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摛，字士秀，南朝梁代重要文學家，以開創“宮體詩”著稱於世，其子徐陵亦為文壇巨匠，父子二人並稱“大小徐”，共同塑造了南朝後期文學的重要風貌。《梁書·文學傳》以三千餘言詳述其生平，結合《南史》《隋書·經籍誌》等史料印證，可勾勒出這位文學革新者的完整人生軌跡。
    徐摛的家世可追溯至東海徐氏，這一宗族自漢魏以來便是儒學世家，雖非頂級門閥，卻以“傳經守禮”聞名。其父徐超之曾任南朝宋政權的員外散騎常侍，雖官職不高，卻為徐摛奠定了深厚的家學基礎。史載徐摛“生而敏慧，五歲能誦《論語》，八歲可屬文”，展現出異於常人的文學天賦。
    他的早年教育遵循士族傳統，先從鄉中宿儒研習《詩經》《尚書》等儒家經典，後又遍覽《楚辭》《文選》等辭賦總集，尤其對漢賦中的鋪陳技巧與魏晉詩歌的韻律之美情有獨鍾。青年時期，徐摛曾遊曆建康（今南京），與當時的文人雅士交遊，其習作《秋興賦》因“辭采清麗，意境幽遠”在士林中流傳，為他贏得了“江東才子”的初名。這一時期的積累，既培養了他對文字的敏感，也讓他深諳傳統文學的規範，為日後突破傳統埋下伏筆。
    南齊末年，徐摛以“秀才”身份被舉薦入仕，初任太學博士，負責典籍整理與教學。這一職位雖清苦，卻讓他得以係統研讀宮廷藏書，尤其對漢代樂府詩中“相和歌辭”的世俗題材與明快節奏產生興趣。不久後，他轉任晉安王蕭綱（即後來的簡文帝）的記室參軍，從此與皇室宗親建立聯係。
    蕭綱當時年僅十歲，喜好文學，徐摛作為幕僚，不僅為其講授詩文，更常陪侍宴遊，創作應景之作。史載“王每遊宴，摛必侍從，賦詩唱和，動輒成篇”，這段經曆讓他逐漸摸索出貼合貴族審美趣味的創作路徑——不再局限於傳統詩賦的莊重題材，轉而描寫園林景致、宴飲細節與侍女情態，文風日趨纖巧。
    梁武帝蕭衍即位後，廣納文士，徐摛因蕭綱舉薦，被召為尚書祠部郎，後遷為太子中舍人，正式成為宮廷文學侍從。梁武帝本人雅好文學，常於華林園、樂遊苑舉辦文會，徐摛是其中最活躍的參與者之一。
    他的應製之作多為“頌”“讚”類文體，如《籍田頌》以“翠幕星陳，雕軒雲布”描繪帝王親耕場景，辭藻富麗而不失莊重；《菩提樹頌》則融合佛理與辭采，被武帝讚為“文質彬彬，得諷詠之致”。但更具突破性的是其詩歌創作他將樂府詩的通俗性與辭賦的雕琢美結合，寫下《詠舞》《贈內》等作，其中“低鬟向綺席，舉袖拂花鈿”“朱顏含遠日，翠色影長川”等句，以細膩筆觸刻畫女性姿態，開創了“狀貌寫情”的新範式。
    注重對偶工整，善用色彩詞匯，題材聚焦閨閣、宴樂、自然小景，被時人稱為“徐體”。這種風格雖遭部分守舊文人非議，卻因貼合宮廷娛樂需求而迅速流行，連梁武帝也常“命摛作豔詩，以為笑樂”。
    大通三年（529年），蕭綱被立為太子，徐摛任太子家令，成為東宮文學集團的核心。他與庾肩吾（庾信之父）、張率等文人形成創作群體，係統推動文風革新，“宮體詩”作為獨立流派自此定名。
    徐摛在東宮期間的創作，進一步強化了“宮體”特征一是題材的世俗化，將筆觸從朝堂轉向閨房、從功業轉向私情，如《夜聽妓》“朱唇動，素腕舉，洛陽少童邯鄲女”，直寫宴樂場景；二是語言的“綺靡”，追求“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與湘東王書》），如《詠美人》以“嫩柳半垂陰，新蓮剛出浦”喻女子情態，比喻精巧；三是格律的探索，其詩多為五言四句或八句，平仄已具規律，為唐詩近體詩的形成了借鑒。
    這種風格直接影響了其子徐陵。徐陵自幼隨父在東宮學習，成年後編纂《玉台新詠》，收錄大量“宮體詩”，並提出“詩者，誌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主張，將徐摛的創作實踐上升為理論。同時期的庾信，青年時與徐陵並稱“徐庾”，其早期作品《春賦》《七夕賦》中“芙蓉玉碗，蓮子金杯”等句，明顯可見徐摛的影響。
    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之亂爆發，建康淪陷，徐摛隨蕭綱被囚。史載其“在賊中，猶授太子《老子》，講論不輟”，展現出文人的操守。亂平後，他輾轉回到江陵，被梁元帝蕭繹任命為光祿大夫。
    晚年的徐摛創作風格略有轉變，作品中多了亂離之感，如《哀賦》“城空雀鳥，巷無馬牛”，悲歎戰亂帶來的殘破，褪去了早年的綺麗，添了沉鬱之氣。承聖三年（554年），徐摛病逝於江陵，享年七十七歲，臨終前仍叮囑徐陵“吾文雖靡，然承漢魏之餘，開新變之路，汝當守之，勿為流俗所移”。
    《梁書·文學傳》以三千字篇幅為徐摛立傳，除詳述其生平，更收錄其《勸進表》《與釋智愷書》等文，讚其“屬文敏速，不加點竄，每有製作，俄爾便成”。史傳既肯定其“革易前體，標新立異”的文學功績，也指出其“內容偏狹，流於輕豔”的局限。
    唐代史學家魏征在《隋書·文學傳序》中批評“宮體詩”“亡國之音”，將其與南朝奢靡之風關聯；而清代學者王夫之則認為，徐摛“破經生之拘滯，開詞章之新境”，肯定其在文學形式探索上的價值。客觀而言，徐摛開創的“宮體詩”，雖題材有局限，卻豐富了詩歌的表現手法，推動了漢語韻律的成熟，是中國文學從“古體”向“近體”轉型的關鍵環節。
    徐摛的一生，既是南朝士族文人的典型寫照——依托才學躋身宮廷，在權力與藝術間尋求平衡；也是文學革新者的縮影——打破傳統束縛，以個性化創作重塑時代文風。他的作品雖僅存二十餘首（見《全梁詩》），卻在文學史上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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