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陽門的銅鈴聲裏，“商部”的楠木匾額剛掛上朱漆門，李煌的官靴便跨過門檻，手中的《商稅則例》還帶著墨香。大堂裏，晉商渠本翹摸著新製的“商籍黃冊”，燙金的“官商分利”四字在晨光中閃爍：“按這章程，商稅從六成降到三成，”他的算盤珠子在掌心滾動，“可鹽引拍賣的規矩，能否再放寬些？”
    後堂，新上任的商部侍郎英和正在與算學吏爭論：“洋商的‘匯票’怎能與官票同兌？”李煌展開《東西商票對比表》：“呂宋商票的壞賬率兩成，我大清官票有黃金儲備，”他的算尺劃過“匯率波動曲線”，“立商部不是設關卡，是給商人開新路。”窗外，商人們舉著“商部掛號貼”排隊，黃紙在春風裏像一片金色麥浪。
    譯館的雕花窗欞外，陳阿福盯著《幾何原本》的拉丁文譯本發愁，筆尖停在“三角形內角和”的推導圖上。西洋傳教士馬禮遜指著地球儀：“貴國的《周髀算經》雖妙，”他的手指劃過麥哲倫航線，“但蒸汽船的測繪，還需《海國圖誌》的經緯算法。”陳阿福突然想起福建船工的抱怨：“要是能譯出這‘經緯度測算’，福船就不會再觸礁了。”
    晌午，商部後院的議事廳，徽商代表王有齡拍著《商部保商條例》：“洋人壟斷南洋航線，我們的貨船連呂宋都到不了！”李煌遞上《海運補貼章程》：“每艘遠洋船補銀百兩，”他的算盤在“風險共擔”欄跳動，“但需在商部登記航線，算學吏隨行核計成本。”王有齡的眉頭稍展，卻仍盯著“商部抽成一成”的條款——那是他算盤上的最後一道防線。
    未時三刻，譯館傳來爭吵聲。老學究吳省欽指著譯稿大罵：“‘地心說’竟敢質疑《渾天儀注》？”馬禮遜攤開《天體運行論》譯本：“哥白尼的算學，能讓曆法更準。”陳阿福撿起地上的《九章算術》注疏，突然說：“不如先譯《實用測繪手冊》，”他的算籌在“海岸線測量”圖上比劃，“商人需要的，是能算出航距的洋算。”
    掌燈時分，商部值房的燈火映著《全國商路圖》，李煌與英和正在標注“茶葉專線”。“兩湖茶商走海路，”英和的筆尖劃過廣州，“比陸路快二十日，卻被洋商卡著港口。”李煌的算盤敲出急響：“商部該設‘海運監理司’，”他指向《海關關稅表》，“讓咱們的商船，也能在呂宋掛起龍旗。”
    這一晚，譯館的油燈下，陳阿福與馬禮遜正在校譯“蒸汽鍋爐圖紙”。“爐壁厚度三寸，”馬禮遜的圓規在圖上畫弧，“貴國的冶鐵術，”他望著陳阿福袖口的匠作補丁，“若能改良，蒸汽船的載重能增五成。”陳阿福突然想起漢陽兵工廠的鍛鐵爐，算珠在掌心滾得發燙——這圖紙，或許能讓大清的貨船，追上洋商的汽笛。
    商部成立的告示貼滿京城，最下方的“商學館招生”條目格外醒目：“凡商人子弟，可學洋文、算盤、測繪。”渠本翹的兒子渠源潮摸著新領的《商部算學課本》，發現裏麵夾著陳阿福譯的“海外貿易測算口訣”，嘴角不禁上揚——這算籌，終於不再是衙門的利器，而成了商人的算盤。
    三個月後，第一艘掛著“商部監理”燈籠的福船駛往呂宋，船艙裏除了茶葉，還裝著譯館新出的《南洋海圖》。陳阿福站在船頭，望著馬禮遜送的羅盤，指針正對著《周髀算經》裏的“南鬥方位”——中西算學的經緯，終於在商船的航線上，織出了新的治世光譜。
    商部的算盤與譯館的墨筆，從此成了京城的新風景。李煌知道，設立商部不是終點，而是讓算籌從衙門走向商路的開始；陳阿福明白，翻譯西學不是崇洋，而是讓老匠人的錘頭，能敲出蒸汽時代的聲響。而那些在商部掛號的商人、在譯館苦讀的學子，正用自己的算盤和筆尖，續寫著數據治世的新篇章。
    正陽門的銅鈴依舊在響，商部匾額上的金漆在夕陽下愈發耀眼。當渠本翹的商隊帶著“官商分利”的黃冊啟程，當譯館的學子捧著《幾何原本》走進商船，所有人都知道，這場始於算盤的改革，正從朝堂走向江海，從古籍走向世界——而這，才是數據治世的真正鋒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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