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義陽郡的阡陌間，少年魏延常於田壟之上舞槍弄棒。
    其時黃巾之亂方歇，州郡豪強並起，鄉間子弟多以弓馬為務，魏延亦在其中展露異於常人的膂力與機敏。
    史書未載其家世，然觀其早年以“部曲”身份隨劉備入蜀，可知其出身寒門，需憑血肉之軀在亂世中搏殺前程。
    建安六年201年），劉備敗於曹操，暫投荊州牧劉表，屯兵新野。
    魏延或是此時投身劉備麾下，以私兵身份隨其輾轉。
    彼時劉備勢弱，麾下多為關羽、張飛、趙雲等宿將，魏延尚為無名小卒，卻在日複一日的行伍訓練中磨就了過人的騎射之術與統兵直覺。
    建安十三年208年），長阪坡之戰爆發，劉備攜百姓南逃，魏延率部負責斷後，於亂軍之中護持輜重，雖未立大功，卻以“臨陣不亂”初入劉備視野。
    建安十六年211年），命運的轉折悄然降臨。
    劉璋遣法正迎劉備入蜀，共拒張魯，魏延隨劉備率步騎數萬西入益州。
    此行名為援救，實為拓土，一路之上，魏延目睹了益州沃野千裏的富庶，亦見識了蜀道天險的雄奇。
    在涪城今四川綿陽）的宴會上，龐統勸劉備席間誅殺劉璋，劉備以“初入他國，恩信未著”為由拒絕，而魏延作為帳前衛士，緊握劍柄的手掌已滲出冷汗——他初次近距離感受政治鬥爭的波譎雲詭，亦暗下決心要在這亂世中掙得一席之地。
    真正讓魏延嶄露頭角的，是雒城之戰。
    此城為益州重鎮，劉璋部將張任、劉循據城死守，劉備大軍圍攻一年未果，龐統亦在此戰中中箭身亡。
    魏延率部主攻南門，見城上箭如雨下，竟親執藤牌，身先士卒攀爬雲梯。
    城垛之上，蜀兵以滾木礌石砸落，數位士卒慘叫著跌落，魏延卻在雲梯晃動間猛然躍起，揮刀砍斷敵兵手腕，翻上城垣，大呼“降者免死”。
    其悍勇之姿震懾守軍，南門防線漸潰，劉備趁機破城。
    此戰後，魏延被擢升為牙門將軍，終於在劉備集團的武將序列中占據一席之地。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漢中之戰終以劉備勝利告終。
    曹操敗退前，遷走漢中百姓，留下一片荒殘的邊陲。
    然漢中之於益州，猶如門戶之於宅邸，必得良將鎮守。
    時人皆謂張飛當任此職——飛自涿郡起追隨劉備，勇冠三軍，且與劉備親如兄弟，更兼剛猛之名震懾曹軍。
    張飛亦自覺十拿九穩，甚至已在軍中籌備赴任事宜。
    然劉備卻做出了令滿朝震驚的決定：擢升魏延為鎮遠將軍、漢中太守。
    消息傳來，軍營中議論紛紛，魏延卻在劉備召見時，以一句“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鎮住了所有質疑。
    史載此言一出，“先主稱善，眾鹹壯其言”，而背後的深意，卻是劉備對魏延多年蟄伏的認可——此人非止匹夫之勇，更有統禦全局的謀略。
    走馬上任的魏延，麵對的是一個爛攤子：漢中曆經戰火，人口銳減，城防殘破，且北臨曹魏重鎮長安，東接孫權覬覦的荊州，戰略壓力極大。
    他並未急於出兵炫耀武力，而是先推行“實邊政策”：招徠流民屯田，修複褒斜道、陳倉道等交通要道，在漢水兩岸開墾軍屯，數年之間，漢中“倉廩漸實，民安其業”。軍事上，他首創“錯守諸圍”之法——放棄死守城池的傳統戰術，在漢中盆地周邊的秦嶺諸隘口如陳倉道的散關、祁山道的武都）分設營寨，以少量精兵扼守險要，主力屯駐漢中腹地，形成“敵來則諸圍響應，敵退則追而擊之”的機動防禦體係。
    黃初三年222年），曹丕趁劉備夷陵兵敗，命曹真、張合率大軍攻漢中。
    魏延按既定方略，令陳倉道口守將郝昭以千餘人拒守，自己親率精銳繞後，在陳倉穀設伏。
    曹軍久攻不克，又遭伏兵突襲，輜重盡失，隻得狼狽退軍。
    此役後，魏延“善用險”的名聲傳至曹魏，曹丕至死未敢再大規模進攻漢中。
    在鎮十年，他既治軍嚴明，又與民休息，史載其“晨則巡營教射，暮則親至田間，問民疾苦”，漢中百姓“雖聞魏武之名，不如聞鎮北將軍之威”——鎮北將軍，乃魏延在漢中時的民間敬稱。
    章武三年223年），劉備病逝於白帝城，臨終托孤諸葛亮。
    魏延作為地方重鎮的守將，被召回成都，拜為都亭侯——此爵雖低於關羽、張飛的縣侯，卻已是對其十年鎮邊之功的肯定。
    諸葛亮開府治事，素聞魏延“勇略兼備”，遂將其調入中樞，任丞相司馬，兼涼州刺史——後者雖為虛銜，卻暗含諸葛亮“北定涼州，斷曹魏右臂”的戰略意圖。
    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上《出師表》，進駐漢中，籌備第一次北伐。
    軍事會議上，魏延提出了震驚全軍的“子午穀奇謀”：“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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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
    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禦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
    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穀來，必足以達。
    如此，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矣。”
    此計之險，在於子午穀全長六百裏，穀道狹窄，易遭伏擊，且五千人需在十日急行軍中保持戰力，更需賭夏侯楙棄城而逃。
    然魏延的判斷並非空穴來風——夏侯楙乃曹操女婿，素以“膏粱子弟”聞名，長安守軍久疏戰陣，而諸葛亮主力出斜穀，亦可形成牽製。
    後世多以“諸葛亮謹慎”為由否定此計，卻忽略了魏延對曹魏內部的精準判斷：此時曹丕新喪，曹叡初立，關中防務正處真空期。
    此計若成，蜀漢可盡得關中平原，進可圖中原，退可守函穀，戰略格局將徹底改變。
    諸葛亮最終以“安從坦道，寧可無功，不可冒險”為由否決，卻在事後對費禕坦言：“文長之謀，非無勝算，然蜀漢國力微薄，若有閃失，再無北伐之力。”
    此語道破玄機——非計之不可行，乃國之不可賭。
    魏延雖怏怏，卻仍遵令而行，率部作為前鋒出祁山，在街亭之戰前，已兵臨隴右，收降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一時關中震動。
    建興八年230年），曹魏反守為攻，曹真、司馬懿率大軍分三路伐蜀。
    諸葛亮遣魏延率偏師西入羌中，意圖聯絡當地部落，牽製魏軍側翼。
    此役堪稱魏延軍事生涯的巔峰之作：他率軍從陳倉道北出，翻越終年積雪的祁連山，在羌人向導引領下，於陽溪今甘肅武山南）遭遇魏將費瑤、郭淮。
    彼時魏軍兵力兩倍於己，且以逸待勞，魏延卻反其道而行之——命老弱士卒虛張旗幟，在正麵吸引敵軍，自己親率精騎繞後，突襲魏軍輜重營。
    熊熊火光中，魏軍戰馬受驚，陣型大亂，郭淮欲分兵救援，卻被魏延部將吳懿纏住。
    戰至黃昏，魏軍大敗，“斬獲萬餘，獲甲首三千級”，史載魏延“斬瑤於馬下，淮僅以身免”。
    此戰後，魏延因功進封南鄭侯——南鄭乃漢中治所，以封地為爵，足見其在蜀漢的地位已僅次於諸葛亮。
    建興九年231年），諸葛亮第四次北伐，因李嚴運糧不力，本欲退兵，卻聞司馬懿率大軍來戰。
    魏延主動請命：“賊眾我寡，然賊遠來疲敝，可趁其立足未穩擊之。”
    諸葛亮允其率虎步軍為前鋒，屯駐鹵城今甘肅禮縣鹽官鎮）。
    司馬懿素知魏延勇名，卻小覷其謀略，命張合攻鹵城外圍，自己率主力強攻中軍。
    魏延按諸葛亮“斂兵聚穀”之策，先放魏軍進入鹵城盆地，待其戰線拉長，突然開城出擊——但見魏延橫刀立馬，率甲士從城頭俯衝而下，其部“皆披玄鎧，持強弩，三發而止”，魏軍陣型瞬間被衝散。
    與此同時，高翔、吳班率騎兵從兩翼包抄，司馬懿驚覺陷入重圍，隻得棄甲而逃。
    此役蜀軍“獲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創下北伐以來最大規模的野戰勝利，史載魏延“追至渭水，斬將七員，方收兵而還”。
    魏延的赫赫戰功，難掩其性格中的致命缺陷——“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
    他自恃才略，不屑與文臣周旋，尤其與長史楊儀勢同水火。
    楊儀善籌糧調度，是諸葛亮的得力助手，卻氣量狹小，兩人每每議事，必因“軍事調度”與“後勤供給”之爭拍案相向，甚至有一次魏延“拔刃擬儀”，若非費禕及時勸阻，險些釀成血案。
    諸葛亮對此頗為頭疼：魏延是北伐的軍事支柱，楊儀是丞相府的行政核心，二者缺一不可。
    他曾私下勸魏延：“文長啊，處世之道，非止勇力，亦需容人。”
    又對楊儀說：“威公楊儀字），武人粗疏，公當諒之。”
    然兩人積怨已深，諸葛亮在世時尚能壓製，其死後便再無緩衝。
    建興十二年234年），諸葛亮病逝於五丈原，臨終前召開秘密會議，部署撤軍事宜：令楊儀統大軍徐徐而退，薑維為副將斷後，卻獨獨未召魏延——此中深意，實為避免其抗命。
    果然，當費禕奉命告知魏延撤軍決定時，後者勃然大怒：“丞相雖亡，吾自健在！豈可因一人之死而廢天下大事？且我魏延，豈可為楊儀斷後！”
    魏延的抗命，本質上是對楊儀的排斥，而非背叛蜀漢。
    他認為諸葛亮北伐未竟，應趁司馬懿因諸葛亮之死而不敢輕動之際，繼續進軍，“若得關中，即便還葬丞相，亦無憾”。
    然楊儀卻借機上表劉禪，稱“魏延謀反，欲投曹魏”，而魏延亦上表稱“楊儀作亂，請討之”——兩道表章幾乎同時送達成都，劉禪惶惑間，問計於董允、蔣琬，二人素與楊儀相善，皆言“魏延反狀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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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勢迅速失控。
    魏延率部搶先南歸，途經棧道時，為阻止楊儀追兵，下令燒毀棧道。
    此舉雖非謀反，卻坐實了“阻撓撤軍”的罪名。
    楊儀命王平率部追擊，王平至南穀口，登高而呼：“丞相新亡，屍骨未寒，爾等何敢追隨叛逆？”
    魏延部眾本就不願與蜀軍內戰，聞言紛紛潰散，隻剩魏延與其子數人逃奔漢中。
    楊儀仍不罷休，遣馬岱追殺。
    在漢中城下，魏延回望這座自己鎮守十年的城池，苦笑道：“吾本欲繼丞相之誌，非反也。”
    言未畢，馬岱刀至，斬其首以獻楊儀。楊儀踏其首曰：“庸奴！複能作惡不？”
    繼而誅滅魏延三族——一代名將，竟落得身首異處、滿門抄斬的結局。
    魏延之死，實為蜀漢內部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陳壽在《三國誌》中明言：“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欲除殺儀等。”
    即其目標是鏟除政敵，而非投敵。
    然《三國演義》為凸顯諸葛亮“神機妙算”，虛構“魏延腦後有反骨，必反”的情節，使其成為“叛逆”的象征，此乃文學演繹對史實的扭曲。
    事實上，魏延死後，蜀漢再無敢言北伐的宿將，薑維雖承其誌，卻因資曆不足、方略失當，終未能重現魏延時期的軍事鋒芒。
    而他留下的“錯守諸圍”防禦體係，直至蜀漢滅亡前仍在發揮作用——景耀六年263年），鍾會大軍攻漢中，若非法正之子傅僉違背魏延舊製，放棄外圍營寨，退守漢城、樂城，漢中未必能被輕易攻破。
    魏延的一生，是寒門子弟在亂世中逆襲的傳奇，亦是性格決定命運的悲劇。
    他以部曲之身，憑血肉拚殺至封疆大吏，鎮漢中而固蜀漢根基，隨北伐而揚蜀軍威聲，其軍事才能堪稱三國一流。
    然其剛直狷介，不知妥協，終在權力旋渦中成為犧牲品，落得“功高震主而身滅，名滿天下而蒙冤”的結局。
    當我們撥開曆史的迷霧，可見魏延並非“反賊”，而是一個純粹的軍人——他的眼中隻有戰場，他的心中唯有北伐。
    正如後世詩人所歎：“十年鎮漢業，七載北伐功。可憐刀下骨，猶帶漢中風。”
    他的故事，是三國亂世中“勇而難容於時，忠而見疑於朝”的典型注腳，亦為後世留下了關於“才能與性格”“忠誠與權謀”的永恒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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