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驥提出的改進意見不僅不會增加郭棟才的工作難度，反倒還使得n41型火箭炮的製造難度大大降低，省去了相當多的複雜工藝步驟。
    等sfh18型榴彈炮和n41型火箭炮批產列裝後，獨立師的炮兵部隊就將變成師屬火炮為n41型火箭炮，縱隊火炮為sfefh18型榴彈炮，團屬火炮為ig18型野戰炮，營、連兩級則分別裝備gr34型80毫米、gr36型50毫米迫擊炮的完善支援火力體係。
    除了兩款火炮圖紙外，係統還額外獎勵了十六架現成的飛機以及設計、生產圖紙——德製ar96型教練機。
    這款飛機是德國空軍重要的戰鬥力來源，在整個二戰期間共培養了超過萬名飛行員，其中不乏大量頂級王牌，該機飛行穩定、機動力優越，采用了當時最前沿的下單翼、封閉式座艙和可收放起落架，能夠完美複製這個時代最先進戰機的操作方式和戰術打法。
    而且這款飛機還能在必要時改作偵察機、通訊中繼機甚至是戰鬥機來使用。
    趙驥把圖紙交給了王守競：“王教授，現在圖紙也有，樣機也有，你那邊也能造得出發動機了，不知道能不能仿製得出這款飛機”。
    王守競看過圖紙後為難道：“造倒是造得出來，就是性能會低於原型”。
    “為什麽會這樣？”
    “因為我們目前無法生產航空鋁材”，王守競回答道，“如果沒有航空鋁材的話，我們就隻能製造木質或鋼質材料的機身，木質材料可以保證機身足夠輕便，但機體強度則無法保證，而鋼質材料雖然強度足夠，可整體重量就……一言難盡了”。
    二戰中，不少國家都有過製造木質戰機的經曆，比如英軍著名的蚊式轟炸機就是木質機體，倭軍在戰爭末期也因為原料匱乏而製造過木質的零式戰機。
    “那這樣吧，請王教授你先帶領工程團隊仿造出同款的木質飛機，至於航空鋁材的事我再想辦法解決”。
    根據地沒有風洞，自行設計無從談起，不過通過仿造木質樣機先建立初步的維修、保養和吃透製造工藝則是必須要邁出的第一步。
    “這樣也好，先把事情做起來再說”，王守競讚同趙驥先行一步的觀點，同時提醒他說，“製造航空鋁材必須要有大量的電力作保證，如果我們想要自己生產鋁材的話，就非得先解決電力的問題，以我們大別山發電廠現今的發電量來說肯定是遠遠不夠的”。
    “好，我知道了”。
    製造航空鋁材需要有大型水電站作為保障，鄂豫皖根據地目前不具備這個條件，趙驥暫時放棄了自行生產的想法，轉而讓李睿詢問航空鋁材的進口價格。
    當時航空鋁材的價格大概在每磅兩美元左右，根據美軍的記錄，生產一架p51戰鬥機需要約一千五百磅，生產一架b17轟炸機更是需要五千磅，批量製造飛機的成本根本不是獨立師所能承受的。
    ps：查了一下資料，空軍這玩意兒實在太燒錢了，後邊估計也隻能靠係統獎勵了。
    人力有時而窮，這下可就真沒辦法了，不過趙驥仍然讓工兵旅在大別山區的黃安縣修建了一處簡易機場，並讓剛從印度學成歸國的種子飛行員駕駛係統獎勵的十六架ar96型教練機繼續訓練，並培養帶出更多的新飛行員，先把未來空軍的底子給搭起來。
    首批訓成歸國的飛行員中以一個叫吳雲飛的年輕連長成績最好，他是當年從皖南救出來的新四軍本部成員，政治上的忠誠也毋庸置疑，順理成章地被任命為獨立師首任航空兵中隊長。
    為防新生的航空兵部隊遭來倭軍空襲，航空中隊被嚴格限製了飛行範圍，隻準在大別山及周邊空域進行訓練，嚴禁接近與倭軍、國軍的防區邊界。
    就在航空中隊的訓練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杜斌彬找到趙驥報告了一個令他既意外又不意外的情況——剛完成土改沒幾年的根據地內部又重新出現了土地兼並的苗頭。
    獨立師是1938年轉移到大別山區的，距今已經過去了差不多四年時間。
    本來根據地的耕地都是按人口分配下去的，可隨著時間慢慢過去，前段時間到農村實地調研的杜斌彬驚訝地發現，最早完成土改的那些縣份又有了不少無地的農民。
    這個時代的農業生產力十分低下，稍有風雲不順就會減產歉收，如果家中再運氣不好遇到個生病、著火、遭瘟等意外的話，即便有村委會救助日子也會難過。
    而且一樣水養百樣人，無論在哪個時代哪個社會都有好吃懶做的懶漢，這些懶漢不肯在田地裏花力氣，生活中又多有好賭、酗酒之類的惡習，當初土改分配的土地、農具和牲畜等不用幾年就再一次全部敗光了。
    杜斌彬覺得這是個非常危險的信號，但他左思右想也沒得出一個可行的辦法，於是隻好把調查情況寫成報告提交鄂豫皖根據地黨委集體研究。
    作為穿越者，帶著後世成熟土地政策眼光的趙驥立即就提出自己的解決辦法——全部土地收歸公有，百姓隻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私人之間不得買賣。
    沒想到這個意見一提出來，第一個反對的居然就是提出問題的杜斌彬：“不行！絕對不行！這麽幹豈不是違背了我黨當初對老百姓的承諾！”
    “打土豪，分田地”是獨立師在農村地區發動群眾時最常用的宣傳口號，杜斌彬認為把土地收歸公有和刻意欺騙百姓沒什麽區別。
    趙驥知道每項政策都是一步步慢慢發展才能成熟起來的，杜斌彬並非迂腐，隻是受限於時代的眼界而已，就好比後來的改革開放一樣，最初時都是飽受爭議反對的。
    “老杜，你記不記得延安說過一句話，叫做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趙驥耐心解釋起新土地政策的用意，“我們把土地收歸公有並非欺騙、糊弄百姓，所有權歸公就是為了從根子上防止土地兼並，隻要使用權歸私、收益也歸私就不會影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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