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朗，字景興，東海郡郯縣（今山東郯城）人，生於東漢末年，曆經漢末亂世與曹魏初年，以經學名士之身躋身朝堂高位，最終位列三公，其生平軌跡與時代洪流交織，既見個人才學操守，亦映亂世士大夫的生存圖景。
    王朗出身東海王氏，家族雖非頂級門閥，卻素來重學崇文。
    他早年師從當時名儒楊賜，專攻《易》《春秋》等儒家經典。
    楊賜為東漢名臣，兼具學術聲望與政治閱曆，其教誨不僅夯實了王朗的經學根基，更塑造了他“以儒術輔政”的思想雛形。
    在師門中，王朗以聰慧勤勉著稱，對經典的闡釋往往兼具考據嚴謹與見解獨到，逐漸在士林中積累起聲譽。
    靈帝年間，王朗初入仕途，被舉為孝廉，授郎中一職，
    後因恩師楊賜去世，辭官回鄉守喪，恪守儒家“孝”道，其品行贏得鄉鄰與士人的敬重。守喪期滿後，他應徐州刺史陶謙征召，出任治中從事，正式踏入地方政務舞台。
    當時的徐州雖暫離中原戰火，但周邊群雄環伺，陶謙雖有保境之心，卻乏長遠之策。
    王朗多次以經義為據，向陶謙進言“以德安民，以禮睦鄰”，主張輕徭薄賦、招撫流民，這些建議一度使徐州呈現出相對安定的局麵，也讓陶謙對其愈發倚重。
    初平四年（193年），曹操因父曹嵩為陶謙部將所殺，舉兵討伐徐州，戰火驟起。
    陶謙遣使向青州刺史田楷、平原相劉備求援，王朗亦參與其中，力勸陶謙“棄怨求和，共抗亂局”，然局勢已難挽回。
    興平元年（194年）陶謙病逝，臨終前囑托王朗與別駕糜竺等輔佐劉備領徐州。
    王朗雖認可劉備仁德之名，但審時度勢後認為，徐州地處四戰之地，劉備根基未穩，恐難守土，遂建議劉備“暫避鋒芒，徐圖後計”，未被采納。
    不久後，呂布趁虛襲取徐州，劉備敗走，王朗不願依附呂布，輾轉投奔孫策。
    孫策當時已據江東，聽聞王朗才名，欲委以重任。
    但王朗以“孫策雖有雄才，然行事多違漢製”為由，婉言拒絕，始終以漢臣自居。
    孫策雖不悅，卻因敬重其氣節而未加害。
    此後數年，王朗流落江東，雖身處亂世漂泊之中，仍堅持講學授徒，傳播儒家經典，其弟子後來多成為江東名士。
    建安三年（198年），曹操擊敗呂布，勢力愈發強盛，且“奉天子以令不臣”，打出匡扶漢室的旗號。
    王朗聽聞後，認為曹操“雖有雄誌，然名義上仍尊漢統”，遂決意北歸。
    曆經數月跋涉，他終於抵達許都，麵見曹操。
    曹操素聞其經學造詣與政治才幹，加之王朗在亂世中始終堅守漢臣立場，對其頗為賞識，當即任命為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自此，王朗正式歸入曹魏陣營，開啟了其仕途的新階段。
    歸入曹操麾下後，王朗憑借深厚的經學素養與務實的政治眼光，逐漸嶄露頭角。
    他深知亂世之中，“治民先於治兵，安民方能強國”，多次向曹操上疏，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當時曹操為支撐戰事，對地方賦役征收頗重，王朗以“昔者商湯、周文，皆以寬仁得民心而王天下”為例，力勸曹操“減省賦役，使民有喘息之機”，其建議雖未完全被采納，卻為後來曹魏推行“屯田製”“租調製”了思想參考。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進爵魏公，建立魏國，王朗升任少府，掌管皇室財政與手工業，躋身朝廷核心機構。
    在任期間，他整頓府內製度，革除貪腐積弊，使少府事務運轉井然，深得曹操信任。
    建安二十五年（2101novel.com年），曹操病逝，曹丕繼位魏王，王朗轉任奉常，負責禮儀祭祀之事。
    他依據儒家經典，重新修訂了魏國的祭祀禮儀，規範了朝會、婚喪等典製，使魏國的禮樂製度愈發完備，為曹丕代漢建魏奠定了禮製基礎。
    同年，曹丕逼迫漢獻帝禪位，建立曹魏政權，改元黃初。
    王朗因輔佐有功，被封為司空，進爵樂平鄉侯，位列三公。
    登三公之位後，王朗愈發注重以儒家“仁政”思想輔佐曹丕。
    黃初年間，曹丕多次欲興兵伐吳，王朗均上疏勸諫，認為“魏初建，民未安定，府庫未充盈，當先修內政，蓄國力，待時機成熟再圖江南”。
    他在書中詳細分析了敵我形勢與民生狀況，言辭懇切，邏輯嚴密，雖未完全阻止曹丕伐吳，卻促使其調整了軍事策略，減少了無謂的損耗。
    初七年（226年），曹丕病逝，魏明帝曹叡繼位，王朗轉任司徒，繼續擔任三公要職。
    此時的王朗已年過七旬，卻仍勤勉輔政，多次針對朝政弊端上疏進言。
    他針對魏明帝初期“後宮用度奢靡”的問題，上疏勸誡“陛下當以漢文帝為法，躬行節儉，表率天下”；針對地方吏治腐敗，提出“察舉賢才，嚴懲貪吏，以安民心”的建議，均被曹叡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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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王朗還十分重視教育，主張“廣設太學，征召名儒，培育人才”，認為“治國之本在人才，人才之興在教育”，其思想對曹魏的教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王朗不僅是政壇重臣，更是東漢末年至曹魏時期的經學大師。
    他一生潛心研究儒家經典，尤其精通《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其經學思想兼具傳承性與創新性。
    他反對當時部分學者“空談義理，脫離實際”的學風，主張“經世致用”，認為儒家經典的價值在於指導現實政治與社會治理。
    在著述方麵，王朗成果頗豐，著有《周易傳》《春秋傳》《孝經傳》《周官傳》等多部經學著作，對儒家經典進行了係統的闡釋與注解。
    其著作既注重考據原文，又結合時代需求融入自己的見解，例如在《孝經傳》中，他將“孝”與“忠”相結合，提出“孝為立身之本，忠為報國之基”，強調士大夫當兼具孝行與忠節，這一思想深刻影響了當時的社會倫理觀念。
    王朗的經學成就不僅體現在著書立說上，更在於其對家族學風的塑造。
    其子王肅自幼受父親熏陶，潛心經學，後來成為曹魏時期著名的經學家，創立了“王學”，與鄭玄的“鄭學”並立，成為魏晉時期經學的兩大主流學派。
    王朗、王肅父子的經學傳承，不僅延續了家族的學術聲望，更推動了儒家文化在魏晉時期的發展與演變。
    太和二年（228年），王朗病逝，享年七十六歲。
    魏明帝曹叡為其輟朝三日，追贈蘭陵侯，諡號“成”，以表彰其一生輔政之功與高尚氣節。
    王朗的葬禮依三公之禮舉行，朝中百官紛紛前往吊唁，其門生故吏更是遍布各地，足見其生前聲望之高。
    王朗的一生，曆經漢末亂世的漂泊與曹魏政權的建立，始終以儒家經義為立身之本，以輔政安民為己任。
    他既非銳意進取的亂世梟雄，亦非空談義理的腐儒，而是兼具學術素養與政治才幹的“儒臣”典範。
    在政治上，他多次進獻忠言，推動曹魏政權的製度建設與民生改善；在學術上，他著書立說，傳承儒家文化，為魏晉經學發展奠定基礎。
    後世對王朗的評價多持肯定態度。
    陳壽在《三國誌》中稱讚其“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認為他與鍾繇等人“並以治獄見稱，而朗尤以治獄明允，為當時所稱”。
    唐代房玄齡等編纂的《晉書》亦將其與王肅的經學成就載入史冊，視其為魏晉儒學傳承的關鍵人物。
    盡管在後世文學作品（如《三國演義》）中，王朗被塑造為“被諸葛亮罵死”的反麵形象，但這一藝術加工並不能掩蓋其在曆史上的真實功績與學術地位。
    王朗的生平，是東漢末年至曹魏時期士大夫群體的一個縮影——他們在亂世中堅守文化與道德的底線，以經術輔政，以名節立身，既見證了時代的動蕩與變革，也以自身的努力推動了曆史的前進。
    其經世致用的治學理念與忠勤輔政的政治操守，至今仍具有一定的曆史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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