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從武宗滅佛看會昌中興(5)武宗滅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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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滅佛事件,是佛教在中國曆史上發展演進的一次重大浩劫,也稱“會昌法難”。
後代佛教徒將其與之前的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以及之後的後周世宗滅佛並稱為“三武一宗”。
那麽,武宗為什麽要滅佛?其背後深層次的動機是什麽?
大唐在建國之初,是個對宗教相當寬容的王朝,不僅佛教進入史上最為鼎盛時期,出現了玄奘、鑒真、一行等舉世聞名的高僧。
其他宗教,比如中國本土的道教,以及從西方傳入的祆教、景教,在長安這座當時的國際化大都市中,也都各有信徒、互不幹擾。
而大唐曆代帝王大都是些多宗教信仰者,在崇信佛教的同時,並不影響他們對其它宗教的信仰,釋迦摩尼與太上老君平分秋色、和平共處。
佛陀、道士成為朝中權貴爭相拉攏的座上賓,甚至許多高僧、道士可以自由出入守衛森嚴的宮禁,替帝王祈福消災、答疑釋惑。
不過總體上看,由於道教需要精通占卜測算、煉製丹藥、望山看水等眾多技能,對文化層次有著一定要求,進入門檻較高,受眾相對較少。
而佛教講究眾生平等,主張放下執念皆可成佛,民間信徒顯然更多。
至於景教、祆教以及其它宗教,由於傳入時間不長,更難與佛教相抗衡。
到了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女皇執政期間,佛教發展的更加繁榮。全國各地寺院遍布,長安、洛陽更是擁有眾多規模豪華、堪比皇宮的大型寺院。
佛教的畸形繁榮極大提升了僧尼的社會地位,他們不事生產,無需繳稅、服勞役,還占據著大量良田,有佃農替他們勞作,有雜役替他們照看生活,儼然成為一個掌握有大量財富的龐大特權階層。
朝中權貴以及富商大賈,紛紛將自己的親戚子弟送往寺廟剃度,打著修行的名義享受各種紅利。
玄宗以後,大唐人口一度猛增至五千多萬。與之相反,朝廷手中掌控的耕地卻大量集中在權貴手中,致使大唐自開國之初就實施的均田製瀕臨崩潰。
玄宗對此有所察覺,曾三度下詔抑製佛教規模,禁止王公貴族將田宅私自改成寺院,但收效甚微。
安史之亂後,大唐國力衰落,財政捉襟見肘,曆任帝王都在為錢發愁。武宗執政時,這種情況更加嚴重。因此武宗在即位之初,就對佛教表現出了相當大的反感。
會昌元年814年)六月,慶陽節這天,武宗在宮中設齋請和尚、道士講法,卻隻賜給道士象征尊貴的紫衣,嚴禁僧人穿著,以此昭示天下,自己對佛教並不感冒。
會昌二年815年),武宗著手沒收寺院財產。
會昌三年816年),因傳言有昭義軍奸細,假扮僧人潛入長安,武宗向京兆府下達“殺沙門令”,三百多名僧人橫死街頭。
會昌五年845年)六月,祠部奏報:全國共有大型寺廟四千六百座,民間寺院四萬座,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
祠部是尚書省所屬一個二級部門,分管宗廟、祭祀以及僧尼薄籍等事務。
武宗對這些不事生產、不服勞役、不繳賦稅,隻是白白浪費糧食的僧尼愈發厭惡,加之受到宰相李德裕,以及道士趙歸真的力勸,終於下定決心將他們一舉廢除。
七月初一,武宗詔令全國:要求各地先毀掉建於山野郊外的招提寺、蘭若寺。
招提、蘭若都是梵語音譯詞,均為寺院泛稱,隻是規模、場地略有不同。
招提意為“四方”,一般指較大規模、距城鎮較近的寺院。
蘭若,意為“寂靜”,通常指建在山野之中,相對僻靜的寺廟。
接著,又敕令長安、洛陽東西兩都,分別隻保留四座寺院,每寺留住僧人三十名。
各地節度使、觀察使辦公地所在州,以及同州、華州、商州、汝州四地分別保留一座寺院。這些寺院按規模分為三等,其中:上等寺可留僧人二十名;中等寺可留僧人十名;下等寺可留僧人五名。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僧尼,以及穆護、襖僧均一並勒令還俗——穆護、祆僧指從波斯傳來的拜火教神職人員。
各寺廟凡不在保留範圍之內的,所在官府應立即拆毀,朝廷專門委派禦史赴各地督辦。
寺中田產財物一律充公,建材用於修繕公署、驛站;銅像、鍾磐用於鑄錢。
於是,一場由官方主導、波及全國、轟轟烈烈的滅佛運動就此展開。
在這次聲勢浩大的運動中,大唐早已陳舊的官僚機構,體現出了驚人的執行力。
截止八月初七,在短短一個月時間裏,各地共拆毀寺廟四千六百多座;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穆護、祆僧兩千餘人;毀掉招提寺、蘭若寺四萬餘座;收回良田數千萬頃,放歸寺院雜役、奴婢十五萬人!
不久又重新下令,上等寺由保留僧人二十人,改為十人;中等寺由保留十人,改為三人;下等寺則一個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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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佛運動取得圓滿成功,佛教自建唐以來兩百多年積存的大量田產、財物全部充歸國有!
殘存下來的僧尼不再隸屬祠部,改由禮部下屬的主客司管轄。
李德裕聽說五台山僧人大多投奔幽州,立刻召來幽州駐長安進奏官,當麵告誡他:“回去報告你們節度使,五台僧人做將領比不上幽州將領,做士卒不如幽州士卒,不要為了博取一個容納的虛名招致非議。沒看到劉從諫收留了那麽多閑人,對他又有什麽好處!”
張仲武知道後,取來兩把長刀,派人送交居庸關守將,下令:“凡有遊僧入境,一律就地斬殺!”
主客郎中韋博為此抱怨了幾句,認為沒必要做得這麽絕,結果被李德裕聽到,將他打發到了西北戍邊。
綜上所述,武宗滅佛原因有三:
其一,武宗本人是個虔誠的道教徒,崇信長生術,不喜輪回說。
其二,武宗的得力幹將、宰相李德裕與憲宗時期的名臣韓愈一樣,曆來反感佛教,在主政淮南、西川期間,都有類似的滅佛行為。另外,還有趙歸真之流的當紅道士,也在其中推波助瀾。
其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世俗政權對過度膨脹的佛教產生了警覺。朝廷財政的日益拮據,讓武宗君臣不可避免的盯上了佛教這塊肥肉。
客觀的看,武宗滅佛在短期內確實收到了奇效,緩解了財政危機,減輕了百姓供養僧尼的負擔。
但過於極端的處理方式,讓大量流傳已久的寶貴佛經付之一炬,也讓眾多強迫還俗的僧尼瞬間失去生計,引發了社會秩序的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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