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晉成帝鹹和年間（326334年）的亂世洪流中，蘇峻之亂引發的全國性動蕩，為地方勢力的崛起了絕佳土壤。建康近郊攝山（今南京棲霞山）豪強徐輿，正是抓住這一曆史契機，聚集部眾自稱“攝山大王”，成為東晉內亂中地方豪強趁勢割據的典型代表。他的生平雖未在《晉書》中單獨立傳，其事跡卻散見於《晉書·蘇峻傳》《建康實錄》及地方史誌中，從一個側麵折射出東晉初年中央權威衰落、地方勢力坐大的政治亂象，也為研究東晉時期“流民與豪強武裝”的形成了鮮活樣本。
    徐輿的崛起，與東晉初年的政治格局及蘇峻之亂的爆發緊密相連。東晉建立之初（317年），司馬氏政權依賴南遷士族“王、謝、袁、蕭”的支持才得以立足，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力本就薄弱，尤其在建康周邊，豪強地主與流民武裝交織，形成了諸多“半獨立”的勢力範圍。徐輿出身建康近郊的攝山本地豪強家族，其祖上世代居住於攝山腳下，憑借開墾山地、經營鹽鐵積累了一定的財富與威望，逐漸成為攝山一帶的“鄉望”人物。在蘇峻之亂爆發前，徐輿雖未擔任官職，卻通過“收攏流民、私養部曲”，暗中積蓄力量——當時北方戰亂頻繁，大量流民南下投奔建康，徐輿以“庇護、分配土地”為誘餌，吸引了數千流民歸附，這些流民後來成為他武裝力量的核心基礎。
    鹹和二年（327年），蘇峻之亂的爆發，徹底點燃了東晉內亂的導火索，也為徐輿的崛起了“東風”。蘇峻本為東晉將領，因平定王敦之亂有功被封為曆陽內史（今安徽和縣），手握重兵卻對朝廷心懷不滿。當年十月，蘇峻以“討伐庾亮、清君側”為名，率領數萬大軍從曆陽起兵，沿長江東下直逼建康。東晉朝廷倉促應戰，卻因兵力分散、將領不和屢戰屢敗，次年（328年）二月，蘇峻攻破建康台城，劫持晉成帝，控製朝政，一時間天下大亂——地方官員或投降蘇峻，或擁兵自保，建康周邊的秩序徹底崩潰，百姓流離失所，這為徐輿公開舉事創造了絕佳時機。
    麵對混亂局勢，徐輿迅速做出決斷他以“保境安民、抵禦亂兵”為名，在攝山聚集此前收攏的流民與本地部曲，正式舉起武裝大旗。攝山地處建康東北郊，海拔數百米，山勢險峻，易守難攻，且山間有棲霞寺等佛教寺院可供駐紮，又臨近長江，便於獲取物資與聯絡其他勢力，是理想的割據據點。徐輿憑借家族在攝山的威望與此前積累的人脈，很快聚集了數千部眾，他自號“攝山大王”，在山間修築堡壘、囤積糧草，並製定了簡單的軍紀，規定“不得劫掠百姓，違者立斬”——這一舉措既區別於蘇峻叛軍的燒殺搶掠，也不同於其他豪強的肆意妄為，讓他贏得了攝山周邊百姓的暫時支持，部眾規模迅速擴大至五千餘人。
    成為“攝山大王”後，徐輿采取了“靈活觀望”的策略，遊走於東晉朝廷、蘇峻叛軍與其他地方勢力之間，最大化地謀求自身利益。一方麵，他表麵上宣稱“效忠朝廷，等待平叛”，拒絕蘇峻叛軍的招降——蘇峻攻破建康後，曾派人前往攝山招撫徐輿，許以“豫州刺史”之職，徐輿深知蘇峻殘暴，又不願受製於他人，便以“攝山乃偏遠之地，不敢奉命”為由拒絕，同時暗中加固防禦，防止蘇峻派兵進攻；另一方麵，他也不主動參與朝廷的平叛行動，而是專注於擴充自身實力，趁機兼並周邊的小股流民武裝與豪強勢力——當時建康周邊有不少類似徐輿的地方武裝，規模從數百人到上千人不等，徐輿通過“招降納叛”與“武力兼並”，先後吞並了句容、丹陽等地的三股武裝，將勢力範圍擴大到攝山周邊數十裏，成為建康近郊不可忽視的武裝力量。
    徐輿的割據，雖以“保境安民”為旗號，實則是典型的地方豪強趁亂謀利。他在攝山一帶實行“半自治”統治自行任命官吏管理地方，向百姓征收賦稅，甚至鑄造簡易的貨幣流通；同時，他還控製了攝山至長江的交通要道，對過往的商船收取“過路費”，以此積累財富。不過，與蘇峻叛軍的殘暴不同，徐輿在統治區域內確實推行了一些穩定秩序的舉措他組織流民開墾荒地，恢複農業生產；設立“義倉”儲存糧食，用於救濟受災百姓；嚴懲劫掠百姓的士兵，維護地方治安。這些舉措讓攝山一帶在亂世中形成了短暫的“安寧”，甚至有不少建康城內的百姓為躲避戰亂，逃往攝山投奔徐輿，進一步壯大了他的勢力。
    徐輿的勢力巔峰期，曾一度與東晉朝廷的平叛軍隊產生間接合作。鹹和三年（328年）末，東晉荊州刺史陶侃與江州刺史溫嶠組成“聯軍”，率軍討伐蘇峻，從荊州順江而下逼近建康。蘇峻為防備聯軍進攻，將主力部隊部署在長江沿岸，導致建康近郊的防禦空虛。徐輿見時機成熟，率領部眾突襲了蘇峻設在建康東北郊的糧道，燒毀了蘇峻的部分糧草，為陶侃聯軍的進攻創造了有利條件。此戰過後，陶侃曾派人前往攝山，對徐輿進行“安撫”，授予他“明威將軍”的虛職，希望他能配合聯軍進攻蘇峻。徐輿表麵上接受了官職，卻始終按兵不動，隻是繼續鞏固自己的攝山據點——他深知，一旦蘇峻滅亡，東晉朝廷必然會著手整頓地方勢力，自己的割據局麵難以長久，因此不願消耗實力，隻想在亂局中保全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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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鹹和四年（329年）二月，蘇峻之亂最終被平定，蘇峻戰死，其殘餘勢力被徹底剿滅，東晉朝廷重新掌控建康。局勢穩定後，晉成帝與權臣庾亮立即將目光投向地方割據勢力，下令“凡趁亂聚眾者，或歸降朝廷，或就地剿滅”。此時的徐輿麵臨著艱難抉擇歸降朝廷，意味著失去所有權力與武裝，可能還會因“割據”之罪被清算；繼續抵抗，又無力與恢複元氣的東晉軍隊抗衡。最終，徐輿選擇了“主動歸降”——他率領部眾五千餘人，前往建康拜見陶侃，獻上自己控製的攝山及周邊地區的戶籍與地圖，表示願意“解散部眾，入朝為官”。
    陶侃考慮到徐輿在平叛期間曾襲擾蘇峻糧道，且攝山一帶百姓對其較為擁護，若強行剿滅可能引發動蕩，便上奏朝廷，請求赦免徐輿的“割據之罪”，並任命他為“句容縣令”——這一職位雖為地方官，卻無兵權，實際上是將徐輿納入朝廷的控製範圍，同時瓦解他的武裝力量。徐輿接受了任命，解散了大部分部眾，隻留下少數親信跟隨自己前往句容任職。不過，他的“歸降”並未換來長久的安穩——東晉朝廷對這些“趁亂崛起”的豪強始終心存忌憚，兩年後（331年），庾亮以“徐輿私藏兵器、勾結流民”為由，將其罷免官職，流放至廣州。關於徐輿的最終結局，史籍中並無明確記載，推測他應是在流放途中病逝，或是在廣州的偏遠之地終老，一代“攝山大王”的傳奇就此落幕。
    徐輿的一生，雖短暫而充滿爭議，卻成為東晉初年地方勢力趁亂崛起的典型縮影。他的崛起，本質上是東晉中央權威衰落、地方秩序崩潰的產物——當朝廷無力保護百姓時，豪強憑借自身實力“保境安民”，進而形成割據，這既是亂世中個體的生存選擇，也是東晉政權“士族共治”體製弊端的直接體現。他的結局，也印證了“亂世豪強難以長久”的規律——一旦中央政權恢複穩定，必然會著手鏟除地方割據勢力，維護大一統的統治秩序。
    從曆史影響來看，徐輿的事跡雖不光彩，卻為我們研究東晉時期的地方社會了重要線索。他所代表的“攝山武裝”，是東晉初年“流民與豪強結合”的典型武裝模式以豪強為核心，以流民為基礎，以“保境安民”為旗號，在亂世中謀求生存與發展。這種模式不僅存在於建康周邊，在東晉的荊州、江州等地也廣泛存在，成為影響東晉政局的重要力量。此外，徐輿在攝山的統治舉措，如“招撫流民、恢複農業、維護治安”，也從側麵反映了亂世中百姓對“穩定”的渴望，以及地方豪強在“秩序重建”中所扮演的複雜角色——既是亂局的受益者，也是短暫秩序的維護者。
    如今，攝山（棲霞山）早已成為南京的名勝古跡，山間的棲霞寺香火鼎盛，當年徐輿修築的堡壘與營壘早已湮沒在草木之中，唯有地方誌中零星的記載，還能讓我們窺見這位“攝山大王”的傳奇經曆。徐輿的故事，雖不如蘇峻、陶侃等曆史人物那般波瀾壯闊，卻以一個“小人物”的視角，還原了東晉初年亂世的真實麵貌——在那個中央與地方博弈、秩序與混亂交織的時代，每個個體都在曆史的洪流中掙紮、選擇，而徐輿的選擇，正是無數地方豪強的共同命運趁亂崛起，隨治而亡，最終成為曆史長河中一朵不起眼的浪花，卻也為我們理解那個時代，留下了不可忽視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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