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令人意外的是，殺了這幾位甲級戰犯後，徐聞卻未再動手。
    殿上卻無動靜。
    見氛圍冷的差不多，徐聞緩步而下，一步一步走近眾大名，聲如洪鍾：“爾等雖曾拒命，然多因政局所迫、幕府脅迫，今日既已投誠，便是大明臣民。”
    “念爾等原為此地舊主，未必皆逆命為亂，故設‘宗藩製’以待忠順。”
    “今擬設一百零八藩，為‘藩鎮封邑’，凡初降明軍、有功戰陣者，皆得世襲其一，三代不遷。”
    話音一落，諸大名皆一愣。
    還未從“天下歸郡縣”的驚訝中回過神，便又聽得“封百八藩，世襲三代”的好消息。
    大殿中一片嘩然，有人麵露驚喜，有人半信半疑。
    徐聞舉手示意，繼續言道：“然，藩隻傳三代，不可複設私兵，不得幹預縣政，不得與郡官交結，否則削藩逐家，終身不得仕。”
    “每藩至多養士不逾千人，其職不過為地方輔軍；其族不得再兼商賈，不得設私府、懸私印，違者如叛。”
    這番話，說得斬釘截鐵。
    徐聞並未打算保留日本舊製諸侯那種“半獨立”的狀態。
    他要的是，可控的地頭蛇，不是再長牙的豺狼。
    聽完這番詔言，在座的許多大名心中波瀾再起。
    伊達、細川、毛利、黑田……這些世代強藩的老牌家族，都已意識到，他們的“國”已亡，家族的“國政”終止，而後代將不過是明帝國冊封的鄉吏、侯臣。
    但他們也明白，在這種局勢下，這樣的“待遇”已經是仁政。
    總歸比被斬殺當初的幕府重臣要好。
    連天皇都被廢去皇位，流放漠北苦寒之地了，他們這些大名可以世襲三代，已經很好了。
    就在眾人胡思亂想之時，徐聞一拍禦案：
    “初封之日，亦是授勳之刻，凡今之歸順大名，分為三等！”
    “首批隨軍出征、助明軍破敵者，稱‘輔藩’，賜地千町，子爵世襲。”
    “中途納降、守土未亂者，稱‘順藩’，賜地五百町，準男爵世襲。”
    “遲疑不前、搖擺不定者，稱‘附藩’，賜地百町，爵從議定。”
    “凡附藩以下，不得再稱‘大名’。”
    這番話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分功賞位、定律賜地，一切有據。
    更重要的是，徐聞給了大家一個“歸屬帝國”的正當身份，而不是“喪家之犬”的羞辱角色。
    這便是徐聞的高明之處。
    他沒有完全砸爛舊秩序，而是以朝廷體製兜住地方精英，將這群原本可能反複無常的藩主，收編成“帝國藩屏”。
    當日午後，封爵詔令宣讀，賞地、賜田、分工、設製，步步穩妥。
    不到兩個月，全日本的舊大名已九成入藩，皆遞表誓效明廷。
    所有藩主被削去實權，重新授以地方行政官銜，按等級編入文、武職官體係，僅保留象征性封號和部分俸祿。
    同時，大量儒生、官吏、工匠、商賈自明土渡倭，建立書院、督學館、明製工坊、錢莊、監營司，使各地行政、經濟逐步與中土接軌。
    徐聞深知文化同化勝於武力征服，於是設立“皇明書院”，在東都設三大學堂，教授漢文、四書五經、律令製度與農本理政之道。
    日本原有的寺院學問所被改為“縣學”，並入皇明教統。
    令降將之子必入官學，學習明製，接受禮教訓導。
    大量日本少年開始改用漢名、著明服，甚至在東京街頭以“孔子曰”作答。
    京都貴族婦人以能讀《大學》《禮記》為榮，日本社會上層漸染儒風，禮儀製度亦大為整肅。
    為了根除反抗根源，徐聞迅速整編倭地兵製。
    原幕府軍被分拆編入明軍體係，改製為“征東協軍”，統一訓練、統一指揮；
    明軍設立“都察司”督察地方武裝動向；
    禁止私設兵營、私養武士，凡持兵不報者，視為叛逆處死。
    而麵對頑固不降的殘餘勢力，徐聞采取分區清剿、連坐壓製與政治招撫並用之策。
    最著名的是“關東餘孽三年剿滅戰”。
    那些逃入深山或聯合海盜騷擾海岸的舊幕府死忠，被分為十三股勢力，活動於箱根、日光、越後、佐渡等地。
    徐聞任命孫子徐昭為“東征使”，統領五萬兵力，分批掃蕩。
    對頑抗者：焚寨滅營、斬首示眾；
    對動搖者：勸降納編，封為佐將，令其子送往東京為質；
    對歸順者：賞賜田土，允其歸耕。
    一年之內，殘敵盡平。
    遠在北京，成化帝朱見深，收到越王府奏疏後的反應，亦是滿意非常。
    他對身邊太監說：“相父之策，不在於取國，而在於守人，能得人心之地，方可為久遠之業。”
    隨即下旨：“準越王府設‘東瀛宗藩錄事司’，專錄各藩功績與治績，若有能者，許其子孫赴京入仕。”
    又傳太常寺重修明史，增設“平倭列傳”，以記此番征東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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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月之後，東瀛各地重新恢複市集，京都宮邸開設書院，下關船廠重整鹽運。
    百姓照常織布耕田，士族入新藩議事。
    東瀛這片飽經戰火的島嶼，終於迎來安寧。
    很快東瀛行省已建立起一套較為穩固的“王藩州縣”統治體係。
    東都成為貿易樞紐與行政中心，士族轉為吏員、工匠、商戶。
    大明文化全麵覆蓋，明曆、明幣、明律成為日本社會準繩，百姓初覺異樣，後漸安於法度，商路通暢、田疇豐稔，叛亂再未生起。
    越王徐聞在一次朝會上淡然道：
    “用兵之道，重在息兵；安邦之術，貴在化人，倭人非不可教，唯在治以禮、教以義、服以仁。“
    這一句，也成了後來東都書院入學的第一課銘言。
    .....
    小兵田村正助，留在了京都。
    戰事結束後，輔卒營解編了一批老兵。
    那些人多數去了東都、奈良，有的回鄉，有的流落街頭。
    按規矩，他也可以辭歸，換發一筆遣散銀，回丹波。
    可他拒絕了。
    “丹波無家。”
    田村正助在明軍登記冊頁上，鄭重寫下這三個字。
    他的家早在征東初戰中被燒成焦土，父母墳塚早無蹤影，鄉音尚存，卻再無歸處。
    他被調入明軍新設“屬地守備營”，歸京都守備府節製。
    營中收納的是一批歸降倭卒，不分貴賤，統一訓練，巡防糧道，運送物資。
    吃穿雖苦，卻清白。
    田村正助不善言辭，日日隻知勤勉。
    冬夜運糧凍壞手指，也不言痛；
    春雨巡倉泥中滑倒，隻默默起身。
    久之，被薦入守備府下糧秣營署，做了個小吏，管糧登賬、配刀清冊。
    日複一日，謄寫、點數、簽章、遞報。
    三年後，他娶了一名近江女子為妻。
    女子是商人女兒，家道中落，溫婉寡言。他們的婚事簡單，三碟兩碗，一壺清酒，一盞燈。
    田村正助從此不再談戰，不再提火器，也不再穿甲。
    府中曾有人問起他昔日服役情狀，他隻淡淡一笑，說：“都過去了。”
    直到很久之後，有人偶然提起京都城破那年，有個倭人小兵，穿著明甲，守在宮門口，風雪中一站就是一夜。
    沒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沒人記得他曾兩次在戰場活下來。
    他隻是眾多曆史齒輪中，最小最沉默的那個。
    他叫田村正助。
    在時代洪流中，一個真正活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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