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占領區與公共租界交界處的情景令人心碎。
    外白渡橋北岸有日軍把守，南岸則為公共租界的屬地，人們進入公共租界，都需要通行證，並接受搜身檢查，還需向日本士兵鞠躬。
    遭受日軍耳光和拳腳，更是常事。
    在租界內部，生活雖然相對平靜，但戰爭的影響無處不在。
    物價飛漲，米價，煤球等生活物資價格更是翻倍上漲，租界當局不得不出麵平抑物價，但收效甚微。
    位於南京路口的國際飯店頂樓，外國記者和軍事觀察員們用高倍望遠鏡觀察著北岸的戰況。
    他們記錄著每一聲炮響，每一次交火，通過電報發往世界各地。
    《紐約時報》記者埃德加·斯諾在發往美國的報道中寫道“蘇州河北岸的中國守軍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注定失敗的戰鬥，但他們的頑強抵抗已經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
    一水之隔的租界裏，人們依然在華爾道夫飯店享用下午茶，仿佛戰爭隻是遠處的一場表演。”
    英國駐滬領事館內，外交官們正在緊急商討對策。
    總領事羅伯特·克拉克憂心忡忡地看著地圖上日軍推進的箭頭。
    “日本人一旦完全占領上海，下一個目標很可能就是租界。”他對助理說“我們必須向國內請求增派軍艦和陸戰隊。”
    助理點頭記錄“皇家海軍長江艦隊已經處於高度戒備狀態，皇後號和一艘驅逐艦正在來滬途中。”
    “不夠，遠遠不夠。”克拉克搖頭“如果日本人真要動手，這點兵力根本無濟於事。”
    與此同時，在法租界，法國總領事正在與法租界公董局商討是否加強防禦工事。
    最終決定在租界邊界增派安南巡捕，並秘密儲備糧食和藥品，以防萬一。
    租界內的中國民眾則自發組織起來，通過各種方式支援華夏守軍。
    醫生和護士組成救護隊，在靠近前線的地區設立臨時救護站，商人們捐款購買藥品和食品，想方設法送往北岸。
    幾名租界醫院的醫生在離外白渡橋僅百米的地方設立了臨時救護站，每天冒著炮火救治傷員。
    “昨天我們收治了十七名傷兵，其中五個沒能撐過去。”領隊的醫生疲憊地對助手說“藥品快用完了，特別是麻醉劑和止血帶。”
    助手年輕的臉龐上滿是憂慮“林醫生，日本人隨時可能打過來，我們是不是該撤退到更安全的地方？”
    醫生搖搖頭“我們多堅持一天，就能多救幾個人，你去聯係紅十字會，看能不能搞到更多繃帶和藥品。”
    租界內的外國居民對戰爭的態度各不相同。
    一些傳教士和慈善組織工作人員全力投入難民救助工作，在教堂和學校設立難民收容所。
    而一些外國商人和外交官則更多地關注保護本國利益，擔心戰火蔓延到租界。
    在黃埔江上，各國軍艦增加了巡邏頻率。
    美國亞洲艦隊的旗艦奧古斯塔號停泊在浦東對麵，水兵們嚴密監視著岸上的動靜。
    日本海軍艦艇則更加囂張，不時有炮艦駛近租界沿岸，引發外交抗議。
    。。。。。。。。。。
    消息傳來，四行倉庫謝晉元的“八百壯士”已奉命安全撤退。
    李維舟和士兵們默默聽著傳令兵的報告，心中五味雜陳。
    “他們打得漂亮。”胡大山打破沉默“四百多人擋住日軍四天四夜，幹掉兩百多小鬼子。”
    李維舟望向西邊方向，知道象征性的抵抗已經結束，現在每一支仍在戰鬥的中國部隊都麵臨著被完全包圍的危險。
    日軍憑借絕對火力優勢發起了猛烈進攻。
    “團長戰死了！”
    “三營全軍覆沒！”
    “鬼子從左翼包過來了！”
    壞消息不斷傳來，李維舟看著自己的士兵一個個倒下，胡大山腹部中彈，仍然堅持射擊直到昏迷。
    戰爭陰雲下的上海市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虹口，閘北等戰區，居民早已逃離一空，隻剩下斷壁殘垣和來不及帶走的家當。
    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人口卻急劇膨脹。
    原本容納100多萬人的租界，如今擠進了近400萬人。
    房租飛漲，一套普通的公寓月租翻了三倍，仍然一房難求。
    街道上隨處可見難民搭建的簡易棚戶，衛生條件惡劣， 傳染病開始蔓延，租界當局不得不設立臨時醫院和檢疫站。
    糧食供應成為最大問題。
    雖然租界當局采取了配給製，但仍然難以滿足需求。
    黑市交易猖獗，米價居高不下。
    普通市民不得不排隊數小時購買限量供應的糧食。
    租界裏外國人的生活同樣受到影響。
    雖然他們的處境比中國市民好得多，但戰爭仍然打亂了正常生活。
    許多外企工廠停產，商店關門，僑民們組織起自衛隊，配合巡捕在租界內巡邏。
    英國商人詹姆斯·霍華德在寫給倫敦家人的信中描述道“上海已經不再是那個東方巴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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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的派對和舞會被戒嚴令取代，外灘的繁華被難民潮淹沒。
    我們就像坐在一艘正在沉沒的豪華郵輪上，祈禱救援早日到來。”
    日本僑民則呈現出另一種狀態，隨著日軍推進，許多日本平民遷入虹口日租界，在那裏受到軍隊保護。
    一些日本商店重新開業，供應從日本運來的商品。
    日本兒童在軍隊保護的學校裏繼續上課，仿佛戰爭與他們無關。
    這種對比鮮明的景象使得蘇州河兩岸成為兩個世界的最佳詮釋。
    北岸是廢墟和死亡，南岸是擁擠和焦慮，一邊是戰場，一邊是難民營，一麵是日軍太陽旗，一麵是租界的各國旗幟。
    李維舟的連隊隻剩下十九人還能戰鬥。
    胡大山因重傷被送往租界內的醫院，生死未卜。
    彈藥幾乎耗盡，每人隻剩下幾發子彈和一枚手榴彈。
    “連長，師部命令我們再堅持24小時。”傳令兵臉上滿是泥土和汗水。
    李維舟默默點頭，他知道這可能是最後一道命令了。
    當天下午，日軍發動了最猛烈的進攻。
    兩個大隊的日軍在坦克掩護下，向他們的陣地發起衝鋒。
    “把最後那箱手榴彈搬出來！”李維舟命令道“瞄準坦克的履帶打！”
    戰鬥持續到中午，霧散時分，陣地上隻剩下李維舟和五個士兵。
    他們被壓縮到最後一道防線，一棟半毀的銀行大樓。
    “彈藥還有多少？”李維舟問道。
    士兵們檢查後報告，步槍子彈平均每人不到十發，手榴彈隻剩三枚，輕機槍還有半條彈鏈。
    李維舟苦笑一下“看來這就是最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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