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起，這位在中國古代曆史舞台上留下深刻印記的人物，學於儒門，深通兵法，又為戰國法家之先驅。其思想宛如一幅絢麗多彩的畫卷，具有兼融儒法諸家的顯著特點，在戰國時期的思想史上占據著獨特的地位。
    在治國理念方麵，吳起始終堅信儒家德治理念的正確性和重要性。他深知，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並非僅僅取決於地理環境的險峻或城池的堅固，而是需要一種更為根本的力量——道德。
    吳起明白，道德就像春天的微風和細雨，能夠輕柔地滋潤百姓的心靈，使他們對國家產生深厚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當一個國家充滿道德的光輝時，百姓會自然而然地遵守國家的法律和秩序，因為他們內心深處認可這些規範，並願意為之付出努力。
    這種以德治國的思想，充分體現了儒家的核心價值觀。儒家強調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關鍵作用，認為隻有通過道德的引導和感化，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吳起對這一理念的秉持，不僅反映了他對國家治理的深刻理解，更展現了他對百姓福祉的殷切關注。
    他向魏武侯闡述的“在德不在險”的道理，正是這一理念的生動體現。吳起深知，僅僅依靠險峻的地形和堅固的城池來保衛國家是遠遠不夠的，唯有培養和弘揚道德，才能使國家真正強大起來。
    另一方麵，吳起在楚國的變法中所展現出的法家思想可謂是獨具特色、熠熠生輝。
    首先，“明法審令”這一理念猶如一盞明燈，照亮了楚國的法治之路。通過將國家的法律和政策明確清晰地呈現給每一個人，無論是普通百姓還是各級官員，都能夠清楚地知曉自己的行為準則和界限。這樣一來，整個社會便能夠在法律的框架內有序運行，避免了因法律模糊而導致的混亂和不公。
    其次，“信賞必罰”原則更是吳起變法的一大亮點。這一原則確保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權威性，使得那些為國家做出貢獻的人能夠得到應有的獎勵，從而激發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同時，對於那些違法亂紀的人，也絕不姑息遷就，必定給予相應的懲罰，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和社會的公序良俗。
    再者，“持勢任術”和“立公棄私”這兩個方麵則充分展現了吳起在政治鬥爭中的智慧和果斷。他善於運用權謀之術，審時度勢，把握政治局勢的變化，從而製定出最為合適的策略。然而，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吳起始終能夠以國家利益為重，摒棄個人私利，將國家的長遠發展置於首位。這種無私的精神和高瞻遠矚的眼光，為楚國的變法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綜上所述，吳起的這些法家思想在楚國的變法實踐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不僅使楚國的政治製度日臻完善，更為國家實力的提升注入了強大的動力。
    吳起的思想話語猶如一座豐富的寶庫，其中蘊含著各種不同的觀點和理念。他深入探究春秋時期“元年”的大義，並將其向君王闡釋，以此來闡述治國的根本原則。
    在古代社會，“元年”並非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時間節點，它具有更為深刻的象征意義。它標誌著一個全新的政治周期的開端，承載著治國理政的重要意義。吳起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並通過對“元年”的解讀，向君王傳達了一個重要信息：國家的根基在於道德、法律和秩序。
    這種觀點與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維係君權秩序價值方麵存在相通之處。儒家強調道德的重要性，認為君主應當以仁愛之心治理國家，以身作則，引領民眾走向正道；而法家則注重法律和秩序的維護，主張通過嚴格的法律製度來規範社會行為，確保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吳起的思想將這兩種觀點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宗儒任法”的思想形態。
    這種思想形態在戰國時期由儒入法的思想史曆程中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它突破了傳統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固有界限，將兩者的精華融為一體。這種融合為戰國時期的政治變革和社會發展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和模式，為當時的統治者提供了更為全麵和有效的治國方略。
    此外，吳起的“宗儒任法”思想對後世的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不僅為後來的思想家們提供了借鑒和啟示，也為中國古代政治製度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礎。這種思想的傳承和發展，使得中國古代社會在道德、法律和秩序的相互作用下，保持了相對的穩定和繁榮。
    吳起是戰國時期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一生曆經魯、魏、楚三國，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和軍事作戰經驗。他學識淵博，對兵、法、儒三家思想都有深入的研究和融會貫通，能夠將這些思想運用到實際的內政管理和軍事戰略製定中，取得了極為卓越的成就，因而被尊為中國古代軍事典籍《武廟十哲》之一，其軍事才能和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吳起所著的《吳子》是一部極具價值的軍事著作，在中國古代軍事典籍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它集中體現了吳起的軍事思想精髓。在《吳子》中，吳起提出了許多富有前瞻性和深刻見解的主張。他主張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認為這是國家強盛的關鍵所在。對內要修明文德，通過加強文化教育、完善法律製度、倡導道德風尚等方式，提升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和社會凝聚力；對外則要做好充分的戰備工作，包括加強軍事訓練、完善軍事裝備、製定合理的軍事戰略等，以確保國家在麵對外部威脅時能夠有足夠的實力進行應對。吳起強調，政治和軍事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廢任何一方，隻有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才能使國家在動蕩不安的戰國時期立於不敗之地。
    在強調政治、軍事並重的前提下，吳起更加重視政治教化的作用。他主張用道、義、禮、仁來治理軍隊和民眾，通過這些道德規範來引導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他認為，隻有讓軍隊和民眾在思想和行為上都符合道德規範，才能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戰鬥力。這種以德治軍、以德治民的思想，體現了吳起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對社會穩定的高度重視。在這樣的治理理念下，軍隊能夠形成良好的紀律和團隊精神，民眾也能夠自覺地維護國家的利益和社會的穩定，從而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基礎。
    同時，吳起還從戰爭的起因這一角度出發，將戰爭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他主張對戰爭要采取極為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的行為。他認為，戰爭是關乎國家生死存亡和社會穩定的大事，不能輕易發動。隻有在符合道義、維護國家和民眾利益的情況下，才可進行正義之戰。這一思想在《戰國策》中亦有體現，反映了吳起對戰爭的深刻理解和對和平的珍視。他深知戰爭的殘酷性和對社會的巨大破壞力，因此極力倡導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隻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訴諸武力。這種對戰爭的理性態度和對和平的向往，使吳起的思想在當時就顯得難能可貴，也為後世的軍事家和政治家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吳起的軍事思想被認為是“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麵的觀點”，在中國古代軍事典籍中占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不僅體現了當時社會變革的潮流和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訴求，而且對後世的軍事理論和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正因為吳起在中國軍事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與春秋時代的軍事家孫武並稱“孫吳”，成為中國古代軍事史上兩座不朽的豐碑。他們的軍事思想和著作，一直被後世的軍事家和學者所研究和借鑒，成為中國軍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華民族的軍事智慧貢獻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他進行了獨特的兵役製度創新，這一創新在當時的軍事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為後世的軍事製度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有學者認為，吳起在魏國創建了中國最早的、從應征人員中選募常備兵的兵役製度，即建立了魏“武卒”部隊。這一製度的創立，標誌著中國古代軍事製度從臨時征兵向職業化、專業化轉變的重要一步。其成員全部經過嚴格的考試和選拔，合格的標準極為苛刻，這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無疑是對軍事素質和戰鬥力的一次重大提升。
    具體來說，選拔“武卒”的標準是：士兵們需要身穿全副甲胄，攜帶戈、劍、弩、欠矟）和三日口糧，在拂曉到中午這段時間內行軍百裏。隻有達到這樣的標準，才有資格成為“武卒”。這種選拔標準不僅考驗士兵的體能和耐力，還考驗他們的裝備攜帶能力和行軍速度，確保了“武卒”部隊的成員都是經過嚴格篩選的精英。
    錄取後，吳起按照各人的特點進行編組。例如，將“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編為一隊）”，“能逾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等。這種編隊方式充分考慮了士兵的個人特長和能力，有利於根據戰術需要部署部隊。在各隊編組上，吳起也主張量材使用，按士卒的具體情況分配戰鬥任務。例如，使“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等。這種靈活的編組和任務分配方式，極大地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和協同作戰能力。
    同時，吳起還吸取了管仲組軍的精神，注意“鄉裏相比，什伍相保”，使同鄉鄰居之人編在同一隊、伍之中。這種編組方式不僅有利於士兵之間的互相幫助和互相擔保，還增強了部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士兵們因為彼此熟悉，更容易形成默契，從而在戰場上發揮出更大的戰鬥力。
    凡入選的士卒，享受特殊待遇。他們不但免去全家賦稅，而且還另行分配土地房屋。這種激勵機製極大地提高了士兵的積極性和忠誠度，使他們更加願意為國家效力。魏“武卒”被認為是“中國古代戰爭史上第一支具有職業化和專業性質的部隊”，他們的戰鬥力在當時的中原地區無與倫比，為魏國的軍事擴張和政治穩定立下了赫赫戰功。
    吳起的這一兵役製度創新，不僅提升了魏國的軍事實力，還為後世的軍事製度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他的軍事思想和實踐，成為了中國古代軍事史上的一座豐碑，對後世的軍事家和政治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在楚國變法也取得了輝煌成就。
    在楚國時，作為令尹的吳起全力輔佐楚悼王進行變法。確立變法原則之後，他在楚國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係列改革。首先，他主張“明法審令”，厲行“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敢苟同，行不敢苟容，行義不顧毀譽”的“法治”。這一舉措為楚國的政治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讓國家的事務能夠在法律的框架內有序進行。其次，“廢公族疏遠者”，廢除那些非楚王直係的貴族的政治地位和經濟保障，同時裁減群臣的俸祿，精簡“無能”“無用”的官員，裁撤不急之官，把節省下來的開支用於“撫養戰鬥之士，要在強兵”。通過這一方略，為楚國的“強兵”之路提供了有力的經濟保障。再次，強兵以“破橫散縱”，在外交上，吳起以楚國軍事實力的崛起替代縱橫家遊說之言。換言之，建立在“強兵”基礎上的楚國外交，不再需要縱橫家的調停和斡旋。因此他“破橫散縱），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以此禁止縱橫家遊說，防止內外勾結。
    吳起的強兵之策，建立在他擅長的軍事謀略上，是其長項。吳起在楚國的變法持續數年，雖然因支持他變法的楚悼王去世而終結，但卻在此期間收到了十分顯著的成效。楚國迅速發展，進一步擴大了疆域，出現了“南平百越，北並一說應為‘治’）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一度大敗魏國，“馬飲於大河”的強盛局麵，各諸侯國為之震驚。到吳起死後，後人也有“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的看法，這充分說明了吳起變法對楚國的深遠影響和重要意義。
    吳起，以其兼融儒法的思想、卓越的軍事成就和大膽的變法舉措，成為中國曆史上一位熠熠生輝的人物。他的思想和實踐不僅對戰國時期的政治、軍事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也為後世的治國理政和軍事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