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 催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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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試三日罷,半月後方放榜。這十多天既折磨閱卷官,更考驗貢生的心理承受能力。等待,總是最難熬的。
整個王家的氣氛都較為低沉,便連仆從走路都放慢了腳步。這種低落的情緒皆因那道策問題起,為長者諱,這樣的題能答的好才怪。王旁幾個都是避而不談“祖宗不足法”,東拉西扯的說了些閑篇,跑題是自然的,就看考官們會不會手下留情高抬貴手了,畢竟頭三場大家夥都自覺考的不錯,若因這一場而罷卷太過可惜。
王棣並沒有說“正氣歌”一事,隻語焉不詳地說沒考好。餘者心下戚戚,也未深問。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自科舉改革以來,論、策占比重極大,殿試更是隻考一道策問題,這最後一場考砸了,影響巨大,大抵是無法過關的。
都是那“殿前虎”使陰招,針對的就是不讓新黨人士的子弟。
也對,屁股決定腦袋,他劉安世乃是朔黨中堅,與劉摯、王岩叟及劉安等人完全讚同並支持司馬光的主張,一意孤行地廢罷新法,複行舊法,並排斥打擊變法派官僚。為減少廢罷新法的阻力,他們甚至不放過持不同政見的守舊派官僚,劉安世就曾數次上疏,彈劾範純十二、王存、李常、盛陶等人。
“洛黨”首領程頤於元佑元年以“布衣之士”為司馬光、呂公著引薦入朝,後以崇政殿說書之職充任幼帝趙煦的老師,他以“師道”自居,向趙煦傳授儒家正統思想,且又以“正色”訓誡,主張一切複行“古禮”。司馬光病故,他甚至反對朝臣於朝賀大赦之時,去吊唁司馬光。他的此番言論惹起朝臣的不滿,斥之為迂腐之論。蘇軾更以他不近人情,所行非孔夫子之禮而屢加譏諷。朱光庭、賈易等人借口蘇軾在策問中提出效法“神考之勵精”而使官吏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勵精”而使官吏們流於苛刻,而攻擊蘇軾譏諷仁宗趙禎不如漢文帝劉恒,神宗趙頊不如漢宣帝劉詢,認為朝廷應以此追其罪責。蘇軾同黨呂陶、監察禦史上官均遂反唇相譏,上疏論列朱光庭為程頤宣泄私忿,“議者皆謂軾嚐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為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為譏謗”。程頤與蘇軾自此勢不兩立,兩黨間積怨日深。對此,無所偏倚的範純仁也覺得朱光庭的上疏言辭過於偏激。但身為朔黨的王岩叟卻公開偏袒程頤,這更激化了兩黨間的矛盾。
洛黨與蜀黨的爭鬥,其結果兩敗俱傷。元佑四年,蘇軾辭官出朝,改任知杭州,程頤也被免去崇政殿說書一職,改充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而劉摯的朔黨卻“漁翁得利”從此獨攬朝政。
是年,受謫貶而居住於安州的前任宰相蔡確作《東蓋亭詩》十章,梁燾、劉安世將詩濫加引申評論,竟指責其譏汕宣仁太後高後,更誣陷道:“方今忠於確蔡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為奸言者,多於敢正論之人;以此見確之氣焰凶赫,根株牽連,賊化害政,為患滋大。”高太後遂將蔡確自殿文殿學士貶為光祿卿,不久再貶為英州別駕,安置新州。禦史中丞李常、侍禦史盛陶也因未糾察蔡確而被改官。範純仁為此而勸諫高太後:“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也。”繼而又與尚書左丞王存一同勸諫趙煦,退出後再度上疏,力陳不應治罪蔡確之由。然而範純仁的力諫終未奏效,相反吳安詩、劉安世卻交章攻擊他為蔡確之黨,範純仁遂力請免官辭職。次年,即罷去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出任知潁昌府。
就在本月初,以劉摯為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龍圖閣待製王岩叟簽書樞密院事。
朔黨聲勢如日中天,一時無兩。
神宗元豐五年開始推行官製改革,主要有兩方麵:一是撤銷了中書門下,重新恢複了唐初的三省製度,設置了尚書令、中書令和門下侍中三個三省長官。不過雖然框架和唐朝時期相同,但實際上已經發生了質的改變,宋朝的三省更像是虛職,且從不授人。二是仿照唐製,以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代行侍中職權;以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代行中書令的職權。此次改革後,上書左右仆射實際上便成為宰相,同時也取消掉了參知政事,改為增設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四位副宰相。元佑朝已有司馬光、文彥博、王珪、蔡確、韓縝、呂公著、呂大防、範純仁、劉摯等九位丞相。
而樞密院長官有時為知樞密院事,簡稱知院。副職有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簽書樞密院事、中簽書樞密院事等。為了防範和限製,此時一般用文官來執掌知樞密院事,這促使宰相的權力超過樞密使。但總的來說,宰相和樞密使之間,自然是平級關係。
不過,在大宋曆史上,卻存在宰相兼任樞密使的情況,比如寇準等大臣,這說明在大宋皇帝心目中,宰相的地位要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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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這位劉相公,雖是朔黨黨魁,但與王家卻頗有淵源。
嘉佑四年,三十歲的劉摯中進士甲科,同年五月任冀州南宮令。後任江陵觀察推官。熙寧三年,四十一歲,四月由宰相韓琦推薦為館閣校勘,升遷為著作郎。
當時王安石剛開始執掌政權,對劉摯非常器重,提拔劉摯為檢正中書禮房公事,之後又被提升為監察禦史裏行。
但在熙寧五年,劉摯,因對新法持不同意見(他主張漸變,反對暴變,他認為新法推行太快,民眾不能迅速適應),被貶為衡州監管鹽倉,遭貶後回鄆州遷移祖墳。
元豐六年,春,劉摯任右司郎中。四月被罷官歸鄉裏。元豐七年,七月出知滑州。
元豐八年,三月神宗病故,趙煦即位,高太後垂簾聽政。四月劉摯自滑州詔為吏部郎中。六月由丞相司馬光上疏進為秘書少監,不久再進為侍禦史。元佑元年,二月擢升禦史中丞。
司馬光死後,程頤、蘇軾、劉摯三黨抗衡,朔黨取勝。十一月進位中大夫,尚書右丞。
元佑二年,五月升為尚書左丞。元佑三年,四月升為中書侍郎。元佑四年,兼任門下侍郎。
今年二月任太中大夫兼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
一年一遷,入元佑朝以來,劉摯可謂是春風得意,位極人臣。
朔黨亦全麵執掌朝政,權勢蓋過洛黨、蜀黨多矣。
相較於相對溫和的洛、蜀二黨,朔黨壓製、打擊新黨更為不遺餘力。也正因如此,包括王家人在內的新黨一脈貢生盡是愁眉難展,皆以為今科過關無望。
這與劉摯、王岩叟、劉安世個人無關,而是關係所堅持的政治理念。很簡單的道理,在其位謀其政,再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也唯有到達一定的高度方能施展。這期間的政治鬥爭隻是為了可以按照自己設定的施政路線前行,與私人恩怨還真的沒太大關係。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出身是無法改變的,像王棣這等貢生,注定要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除非你改弦易轍。
但是百善孝為先,儒家思想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強調尊老愛幼。孝是自古以來道德準則一個重要方麵,其得到曆代朝代的提倡。在官方的宣揚中,這是人倫裏最重要最優先的一條。
延伸開來說,孝意味著下從上,再延伸為卑從尊,再延伸為弱從強,至此封建等級製度就獲得了道德上的製高點,對於封建君主的統治,有著莫大的好處——如果別人要造反,首先就是以下犯上,是謀逆,是大不敬。
更為重要的是,皇權和宗族權家族)是非常類似的結構,宗族又是封建社會裏最強力的基層細胞,孝是維護這兩種權力結構的核心,所以得到一力弘揚也就不足怪了。
作為儒學門人,若是在“孝”上都無法令人信服甚至大逆不道,誰敢用你為官?百姓又怎會服從你的管治?
至於王旉、王楠此類貢生,即便是王安禮一脈,也沒法劃清界限乃至於大義滅親,攻擊指責長輩亦為大不敬。
劉安世耍了手陰招,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士林引發軒然大波,除卻朔黨中人保持緘默外,洛黨、蜀黨及新黨“殘餘”群起而攻之,大抵是叱責其為一黨之私而壞朝廷掄才之道,其心可誅。
禦史台更是聞風而動,監察禦史楊畏五日內連上三道奏折彈劾劉安世,叱其“屍位素餐”、“以權謀私”、“心存不軌而壞國之重典”等等。禦史中丞鄭雍雖未上奏折,卻也默許諸禦史彈劾劉安世之舉,這便代表了他的立場。
劉安世一時間成了眾矢之的,被百般攻訐彈劾。當然,他正處於鎖院中,外界諸事盡皆不曉,倒是落了個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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