臨，吳大寶，候承祖。
    陪坐的有柳如是，董小宛，顧橫波，李香君，陳圓圓，卞玉京，寇白門，馬湘蘭，至此秦淮八豔齊了。另外還有些女妓穿梭伺候。
    快開席時，又來了兩人，王鑒和董素素。
    經方以智介紹，知道是董其昌的弟子，張好古也曾有董其昌的題字，也曾和董其昌同朝為官，故也熱情招呼兩人入座，王鑒也曾為官。
    崇禎六年，三十六歲的王鑒以舉人身份踏入仕途，兩年後憑借祖蔭任左府都事，後外放廣東廉州太守。彼時粵中推行開礦之策，百姓苦不堪言，王鑒力陳其弊，終使惡政罷黜，卻因此觸怒權貴，險遭殺身之禍?。兩年後，他辭官歸鄉，四十歲的仕途戛然而止。這一轉折，與同時代的王時敏如出一轍，兩人皆在明亡前完成從“兼濟天下”到“獨善其身”的蛻變?。
    王鑒自幼浸淫書畫，自述“餘生平無所嗜好，惟於丹青不能忘情”。作為王時敏的子侄輩，其早期畫風深受這位“四王”之首影響，筆墨間可見摹古之嚴謹?。崇禎九年，他結識畫壇泰鬥董其昌，得以親睹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吳鎮《關山秋霽圖》等巨跡。董其昌雖不久離世，但其“南北宗論”與筆墨意境，為王鑒指明了文人畫的至高追求?。
    王鑒的藝術生涯，始終與明末清初的文人畫家群體緊密交織。他與楊文驄、程嘉燧、張學曾、卞文瑜、邵彌、李流芳等交遊唱和，吳偉業曾作《畫中九友歌》盛讚諸人。這一群體以友誼為紐帶，切磋畫藝，共同推動了文人畫的傳承與創新?。王鑒的山水畫從董源、巨然入手，上溯元四家，又融匯“畫中九友”的審美趣味，逐漸形成蒼潤雅致之風。
    罷官歸裏後，王鑒全心投入繪事，“盡力畫苑”，終成一代宗師。其作品既有對傳統的深刻領悟，又兼具個人氣韻，如仿倪瓚的《山水圖》清冷孤高，擬巨然的《山水圖》則渾厚華滋?。
    而董素素是一女子，薛素素自幼家境貧寒，被迫在江湖馬戲班賣藝為生。她練就一身出神入化的本領：騎馬射彈弓、走繩索如履平地，人稱“繩伎”。她自稱“女俠”，常著男裝策馬揚鞭，最令人稱奇的是其“雙彈擊碎”的絕技——疾馳時，她一手持彈弓，先射出一彈，再迅速以第二彈擊碎空中前彈，聲如裂帛，觀者無不瞠目?。這一身驚險矯健的功夫，為她贏得了“俠女”之名，也奠定了她傳奇人生的底色。
    在嘉興賣藝期間，薛素素邂逅了當時尚未顯達的董其昌。彼時董其昌尚在私塾教書，卻一眼被這位聰穎靈動的少女吸引。他以小楷抄錄《心經》相贈，並親為題跋，此舉不僅是對薛素素才情的認可，更成為她藝術生涯的轉折點。在董其昌的指點下，她開始研習書畫，山水蘭竹皆能信手拈來，意態入神；後又專攻白描佛畫、花卉草蟲，筆法清麗脫俗?。
    成年後的薛素素，詩、書、畫三藝精進，迅速躋身名流之列。她的畫作被胡應麟在《甲乙剩言》中盛讚“雖名畫好手，不能過也”；潘之恒則在《畫史》中感歎其“才技兼一時，名動公卿，都人士或避席自覺氣奪”。她的白描觀音線條流暢，設色淡雅，既有閨閣之細膩，又具俠女之颯爽；而筆下蘭竹則疏朗有致，暗含高士風骨。詩作亦清新婉約，如《詠蘭》：“空穀佳人絕世姿，紫莖碧葉自相依。”字裏行間，可見她將江湖豪氣與文人雅趣融為一爐?。
    薛素素的一生始終遊走於“俠女”與“才女”的雙重身份之間。時人既驚歎她的繩伎絕技，又折服於她的書畫造詣，甚至有人質疑其出身是否配得上文人圈的讚譽。然而，她以才華與膽識打破了階層的偏見，讓“江湖”與“廟堂”在她的藝術中達成和解。正如明代文人張岱所言：“素素之畫，如見其人——繩上飛燕，筆下生蘭。
    隻是讓人記住的，卻是一樁奇案。
    王穉登曾送過薛素素、馬湘蘭每人一個硯台，不料若幹年後，他送給薛素素的那方硯台，竟成了最著名的一樁懸案。
    此硯就是著名的“脂硯”。
    萬曆元年，蘇州硯匠吳萬有製作了一方端硯。王穉登看它小巧可愛，尤其裏麵一點胭脂暈特別嬌媚，突然想起了一個人，就將這方小硯買下。吳萬有問刻什麽硯銘呢？王穉登即興想了幾句，關照他刻上：
    調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
    芳心在一點，餘潤拂蘭芝。
    硯台自然是要贈給薛素素，詩暗寫素素小字“潤娘”，是畫蘭花的能手，後麵“素卿脂硯王稚登題”的銘文，有共同進步的意義在裏麵。王穉登懂得女人，知道光送銀子還不夠，禮物要高雅得體才稱心。這硯台屬端硯裏的上品，後人描述，此硯小才盈握，“硯質甚細，微有胭脂暈乃及魚腦紋，寬一寸五分許，高一寸九分許。硯周邊鐫柳枝，舊脂猶存”。那應該不是磨墨，而是調胭脂用的了，硯盒也精致，“珊瑚紅漆盒，製作精致……盒上蓋內刻細暗花紋薛素素像，憑欄立幃前，筆極纖雅；右上篆紅顏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內史小方印，為仇十洲之女仇珠所畫者。”
    此後，“脂硯”身世頗曲折離奇。據考證，康熙五十五年，廣東人餘之儒為求官，從曹寅的門人處打聽到他有收藏古董的嗜好，便從薛素素後人手中以三間瓦房的代價，買下了脂硯送給曹寅。曹寅敗，脂硯由曹寅之孫曹天佑秘藏，於硯側刻“脂研齋所珍之研其永保”。曹雪芹寫作〈石頭記〉，曹天佑以“脂硯齋”之名做點評，薛素素的這方硯台從此越發傳奇。
    曹家徹底潦倒後，脂硯進了北京一家名“燕軒齋”的當鋪，接著就到了收藏家端方手裏。端方攜帶脂硯入蜀，於綿陽被亂箭射死，此硯流落到四川藏硯家方氏手，從此一度銷聲匿跡。
    1953年10月，重慶大學教授、金石家黃笑芸在重慶一舊貨攤上，再次發現了脂硯。按舊貨攤老板出價，他花25元錢買下此硯，由好友戴吉亮帶至北京請張伯駒先生鑒定。張伯駒時任吉林省博物館館長，考證此硯確實是薛素素的舊物，並以1200元一說800元）的高價買下收藏於吉林博物館。
    1963年春節，張伯駒攜此硯去天津，請周汝昌觀賞品評。1963年夏，故宮舉辦“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紀念展覽會”， 脂硯尚在。
    三年後，脂硯由外地展出返京時，居然神秘失蹤，至今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