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會出現這種情況，他也有反製手段，
    比如“毒丸計劃”，當外部投資者買入一定比例股份觸發該計劃時，
    公司會采取相應行動，如低價增發大量新股稀釋收購方股權等。
    還有“金色降落傘”計劃，通過約定在公司被收購等情況下，
    給予現有管理層高額補償等，增加收購方的成本和難度，阻礙外部投資者控股公司。
    至於日本人，隻要有德川幕府在，李國助就不怕他們能翻天。
    自從德川秀忠繼任幕府將軍以來，便一改德川家康時期積極的外交政策，
    開始穩步推行鎖國政策，
    限製除中國商船以外的外國商船隻能停靠平戶和長崎就是第一步。
    這種政策推行越是徹底，日本人就越是難以接受外來的新事物。
    就算有日本人想買南海邊地公司的股票，肯定也會受到德川幕府的阻礙。
    隨便它怎麽阻礙本國人，李國助都無所謂，
    隻要別妨礙南海邊地公司給旅日華人售賣股票就ok。
    這些都是李國助去年回到平戶以後，在看到平戶唐人屋敷的繁榮景象時，偶然想到的。
    而這也是他開始考慮荷蘭人的合作請求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畢竟荷蘭東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家麵向公眾發售股票的公司。
    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也是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中心。
    在17世紀，沒有哪個國家在股票交易方麵能比荷蘭人更有經驗。
    所以李國助早就在尋找機會向斯佩克斯提這件事了。
    而斯佩克斯提出要在永明城開設商館的請求，無疑就是最好的一個機會。
    李國助也不怕荷蘭人進入永明要塞會有什麽隱患，
    荷蘭人是很注重契約精神的，隻要他們跟你有契約，
    並且有足夠的利益在你身上，他們就是最可靠的盟友。
    哪怕跟你發生了衝突，他們也不會遷怒於自己地盤上的華人。
    這一點從鄭成功收複台灣以後，巴達維亞的華人並未遭到牽連就可以看出來。
    華人被允許居住在巴達維亞城內，
    也是李國助能接受荷蘭在永明要塞內開設商館的一個原因。
    巴達維亞城可以說就是由華人承包商和華人勞工幫荷蘭人建起來的。
    這種情況跟馬尼拉的建設如出一轍。
    但與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者不同，殘暴的科恩反而對華人情有獨鍾，
    采取了盡可能吸引大量華人與荷蘭人移民巴城的政策。
    1620年以後，來自中國的大帆船開始運來移民勞工，巴城建設得以開始，
    而吸引荷蘭自由民的移民計劃卻終成泡影。
    這使科恩不得不開始更加倚重華人。
    科恩總督對華人的能力看得很明白，華人可以帶來大量中國商船，帶來繁榮的貿易。
    而且，印尼本地的華人控製了胡椒貿易的渠道，荷蘭人必須依靠華人來擴張貿易。
    同時，大量能吃苦、能幹活的華人，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開發殖民地的主要勞動力。
    荷蘭人想盡方法從萬丹蘇丹國以及爪哇各地招攬華人，
    長期從事中國胡椒貿易的華商陸續被吸引到了巴達維亞，
    他們充當了荷蘭人的承包商和包稅人，負責從中國招募前來建城的勞工和手藝人，
    並且還為巴達維亞的房屋和城牆建設提供磚瓦和木料，
    同時參與建設的工人也有大批華人。
    巴達維亞城市的主要建設工程，如運河的挖掘、城牆與房屋的建造，
    全部由著名的華人承包商楊昆和潘明岩等承包和實施。
    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確立巴達維亞為公司總部的最初年代裏，
    華人移民勞工反而成為第一批真正定居巴城的移民。
    隨著時光的流逝，他們許多人獲得能自立的足夠資產以後，便決定留下來。
    他們還與被送到巴城作奴隸的印尼當地的巴厘女子通婚。
    而荷蘭自由民一旦賺了些錢，便攜家眷回國，這些人並非安家落戶者。
    1619年10月，也即巴城開埠後不久，科恩任命他的密友蘇鳴崗為華人市民的首領，
    即甲必丹，要他處理其同胞的所有內部事務。
    甲必丹是荷蘭殖民當局委任的華人領袖，並不是華人群體推舉的。
    與菲律賓的西班牙人不同，
    荷蘭人對於讓華人改信荷蘭人的基督教沒興趣，也沒有向華人灌輸荷蘭人的文化。
    華商精英之所以為荷蘭當局所重用，
    主要是由於他們通過個人的威望、樂善好施和手中的財富，
    表現出了管理當地華人社會的能力，以及他們所保持的與家鄉的聯係。
    到1666年，在市行政管理機構中，
    除了三名荷蘭東印度公司官員和四名荷蘭市民，
    還有一至兩名華人甲必丹參加。
    1666年前，在市政評議院中一直有華人議員的席位，
    華人在涉及市政事務中擁有一定的發言權。
    華人甲必丹的權力和影響在1685年前後到達頂峰。
    剛上任的康布豪斯總督讓新任華人甲必丹與他一道舉行就職典禮，
    象征著華人與他共同分享政權。
    由於歐洲市場對糖的巨大需求，使得種植蔗糖這種熱帶植物有著巨大的盈利前景。
    荷蘭人最初在台灣經營蔗糖種植業，
    但由於1662年被鄭成功趕出台灣，此一掙錢的事業便沒了著落。
    不過早在巴達維亞建城初期，
    荷蘭東印度公司就鼓勵荷蘭人、中國人和當地土著在巴城鄉區開辦種植園，種植蔗糖。
    在公司的鼓勵下，種植園在巴城周圍的鄉區迅速發展。
    到1710年，糖蔗種植業幾乎完全控製在華人手中。
    巴城鄉區已有多達130個蔗部，分屬84個企業主。
    其中有79個華人、4個荷蘭人和1個爪哇人。
    荷蘭東印度公司則向巴城鄉區的種植園主們收購蔗糖，將它們賣到亞歐各地。
    這一點再次表明荷蘭殖民者與華人共同分享著巴達維亞的經濟利益。
    難怪現代會有學者認為，巴達維亞是一座華人移民城市呢。
    至於1740年發生的“紅溪慘案”背後則有著複雜的原因。
    華人控製了巴城的蔗糖種植業算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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