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孔子在魯國太廟見到一隻變形的觚，那青銅酒器的棱角被磨得圓潤，腹部的饕餮紋殘缺不全，原本四道象征四方的扉棱隻剩下模糊的凸起，早已失去古禮規定的形製。他輕撫著斑駁的銅鏽，指腹劃過被刻意磨平的棱角，連聲感歎：“觚不觚，觚哉！觚哉！” 這聲歎息穿越兩千五百年的風雨，至今仍在曆史長廊中回響 —— 它不僅是對一件器物的惋惜，更是對名實錯位的憂慮，對社會秩序崩壞的痛心。從商周青銅禮器到當代社會的製度規範，“觚之為觚” 的命題始終纏繞著人類文明：當事物的名稱與實質脫節，當形式與內涵背離，我們該如何找回那失落的 “觚”？
    一、觚之為觚：青銅鑄就的禮製密碼
    商周時期的觚，絕非普通的飲酒器具，而是禮製大廈的一塊基石。考古發現的商代晚期青銅觚，多為喇叭口、細腰、高圈足，腹部常有四道扉棱，紋飾以饕餮、夔龍為主，通高約三十厘米，容量約兩升。這種嚴格的形製並非工匠的隨意設計，而是《周禮?考工記》“審曲麵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 的具體實踐 —— 每一寸弧度都對應著尊卑等級，每一道紋飾都承載著宗教倫理。
    殷墟婦好墓出土的 “婦好觚”，通高 36.5 厘米，口徑 16.8 厘米，器身修長，腹部飾有三組饕餮紋，每組以扉棱分隔，圈足飾有相對的夔龍紋。器內底部鑄有 “婦好” 二字銘文，證明它是商王武丁為王後所作的禮器。祭祀時，商王執觚獻酒，酒液沿喇叭口緩緩注入祭器，象征著人神之間的溝通，而觚的容量恰好是 “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的標準，確保祭祀時 “犧牲不成，粢盛不絜，不敢以祭”。考古學家發現，這隻觚的內壁有明顯的使用痕跡，說明它並非擺設，而是真正用於祭祀的禮器 —— 這種 “器以載道” 的傳統，使觚成為 “名實相符” 的最初象征。
    西周時期，觚的形製被納入更嚴密的禮樂體係。《禮記?禮器》規定 “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觚作為中等貴族使用的禮器，其尺寸、紋飾必須與使用者的爵位匹配。陝西扶風出土的 “牆盤觚”，紋飾已從商代的饕餮紋簡化為竊曲紋，扉棱變矮，通高降至 25 厘米，這正是西周中期 “禮從宜，使從俗” 的體現。但即便簡化，仍保持 “上圓下方” 的基本形製 —— 喇叭口象征天圓，圈足象征地方，暗合 “天圓地方” 的宇宙觀，說明形製可變，但其承載的 “名” 與 “實” 的對應關係不可破。
    春秋早期的 “子仲薑觚”，現藏上海博物館，器身修長如商代舊製，頸部飾有蕉葉紋，腹部為獸麵紋，圈足有透雕蟠螭紋，紋飾繁密仍恪守古製。但到春秋晚期，山東沂水出土的 “邾公華觚” 已麵目全非：圈足變高近十厘米，腹部加粗，甚至出現了帶柄的異形觚，原本象征等級的扉棱被完全磨平。考古學家通過紋飾斷代發現，這隻觚的使用年代恰與孔子同時，正是他所見 “觚不觚” 的實物例證。器物的變形背後，是周禮體係的鬆動：當諸侯僭用天子之禮，大夫冒用諸侯之器，觚的形製自然失去了規範 —— 它不再是等級秩序的象征，而成了權貴炫耀的工具，“名” 存 “實” 亡的悲劇由此上演。
    孔子對 “觚不觚” 的敏感，源於他對 “名” 的重視。在《論語?子路》中，他明確提出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在他看來，“名” 是社會秩序的基石，正如觚的形製是禮製的體現，一旦 “名實背離”，整個文明體係都會崩塌。他晚年刪訂《春秋》，通過 “鄭伯克段於鄢”“天王狩於河陽” 等 “微言大義”，正是要 “正名”—— 讓事物的名稱與其本質相符，讓社會秩序回歸正軌。漢代董仲舒曾解釋：“《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
    二、不觚之歎：亂世中的名實錯位
    春秋時期的 “觚不觚”，絕非孤立的器物變形，而是整個社會 “名實錯位” 的縮影。《左傳》記載的 “季氏八佾舞於庭”—— 按禮天子用八佾六十四人），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季氏作為大夫卻用八佾；“三家者以《雍》徹”——《雍》是天子祭祀後撤祭器時唱的詩，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大夫祭祀時卻擅自使用，這些與變形的觚如出一轍，都是在下者冒用在上者的禮製，導致 “名” 與 “實” 的割裂。
    政治領域的 “不觚” 最為刺眼。齊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本是霸主，卻在葵丘之會前 651 年）“欲封泰山，禪梁父”，冒用天子祭祀之禮。管仲以 “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苦苦勸阻，列舉伏羲、神農等受命帝王的先例，才勉強阻止。晉文公更在踐土之盟前 632 年）召周天子赴會，《春秋》為 “正名”，不得不書 “天王狩於河陽”—— 明明是諸侯召見天子，卻硬說是天子狩獵，這種 “為尊者諱” 恰恰暴露了 “名實不符” 的尷尬。
    列國的官製變革同樣體現 “不觚”。西周的 “卿、大夫、士” 等級分明，春秋時卻出現 “陪臣執國命” 的現象：魯國的陽虎本是季孫氏家臣，公元前 502 年囚禁主人季桓子，執掌國政達三年；晉國的六卿韓、趙、魏、智、範、中行）架空公室，公元前 453 年韓趙魏三家分晉，最終瓜分晉國。這些家臣、大夫的官職名）與其實際權力實）完全背離，正如變形的觚 —— 名為 “觚”，實則早已不是觚。
    經濟領域的 “不觚” 體現在賦稅製度。西周的 “井田製” 規定 “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到春秋時，魯國宣公十五年前 594 年）“初稅畝”，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收稅；齊國管仲 “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肥瘠收稅，實質都是承認土地私有，卻仍保留 “井田” 之名，形成 “名存實亡” 的局麵。《公羊傳》批評 “初稅畝” 時所說 “始履畝而稅也。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正是對這種 “不觚” 的譴責。
    倫理層麵的 “不觚” 更觸目驚心。《禮記?檀弓》記載，春秋時有個叫 “黔婁” 的人去世，其妻按照他的遺願 “不封不樹”不堆墳頭不種樹），卻有人指責 “夫魯有初，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何哉，不使其子主之而使其孫主之’”，可見連喪禮這種最私人的倫理行為，都出現了 “名實不符” 的混亂。更有甚者，衛宣公為娶兒媳宣薑而築新台，《詩經?邶風?新台》諷刺 “新台有泚，河水彌彌。燕婉之求，籧篨不鮮”，直指 “父娶子妻” 的名實顛倒。
    麵對這種全麵的 “不觚”，不同學派提出了不同的應對之道。道家主張 “絕聖棄智”，認為 “名” 本身就是束縛，《老子》“名可名，非常名”，要回歸自然本真；墨家強調 “兼愛”“非攻”，試圖用實用主義打破等級虛名，《墨子?小取》“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注重名實的對應；法家則幹脆 “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以法律取代禮製，《韓非子?定法》“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而孔子選擇的是 “正名”—— 通過恢複 “名” 與 “實” 的對應，重建社會秩序，這正是他周遊列國宣揚 “仁”“禮” 的深層動因。
    三、循名責實：曆史中的糾偏之路
    “觚不觚” 的困境，並非春秋獨有，而是貫穿中國曆史的永恒命題。每當社會出現 “名實錯位”，總會有智者站出來 “循名責實”，試圖將變形的 “觚” 重新塑回應有的形製。從戰國的商鞅變法到漢代的 “春秋決獄”，從唐代的《唐律疏議》到明代的張居正改革，本質上都是對 “不觚” 的糾正，是 “正名” 傳統的延續。
    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是 “循名責實” 的激進實踐。他在秦國推行 “軍功爵製”，規定 “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將爵位名）與軍功實）嚴格掛鉤，徹底打破西周以來的 “世卿世祿” 製。史書載，秦軍士兵 “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正是這種 “以實定名” 的激勵效果。他還設立 “告奸” 製度，“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確保法律條文名）與執行實）一致。司馬遷評價商鞅 “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可見 “循名責實” 的成效。
    但商鞅的 “正名” 過於剛性，隻重 “實” 而輕 “名” 的教化功能。他統一度量衡時，隻規定 “度、量、衡” 的標準 ——“一尺約合 23.1 厘米，一升約合 202 毫升”，卻忽視了其背後的禮製內涵，甚至 “燔詩書而明法令”，焚燒儒家典籍。趙良曾勸他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商鞅不聽，最終被車裂，印證了 “正名” 不能僅靠強製，還需兼顧 “名” 的象征意義，正如觚的形製既要規範，也要保留其承載的文化記憶。
    漢代的 “春秋決獄”，開創了 “以名正實” 的司法傳統。董仲舒提出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誌”，即根據行為的動機名）與結果實）來定罪。《太平禦覽》記載一案例：甲父乙與丙爭言相鬥，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按律甲應處死刑。董仲舒卻以《春秋》“父為子隱” 為由，認為甲 “非律所謂毆父也”—— 甲的動機是救父而非傷父，“名”動機）為 “救”，故 “實”定罪）不應為 “毆父”，最終判甲無罪。這種 “原心定罪”，通過《春秋》的 “大義”名）來糾正法律條文實）的僵化，體現了 “名” 對 “實” 的引導作用。
    唐代的《唐律疏議》，是 “名實相符” 的製度巔峰。這部法典開篇即 “名例律”，明確 “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體例”，將 “名” 的定義與 “實” 的量刑嚴格對應。如對 “謀反” 的定義：“謂謀危社稷”，解釋為 “王者居宸極之至尊，奉上天之寶命，同二儀之覆載，作兆庶之父母。為子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規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謀反”，從 “名” 的內涵到 “實” 的懲處淩遲）都規定得清清楚楚。更可貴的是，它還設 “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 的原則，通過類比確保 “名實相符” 無死角，形成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法者定名，刑者正實” 的體係。
    宋代的程朱理學，則從哲學層麵 “正名”。朱熹提出 “理一分殊”，認為 “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正如觚有觚之理，爵有爵之理，“名” 是 “理” 的體現，“實” 是 “理” 的落實。他編訂《家禮》，規範 “冠婚喪祭” 的禮儀，甚至細化到 “深衣” 的尺寸 “袂之長短，舉之及肘；袷之高下，及腰而已”、“喪服” 的布料 “斬衰用粗麻布，齊衰用稍細麻布”。他說 “禮即理也”，試圖通過 “正” 日常生活之 “名”，來涵養人心之 “實”，這是對孔子 “觚不觚” 之歎的哲學回應。
    明代的張居正改革，以 “考成法” 踐行 “循名責實”。他規定 “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覆奉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裏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注銷”，即對官員的職責名）與政績實）進行量化考核。如規定 “河道修治須三月完工，逾期未竣者，巡撫罰俸三月”。他還設立 “隨事考成” 製度，“月有考，歲有稽”，使 “名實不相符者，查參究治”。這種製度設計，直指明代官場 “因循苟且”“名實背離” 的積弊 —— 如官員 “報喜不報憂”，水災隻報 “淹沒田畝十之三”，實則過半；征稅隻報 “已征八成”，實則不足六成。張居正的改革正如將變形的觚重新校準，短期內使明朝出現 “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 的中興氣象。
    這些曆史實踐表明，“正名” 不是複古守舊，而是根據時代需要調整 “名” 與 “實” 的關係：有時需要 “以名正實”如董仲舒），用理念引導實踐；有時需要 “以實正名”如商鞅），用實踐修正理念；更多時候則是 “名實互證”如《唐律疏議》），使二者動態平衡。這種平衡的智慧，正是中華文明應對 “不觚” 困境的核心方案。
    四、形製之變與精神之守：器物演變中的永恒
    觚的形製在曆史長河中不斷變化：從商代的繁複到西周的簡化，從春秋的變形到秦漢的消失被爵、觶取代），再到宋代以後的仿古複製，但它承載的 “名實相符” 精神卻始終未變。這種 “形製可變，精神恒在” 的現象，揭示了應對 “不觚” 困境的深層智慧 —— 重要的不是固守形式，而是守住形式背後的核心價值。
    漢代雖無實用觚，但 “正名” 精神體現在銅器鑄造中。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 “錯金銅博山爐”，雖非禮器，卻在山巒紋飾中融入 “昆侖” 意象，爐蓋的煙霧從山巒間升起，象征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 的傳統；爐座的盤龍紋則對應 “四神拱衛” 的禮製，使 “名實相符” 從酒器延伸到熏香器。馬王堆漢墓的 “漆繪食案”，長 70 厘米，寬 40 厘米，雖形製與西周禮器不同，卻嚴格遵循 “食不言，寢不語” 的禮儀規範 —— 案上杯盤擺放 “左酒右食”，與《禮記?曲禮》“進食之禮，左殽右胾” 完全一致，仍體現 “尊左卑右” 的等級觀念。這說明漢代雖 “器變”，卻未 “道變”，正如孔子所希望的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形式可簡，精神不可失。
    唐代的 “唐三彩” 雖多為冥器，卻暗含 “名實” 考量。西安出土的 “三彩駱駝載樂俑”，駱駝上的樂師分坐兩側，中間舞者姿態謙卑，這種 “左右對稱、中為尊” 的布局暗合 “君臣有序” 的禮製；樂師所持樂器 “琵琶、箜篌、笛”，皆為宮廷雅樂之器，而非民間俗樂，確保 “名”宮廷樂俑）與 “實”樂器組合）相符。法門寺地宮出土的 “秘色瓷”，雖為瓷器取代了青銅，但其 “秘色” 之名意為 “皇家專用，秘而不宣”）與其供奉佛骨的功能實）完美對應 —— 考古發現的 14 件秘色瓷，器形規整，釉色青碧，與文獻 “類玉類冰” 的記載完全一致，體現了 “名實相符” 在新器物中的延續。
    宋代的 “仿古禮器” 運動，更顯對 “觚” 之精神的回歸。宋徽宗命人編撰《宣和博古圖》，收錄曆代青銅器 839 件，其中對 “觚” 的形製考證尤為詳細：“觚，酒器也，所以禮天地、事鬼神、和人倫者也。其製上圓下方，體象天地，容量二升，應乎中和。” 他還命汝窯、官窯仿製古觚用於祭祀，考古發現的 “宋仿商觚”，雖紋飾簡化，卻嚴格遵循 “高 30 厘米、口徑 15 厘米” 的古製，甚至刻意模仿商代的 “範鑄痕跡”，使其 “名”仿古禮器）與 “實”祭祀功能）相符。雖然後世批評其 “泥古不化”，但這種努力背後，是對 “名實相符” 精神的堅守。
    元明清時期，觚的形製進一步藝術化，卻仍未失其 “神”。元代的 “青花觚”，紋飾變為 “鬆竹梅”“纏枝蓮”，但 “上寬下窄” 的基本造型仍未變，象征 “謙尊而光” 的倫理；清代的 “琺琅彩觚”，器身多繪 “嬰戲圖”“花鳥紋”，功能變為陳設器，但其 “對稱平衡” 的美學仍暗合 “禮者，天地之序也” 的傳統。乾隆年間的 “仿青銅釉觚”，甚至在器身刻 “大清乾隆仿古” 款，明確 “名”仿古）與 “實”創新）的關係 —— 既不隱瞞時代，又不背離傳統，這種 “明變守常” 的智慧，對當代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極具啟示。
    當代的 “文創產品” 中，也可見 “觚” 之精神的延續。故宮博物院推出的 “角樓咖啡杯”，杯身圖案嚴格按照角樓 “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 的結構繪製，名稱角樓咖啡杯）與內涵故宮文化）相符；杯型采用馬克杯的實用形製，卻在杯底印有 “故宮文創” 標識，既創新又守正。蘇州博物館的 “吳王夫差劍文具套裝”，將古劍的 “菱形暗格紋” 轉化為鋼筆紋飾，使 “劍” 的 “殺伐之實” 轉化為 “文房之雅”，但 “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名）與產品質量實）仍保持一致 —— 筆尖采用銥金材質，書寫流暢度經過百次測試。這些案例證明：傳統器物的形製可以創新，但 “名實相符” 的精神必須堅守。
    五、當代之觚：傳統與現代的名實博弈
    今天的社會，依然麵臨 “觚不觚” 的困境，隻是 “觚” 的形式變了：可能是製度與執行的脫節，可能是商品宣傳與實際質量的不符，可能是傳統符號的濫用，這些 “名實錯位” 與孔子時代的 “禮崩樂壞” 雖形式不同，本質相通 —— 都是 “名” 與 “實” 的割裂，都需要 “正名” 的智慧。
    公共政策領域的 “不觚” 常表現為 “政策空轉”。2019 年，某省推行 “垃圾分類”，口號名）喊得響亮，在社區懸掛橫幅 “垃圾分類，人人有責”，卻因垃圾桶設置不合理 ——“可回收物桶與其他垃圾桶相距不足 5 米”、回收體係不健全 ——“回收車一周才來一次”，導致居民 “想分卻難分”實），垃圾分類準確率不足 30。更有甚者，某縣 “鄉村振興” 規劃精美名），投資 2 億元建 “仿古一條街”，卻不顧村民 “需要就業、改善住房” 的實際需求，最終商戶入駐率不足 20，淪為 “空心村”實）。這些現象正如變形的觚，看似符合 “名”，實則背離了 “名” 所承載的 “為民服務” 本質。
    商業領域的 “名實錯位” 更為普遍。“老字號” 本應代表 “品質可靠”名），卻有品牌為追求利潤偷工減料實）：某百年醬園用工業色素 “日落黃” 代替傳統 “黃梔子染色”，檢測發現其產品色素含量超標 10 倍；某 “中華老字號” 糕點，將傳統 “豬油起酥” 改為 “氫化植物油”，口感變差卻仍標 “傳統工藝”。“有機食品” 本指 “無農藥化肥、生態種植”名），卻有商家貼標造假實）——2023 年市場監管總局抽查顯示，有機食品合格率僅 78.3，部分 “有機蔬菜” 檢測出 “毒死蜱” 農藥殘留，形成 “有機不有機” 的怪象。這些行為與春秋時 “僭用禮製” 一樣，都是對 “名” 的透支，最終會失去消費者信任。
    文化領域的 “不觚” 體現在傳統符號的濫用。“漢服” 本是承載禮儀的服飾名），其形製 “交領右衽、寬袍大袖” 對應 “溫柔敦厚” 的倫理，卻有人將其商業化、獵奇化，穿漢服逛夜店、闖紅燈，甚至搭配 “運動鞋、墨鏡”，使 “漢服” 失去了 “衣冠上國” 的文化內涵實）。“非遺” 本指 “代代相傳、活態傳承的技藝”名），卻有地方為政績將 “速成剪紙”“機器刺繡” 申報非遺實），2023 年某省清理 “偽非遺” 達 237 項，暴露了 “非遺不非” 的亂象。這種對傳統符號的 “形取而神棄”，與孔子所見的 “觚不觚” 異曲同工。
    教育領域也存在 “名實背離”。“素質教育” 倡導 “德智體美勞全麵發展”名），卻仍有學校以 “應試” 為唯一目標實）—— 某中學將 “音體美” 課程全部改為 “數理化”，甚至周末補課，校長坦言 “不這樣升學率上不去”。“教授” 本應 “教書育人”名），卻有學者重科研輕教學，甚至抄襲造假實）——2023 年某高校查處學術不端案件 127 起，部分教授 “三年未上一節課”，淪為 “老板教授”。這些現象正如 “八佾舞於庭”，都是對 “名” 的褻瀆。
    應對當代 “不觚”，需要重拾 “循名責實” 的智慧。浙江推行的 “最多跑一次” 改革，通過 “減事項、優流程、壓時限”，將 “企業開辦” 從 “5 個工作日” 壓縮至 “1 個工作日”，使政策名稱名）與辦事效率實）相符；華為的 “以客戶為中心”，將口號名）轉化為 “客戶滿意度納入 kpi 考核，權重占 30”實），使企業理念落地；敦煌研究院的 “數字敦煌”，用 3d 掃描技術實）還原壁畫細節，網上展廳訪問量超 10 億次，實現了 “傳播敦煌文化”名）的目標。這些實踐證明：隻要守住 “名” 的核心內涵，形式可以靈活創新，正如觚的形製可變，但 “名實相符” 的精神永恒。
    六、守正出新：名實相生的永恒智慧
    孔子的 “觚不觚” 之歎，穿越千年仍振聾發聵，因為它觸及了人類文明的根本問題：如何在變化中保持穩定，在創新中堅守本質。從商代的青銅觚到當代的社會治理，從春秋的禮崩樂壞到今天的傳統複興，“名” 與 “實” 的博弈從未停止，而解決之道始終是 “守正出新”—— 守住 “名” 的核心價值正），創新 “實” 的表現形式新），使 “觚” 雖形製可變，卻始終是 “觚”。
    “守正” 是前提，即守住 “名” 所承載的核心價值。對於觚來說，核心價值是 “禮製象征”；對於現代社會，“正” 可能是公平正義、誠實守信、責任擔當等。同仁堂 “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 的古訓，守的是 “藥者仁心” 的 “名”—— 其 “安宮牛黃丸” 仍堅持 “金箔包裹”“手工泛丸”，雖成本高卻不更改工藝；張桂梅創辦華坪女高，守的是 “教育改變命運” 的 “名”—— 她身患 23 種疾病仍每天陪學生晨讀，13 年送出 2000 多名女大學生；敦煌研究院 “莫高精神”，守的是 “保護文化遺產” 的 “名”—— 樊錦詩紮根大漠 58 年，用數字化技術保護壁畫，卻拒絕 “商業化過度開發”。這些 “正” 如同觚的基本形製，是不能變的根本。
    “出新” 是關鍵，即根據時代需求創新 “實” 的表現形式。古代的 “禮製” 在今天可以表現為法治、德治 —— 如 “孝道” 從 “丁憂三年” 變為 “常回家看看” 入法；傳統的 “工匠精神” 在今天可以結合科技手段 —— 某老字號糕點用 “3d 打印” 製作模具，卻保留 “手工烘焙” 的核心工藝；“名實相符” 在數字時代可以表現為 “透明化”“可追溯”—— 某有機農場用區塊鏈記錄 “種植、施肥、采摘” 全過程，消費者掃碼即可查看，使 “有機” 之名有 “實” 可依。如 “老字號” 稻香村，既保留傳統配方正）——“自來紅月餅” 仍用 “芝麻油、青梅餡”，又推出 “低糖月餅”“文創糕點”新），使 “老字號” 之名與 “新消費” 之實相符；蘇州園林的保護，既堅守 “雖由人作，宛自天開” 的造園理念正），又引入智能監控、生態修複技術新）—— 用傳感器監測水位、土壤酸堿度，實現了 “名實相生”。
    “守正” 與 “出新” 的平衡，正是 “觚之為觚” 的當代詮釋。正如青銅觚在不同時代有不同形製，卻始終承載 “禮” 的精神，當代社會的各種 “名” 也應在堅守核心價值的同時，靈活調整表現形式。當政策的 “名” 與民生的 “實” 對接 —— 如 “鄉村振興” 既保留 “鄉愁” 又發展 “鄉村旅遊”；當傳統的 “名” 與現代的 “實” 融合 —— 如 “中醫” 既用 “望聞問切” 又結合 “ct、化驗”；當商業的 “名” 與品質的 “實” 統一 —— 如 “網紅產品” 既創新營銷又保證質量，我們就能破解 “觚不觚” 的困境，實現孔子所向往的 “天下有道”。
    站在博物館的玻璃櫃前，凝視那隻變形的春秋觚，我們仿佛能聽到孔子的歎息。但當目光轉向身邊 —— 看到 “誠信商家” 的牌匾與貨真價實的商品，看到 “人民公仆” 的稱號與為民服務的行動，看到 “非遺傳承” 的榮譽與精益求精的技藝 —— 我們又能感到欣慰：“觚” 或許仍在變形，但 “名實相符” 的精神正在新的土壤中生長。這生長，正是對孔子 “觚哉！觚哉！” 之歎的最好回應 —— 千年以降，我們始終在尋找那隻 “應然” 的觚，而尋找的過程，本身就是文明進步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