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629年5月的一天，在科恩的官邸裏，
    一對小情侶在幽會中，被科恩的妻子伊娃·科恩抓了個現行。
    這對小情侶中，男的叫彼得·科滕霍夫，女的叫莎拉·斯佩克斯。
    彼得時年16歲，是城堡衛戍隊的一名少尉，
    也是高級商務員雅各布·科滕霍夫和自己緬甸情人的兒子。
    莎拉·斯佩克斯年僅13歲，是雅克·斯佩克斯和自己日本情人的女兒。
    因為父母不在身邊，莎拉當時正寄宿在總督宅邸。
    科恩聽聞此事後勃然大怒，作為一名嚴格的加爾文宗信徒，
    這種不正當的關係嚴重冒犯了他所持有的性道德觀念。
    何況這樁“醜聞”還是在他自己的府邸裏發現的。
    所以他要求將兩人都處以死刑，彼得被判斬首，而莎拉被判決關在一個桶裏溺死。
    盡管在那個時代此類極刑時常會發生，
    但科恩在該案所要求的懲罰之嚴厲令荷印公司在巴達維亞的多數職員大為驚駭。
    因此法庭試圖拖延此事，但總督不肯善罷甘休，
    而是以一種近乎宗教狂熱般的態度要將此事追究到底。
    科恩威望之高，人們對他敬畏之深，
    使他成功迫使法庭通過了這個極其嚴厲的判決。
    在1629年6月中旬，法庭判處彼得死刑，
    而莎拉盡管逃過一死，也被判處“室內鞭刑”，即不公開執行的鞭刑。
    在巴達維亞的司法係統中，所有涉及死刑的判決都需要總督和委員會的批準。
    莎拉與彼得一案於1629年6月18日提交給委員會，
    那天除了總督科恩，隻有兩位委員在巴達維亞，
    分別是彼得·弗拉克和安東尼·範·迪門。
    盡管會議的內容記錄並未留存下來，有兩件事依然十分確定。
    首先，總督科恩對於法庭關於莎拉的判決並不滿意，
    因此在會議結束後簽發的決議中，
    對莎拉的判決從“室內鞭刑”上升為更具羞辱性的“公開鞭刑”。
    另外，安東尼·範·迪門極力反對科恩在這一案件上的判決，
    並且拒絕在委員會的決議上簽名，以示抗議。
    然而作為科恩的連襟，彼得·弗拉克服從了科恩的要求，
    結果就是這份判決以2比1通過。
    次日，不幸的彼得·科滕霍夫被從關押他的地牢中帶出，
    在科恩府邸前搭建的斷頭台上被斬首。
    而莎拉·斯佩克斯則被迫在痛苦中目睹處刑過程，
    之後她被帶到巴達維亞市政廳接受鞭刑，
    行刑過程中大門敞開，一大群士兵和水手圍著看熱鬧。
    可以想見，當雅克·斯佩克斯回到巴達維亞，
    得知女兒遭受如此羞辱以後，將會對科恩展開何等的報複。
    然而他永遠也沒有機會正麵報複科恩了。
    在處決倒黴的彼得·科滕霍夫並公開羞辱莎拉·斯佩克斯後沒幾天，
    這位總督突然因腹瀉病重，無法繼續履職。
    整個7月和8月，科恩的狀況持續惡化，
    直到1629年9月20日，在經曆了嚴重的痙攣後最終去世，年僅42歲。
    從症狀上來看，要了科恩性命的疾病應該是痢疾。
    在那個時代，這種由細菌引起的消化道疾病奪走過很多水手的生命。
    好巧不巧，就在總督科恩在巴達維亞城堡裏病危的同一天，
    從尼德蘭出發的荷蘭蒂亞號到港，
    雅克·斯佩克斯正是這艘船的乘客之一。
    可以理解，當斯佩克斯聽聞自己女兒的遭遇後極其生氣，
    但他似乎從一開始就很好地掩飾了自己的感受。
    不過他還是理所當然地展開了報複行動，
    第一步就是設法掌握巴達維亞的大權。
    科恩死後，巴達維亞需要一位新的總督。
    而在他臨終前，已經指定彼得·弗拉克繼任總督之位。
    但斯佩克斯一頓操作猛如虎，竟說服委員會重新選舉，隻把科恩的“欽點”算做一票。
    於是在科恩去世後幾天，當巴達維亞的委員們聚在一起從他們當中選舉下一任總督時，
    斯佩克斯依然足夠鎮定地參選並為自己拉票。
    可能因為他是委員會中最資深的委員，
    也可能因為一些公司職員們對於她女兒的遭遇心懷歉意，
    最後他以8比5的優勢當選下一任總督。
    當斯佩克斯宣誓就職後，他不再掩飾對那些欺辱自己閨女之人的態度。
    他最強烈的怒意指向了巴達維亞法庭的兩位法官，正是他們在科恩的唆使下給莎拉判刑。
    斯佩克斯拒絕與他們一同出席宗教活動，因此禁止他們參加聖餐，
    考慮到荷印公司與荷蘭新教教會的密切關係，使那兩人在巴達維亞幾乎難以立足。
    還有讚同法庭判決的委員彼得·弗拉克，也必須付出代價。
    盡管斯佩克斯無權在不經公司董事會同意的情況下將其解職，
    他能夠，也確實，確保了弗拉克在東印度的職業生涯就此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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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安東尼·範·迪門因為堅決抗議對莎拉的定罪，贏得了斯佩克斯的歡心。
    在這個案件裏對抗總督科恩，安東尼·範·迪門展現出性格中相當堅定的一麵。
    雖然他能有今天全賴科恩提攜，但是在這件涉及原則和公平的事情上，
    安東尼·範·迪門依然有足夠的道德感去反對科恩。
    同時安東尼·範·迪門也十分清楚，與總督科恩爭執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
    因為後者性格強勢專橫，報複心很強，
    他能迅速提拔安東尼·範·迪門，自然也能輕易地毀掉後者的前程。
    事實上範·迪門和斯佩克斯在此之前就關係良好，從此以後更是成為密友。
    1620年，科恩任命範·迪門負責荷印公司在日本平戶商館的審計工作。
    在這一年裏，他與時任館長的斯佩克斯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而在斯佩克斯當選巴達維亞總督以後，
    他們又建立了非常出色和互補的工作關係。
    斯佩克斯曾在日本工作多年，是遠東問題專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
    但他討厭行政工作，是個不怎麽樣的管理者。
    範·迪門恰恰相反，天生就是個管理人才和會計專家。
    因此範·迪門成為了斯佩克斯的左膀右臂，
    後者在各種行政事務中都有賴於他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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