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我國封建社會~魏晉南北朝時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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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時期的作家—3
2、曹丕的主要著作—2
3)《典論?論文》
原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裏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馬錄於千裏,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桔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暗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容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製《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遣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誌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釋義:
《典論?論文》是我國古代現存的第一篇文學批評論文,是重要的古代文論。它對中國古代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發展,都有重大影響。
《論文》首先舉例批評文人相輕、不能自見的惡習,其次論述孔融等“建安七子”的學識才能,並提出“審己以度人”的批評標準,
接著具體分析了各個作家創作的,不同文體、不同風格特點,進一步批評當時貴遠賤近、向聲背實、文人相輕、暗於自見的傾向,同時正麵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
最後以論述文章的社會意義和價值作結,是一篇很有見地的、完整的文學批評論文。
譯文參考):
文人互相輕視,自古就是這樣。傅毅對於班固說來,二人相差無幾,而班固看不起傅毅,在給弟班超的書信裏說道:“傅毅以能寫文章而成為蘭台漢宮藏書之所)令史主管),寫起文章來不善於駕馭文字。”
人善於看見自己的長處,而文章不是隻有一種體裁,各種體裁的文章都能寫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因此,各以己之所長,而輕視人之所短。
俗語說:“家裏有一把破掃帚,把它當作價值千金的貴重之物。” 這是沒有自知之明的弊病。
現今的文人,魯國的孔融,廣陵的陳琳,山陽的王粲,北海的徐幹,陳留的阮瑀,汝南的應瑒,東平的劉楨。
這七子學識廣博,無所遺漏;在寫文章上,不抄襲前人的東西;都自以為是能一天跑千裏的良馬,恃仗著整齊的步伐,並駕齊驅。
“七子”能在這方麵指學識和寫文章)互相佩服,也確實難啊!全因為這些有修養的人,能夠明察自己然後去衡量別人。故能免於這種負累文人相輕而無自知之明)。
所以我要寫這篇《論文》是為了改變文人相輕、弊帚自珍的惡習,而代之以“審己以度人”的態度來公正地評判作家。)
王粲擅長於辭賦,徐幹的辭賦雖然)有時嫌文體舒緩,但)仍然是王粲的對手。譬如王粲的《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徐幹的《玄猿》、《漏卮》、《圓扇》、《桔賦》,
就是張衡、蔡邕的作品也沒能超過。至於王粲、徐幹的)其他體裁的文章,就沒有他們的辭賦寫得好。
陳琳、阮瑀寫的奏章表文和公文、應用文,確是才華出眾;應瑒文章的語言風格平和而不壯健;劉楨文章的語言風格壯健而不精密;
孔融的才情氣質高妙,有過人之處,然而不善於說道理,道理不能勝過文辭;至於孔融那些雜以嘲戲的議論文,好的可與揚雄、班固的這一類文字相匹敵。
一般人看重前代的或遠處的,而看輕近代的或近處的,隻圖虛名,不顧實際;又難於看到自己的缺失,而自以為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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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文體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也有枝節上的差異。奏議要典雅,文牘和論文要說理,銘誄要真實,詩賦應華麗。
以上四種文體奏議、書記、銘誄、辭賦)不同,因此人都各有其偏長,隻有通才才能掌握所有的文體。
文章以才氣為主,才氣有清濁之分,不可勉強獲得。譬如演奏音樂,曲譜雖然相同,節奏也按照同樣的規定,但由於運氣不同,本性有巧有拙,即使技巧掌握在父兄手中,也不能將它授予子弟。
文章,是治理國家的大業,不朽的盛事。人的年壽是有限的,榮譽、樂事隻限於一生,二者到一定的期限必然終止,而文章卻是無窮的不會終止)。
所以古代的作者從事寫作,將自己的意見表現在篇章書籍中,不借良好的史官之辭,不托馳聘仕途的達官貴人的勢力,而聲名會自然流傳於後世。
因此西伯周文王)被囚禁時推演《易》象寫作了卦辭,周公顯達時改定官製,創製了《禮》法,既不因窮困幽禁而不從事著述寫作),也不因安樂而打消著述的念頭。
正因為這樣,古人就看輕一尺長的美玉,而看重一寸長的光陰,害怕時間從自己身旁流逝過去!
而人多不努力,貧賤則被饑寒所困,富貴則在安逸享樂中放縱,於是就隻經營目前的事務,而遺漏了這千載不朽的功業著述)。
時過體衰,忽然死去,這就是誌士最大的悲痛啊!
孔融等已逝,隻有徐幹著有《中論》,自成一說,成為足以著名於世的著作。
注釋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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