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來到崇禎十五年春，明朝內外的局勢愈發複雜。
    新軍的聖恩軍和親軍聯合各地明軍展開對民亂的清剿行動。
    然而李賊的手下張報在援救華州兵敗後，迅速收縮兵力，憑借堅固據點防守，明軍一時難以攻破，清剿進程陷入僵局。
    崇禎皇帝對此忍無可忍，為了推動戰事進展，他依靠劉聞言、王方等新派文臣頂住東林黨人的口舌攻擊，同時再度對東南地區的自負商稅問題做出妥協，通過調整商稅政策安撫東南士紳，終於朝臣們妥協。
    隨後崇禎下令由太子監國，自己則決定禦駕親征山陝，以提振明軍士氣，不過在守舊派大臣的反複拉扯下，親征隊伍行至忻州便停駐下來。
    崇禎隻能隔著距離指揮吳三桂，嚴令其務必盡快清剿民亂，如此舉動，在當時也算得上是 “威震天下” 的決策，既展現了皇帝平亂的決心，也暴露了朝廷內部派係鬥爭的尖銳。
    與中原的緊張局勢不同，西北此時呈現出短暫的和平態勢，可薩部落的精銳力量在此前的戰事中損失殆盡，僅剩下可薩涵率領的殘部盤踞在殷堡一帶，實力大減，已無力對明軍發起大規模進攻。
    那些已內附明朝的蒙人部落，此前見識過聯軍的強大軍威，首領馬昌樂深知自身實力不足以與明軍抗衡，因此不敢有絲毫妄動，始終保持著對明朝的臣服。
    西域諸汗國則陷入內亂，因其受到蘭州蒙古合布勒與青海和碩特寧辜部聯盟的威脅，可汗朵兒赤憂心忡忡，最終積憂成疾，病逝於任上。
    朵兒赤死後，汗國權臣穀錄辰趁機奪取權力，繼位成為新的掌權者，葉兒羌的局勢自此變得更加複雜難測。
    在西北局勢暫趨平穩的同時，周邊其他區域的態勢也各有不同，藏地因地處高原，氣候苦寒、地形險峻，長期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各部族之間雖常因爭奪牧場與資源發生內鬥，卻始終未能形成統一的勢力。
    不過在和碩特部的威懾下，藏地各部族不敢有太大異動，整體尚算穩定，和碩特部作為青藏較強的勢力，對藏地有著潛在的掌控力，各部族為避免被和碩特部打壓，隻能收斂內鬥，維持表麵的平靜。
    而譚威東麵的滿清與漠南諸部，局勢則悄然發生變化，自從滿清在與明軍的交戰中受挫後，漠南諸部原本對滿清的敬畏漸漸減弱，隱隱開始有了自主的想法。
    他們不再像以往那樣完全聽從滿清的調遣，在軍事行動與資源分配上，多次與滿清產生分歧。
    更關鍵的是，清主皇太極因戰事受挫，精神受到不小打擊，身體日漸虛弱，對國事的掌控力也隨之下降，往日的鋒芒漸漸褪去。
    滿清上層見狀，圍繞權力繼承與利益分配，已開始出現明爭暗鬥的跡象，內部凝聚力大不如前，這無疑為譚威緩解東部壓力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譚威看來，當前最需要警惕的威脅，仍是塘州的可薩部，塘州距離營州僅一天路程，一旦可薩部發起突襲，極有可能威脅到營州的安全。
    此前譚威與可薩部達成的協議，因雙方實力對比發生變化，早已形同虛設，可薩涵為了重振勢力，四處收編各族殘部，如今麾下兵力已達三萬餘人，規模雖大，卻仍是譚威眼中的勁敵。
    不過讓譚威稍感安心的是，可薩部在此前與圭聖軍的交戰中損失慘重，軍魂已散，士兵的士氣與戰鬥力大不如前，短期內難以對明軍發起大規模進攻，目前僅在雉雞峽、塘州一帶設置防線，采取死守策略，試圖保住最後的立足之地。
    此前曾協助可薩部作戰的秣叻部與浣彥部，如今也已離開可薩軍營，這兩部原本寄望於通過協助可薩部獲取利益，卻沒想到攻打雉雞峽未果，不僅損失了不少兵力，還因塘州缺乏糧草，陷入了補給困境。
    可薩涵見這兩部不僅無法助力，反而消耗糧食，便在年底將他們送走，這無疑進一步削弱了可薩部的外部支持力量。
    針對可薩部的防線，圭聖軍多次派出小隊進行試探性進攻，軍士們借著地形掩護，襲擾可薩部的巡邏隊，破壞其防禦工事，試圖尋找防線的薄弱點，但可薩部憑借堅固的工事與密集的防守，始終未能讓圭聖軍找到突破機會。
    譚威見狀，便調整策略，下令圭聖軍持續進行小規模攻擊，既不讓可薩部有喘息之機，也為後續的決戰積累經驗、消耗對方實力。
    隨著小規模攻擊的持續，雙方的戰線漸漸穩定下來，短期內難有大的變動。
    譚威明白當前不宜急於與可薩部決戰，營州的根基尚未穩固，新軍的整訓也未完成，若此時強行決戰，即便能擊敗可薩部，也可能付出慘重代價。
    因此他將主要精力放在鞏固營州、藍池城的防禦與整訓新軍上，在營州與藍池城加築城牆、挖掘護城河，完善防禦體係，同時加強新軍的戰術訓練與武器配備，提升軍隊的整體戰力。
    為了確保兩地的治理與防務兼顧，譚威對圭聖軍主力進行了部署，趙岩率領一萬兵力駐守藍池城，負責藍池城及周邊區域的防務，辛詠卷則擔任藍池城地方官，主管行政、民生與後勤事務，確保軍隊的糧草供應與地方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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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州方麵，由張定理擔任地方官，負責營州的日常治理，辛詠卷與張定理二人，譚威已將他們推薦為兩地的主官，目前正等待朝廷批準，暫令他們以代理身份履職，以便盡快開展工作。
    譚威自己則在營州挑選了一處幽靜的大院居住，這裏遠離喧囂，既能讓他在繁忙的軍政事務之餘得到休息，也便於他私下與心腹商議對策。
    同時為了方便處理軍政事務，都督官衙被正式設於營州，所有重要的軍事決策與行政指令，均從營州官衙發出，確保政令暢通。
    譚威在營州居住的那處幽靜大院，並非新建，而是一處已有多年曆史的空院，其原主人是西北有名的富商劉子山。
    劉子山的發家之路頗具特色，他主要依靠組建馬隊、駝隊，在西北胡人聚居的地界開展商貿活動。
    從中原收購茶葉、絲綢、瓷器，運往西域與胡人交換皮毛、馬匹、玉石等特產，憑借著精準的商業眼光與過人的膽識，積累了豐厚的家產。
    不過劉子山為人極為低調，即便在西北商界聲名鵲起，在中原地區卻鮮少有人知曉他的名號，家中的產業也多以他人名義打理，從不張揚。
    這樣的行事風格，本是為了避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煩，卻沒想到早已引起了譚威麾下軍情營的注意，軍情營負責收集西北各地的軍政、經濟情報。
    像劉子山這樣在胡人地界擁有龐大商隊、且背景不明的富商，自然被納入了重點關注名單，其商隊的行蹤、產業分布等信息，都被軍情營詳細記錄在案。
    變故發生在可薩人圍攻營州之後。
    那次圍攻雖最終被圭聖軍擊退，卻讓營州的富商們人心惶惶，劉子山也不例外。
    他擔心營州局勢後續仍會動蕩，自己留在營州的家產難以保全，便果斷決定搬離營州，前往相對安穩的西安府居住，隻通過書信遙控指揮留在西北的商隊。
    臨走前他不願讓營州的大院閑置，便決定將其打折出售，即便打折，院子的價格依舊高昂，畢竟是富商的產業，院落寬敞、裝修精致，尋常百姓根本無力承擔，隻有像譚威這樣手握重權且有財力的人才有能力買下。
    譚威第一次見到這處院子時，便被其清幽的環境吸引，院子背靠小山，院內種植著不少耐寒的樹木，還有一處小池塘，雖在冬日略顯蕭瑟，卻透著一股寧靜雅致的氣息，非常適合在繁忙政務之餘放鬆身心。
    因此他沒有過多猶豫，便出資將院子買下，作為自己在營州的私產。
    而譚威買下這處私宅，除了看中環境，還有另一層更深的原因，此前發生的開州房產風波，讓他對 “私產” 的歸屬問題格外謹慎。
    在此之前，譚威在大明擁有的兩處私宅，均是朝廷賞賜所得，產權清晰，無需擔憂，其他涉及房產的產業，也多名義上歸屬孫家商鋪，與他個人沒有直接關聯，可最大限度避免爭議。
    麻煩就出在開州的一處房產上，這處房產原本是開州的官產，當年譚威在開州任職時，因辦公與居住需要，暫時使用了這處房產。
    後來他調任沙城，因事務繁忙，未能及時對這處官產進行處置，便讓家人繼續留居在此，想著日後再做安排。
    當時繼任的開州都督知曉譚威在朝中頗有勢力，且背後有皇後周家的支持，即便對房產歸屬有疑慮，也選擇隱忍未言，沒有提出異議。
    可到了崇禎十五年一月，情況發生了變化，新任開州都督方邵是朝中南黨派係的人物，他見譚威所依靠的皇後周家勢力衰弱，而自己所屬派係在朝中的勢力不斷上升，便覺得有機可乘，想要借此打壓譚威。
    他暗中授意禦史，以 “霸占官產、拒不歸還” 為由彈劾譚威，試圖通過此事給譚威扣上 “貪墨官產” 的罪名，削弱其在朝中的聲譽與影響力。
    譚威很快便從軍情營那裏得知了被彈劾的消息，他深知此事雖看似隻是房產糾紛，但若處理不當，很可能被政敵抓住把柄，引發更大的麻煩。
    因此他不敢有絲毫拖延，立刻下令讓親衛以八百裏加急的速度趕往開州，向留在那裏的家人傳達命令，立刻歸還開州的官產，收拾行李搬往京師，暫時依附在主母英娘身邊。
    接到命令的月畫與雲琴，心中滿是惶惑，她們不清楚為何要突然搬離居住已久的開州房產，更不知道背後牽扯到朝堂紛爭。
    但她們知道譚威的行事風格，明白此事定然緊急，不敢有絲毫耽擱，當天便按照命令，帶著家人收拾好行李，歸還了開州的官產，隨後啟程前往京師。
    譚威在安排家人退還開州官產後，並未就此放下心來，朝堂之上人心複雜，政敵絕不會輕易放過這個可以攻擊他的機會，若不主動向崇禎表明態度，很可能會讓彈劾之事持續發酵，引發更大的麻煩。
    於是他立刻提筆寫下一封請罪信，信中詳細說明了開州房產的來龍去脈，坦誠承認自己因事務繁忙未能及時處置官產的疏忽，深刻檢討了自己的過錯，並表達了對朝廷法度的敬畏與對崇禎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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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完後他親自將信交給親衛，命令其以八百裏加急的速度送往正在山陝親征的崇禎行營，務必確保信件能盡快送達。
    此時的崇禎，正沉浸在攻克華州的喜悅之中，闖賊所部大將張豐善此前因中風導致行動不便，為了保護華州百姓免受戰火塗炭，最終選擇投降朝廷。
    崇禎為了安撫民心、彰顯朝廷的寬容，不僅沒有治張豐善的罪，反而封其為高官，讓他繼續留在當地協助治理。
    與此同時，崇禎還趁熱打鐵，下發了八道利民政令，內容涵蓋改易華州周邊部分不合理的地名、赦免因參與民亂而被牽連的百姓、免除華州地區一年的租稅等。
    這些政令的頒布，迅速穩定了華州及周邊地區的民心，渭河流域長期以來的爭奪也漸漸塵埃落定，局勢趨於平穩。
    就在崇禎心情大好之際，譚威的請罪信送到了行營，他仔細閱讀完信件後，臉上並未露出責備之色，在他看來，譚威長期駐守西北，為穩定西北局勢立下了汗馬功勞，相比之下，一處官產的處置疏忽不過是小事，沒必要因此苛責功臣。
    更何況譚威主動請罪，態度誠懇，既體現了對朝廷的尊重，也展現了其識大體的一麵，於是崇禎當即下令回複譚威，在信中好言安慰道
    “譚卿鎮守西北，勞苦功高，區區房產之事，不過是小節疏漏，朕已知曉，無需掛懷。望卿此後專心軍務，繼續為朝廷穩定西北，不負朕之所托。”
    隨著崇禎的這封回信送達營州，這場因開州房產引發的彈劾風波，最終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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