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周世宗斥馮道:力糾時弊,重振朝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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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曆史舞台的轉折與君臣博弈
一)時代背景
公元十世紀初,中國曆史陷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分裂時期——五代十國。在短短五十多年間,中原大地先後更迭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朝代,周邊還並存著十個割據政權。政權更迭頻繁,戰亂不止,社會經濟遭受了極大的破壞。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顛沛流離,生命和財產安全得不到保障。
與此同時,傳統的道德和倫理觀念也在戰亂的衝擊下逐漸崩塌。禮崩樂壞,忠君思想受到嚴重挑戰。在這樣一個混亂的時代,官員們的忠誠和操守變得模糊不清,逐利和自保成為了他們的主要行為準則。政治上,貪汙腐敗盛行,官場風氣極差。冗官現象嚴重,政府機構的行政效率低下,無法有效地治理國家,維持社會秩序。
二)周世宗柴榮的改革雄心
在這樣的亂世中,後周世宗柴榮登上了曆史舞台。柴榮出身於顯赫家族,自幼聰慧過人,胸懷大誌。即位後,他深知國家麵臨著內憂外患的嚴峻局麵,決心要改變這種局麵,實現國家的統一和繁榮。柴榮有著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軍事才能,他製定了一係列改革措施,旨在加強中央集權,整頓吏治,發展經濟,增強國家的實力。
他希望通過改革,擺脫五代的積弊,建立一個強大而有序的國家。柴榮深知,要實現這些目標,必須有一批忠誠、有才能的官員來協助他。然而,當他審視朝廷時,卻發現官場中充滿了因循苟且、貪汙腐敗的現象,這讓他深感痛心和憂慮。而馮道,作為當時朝廷中的重要官員,成為了柴榮改革的焦點。
三)事件核心
馮道在五代時期是一個極具爭議的人物,他曆仕四朝十帝,始終位居高位。周世宗柴榮對馮道的不滿,源於馮道的處世態度和為官之道,這與柴榮力圖改變五代積弊、重振朝綱的改革理念發生了衝突。柴榮斥責馮道,不僅是對他個人的行為提出批評,更重要的是要借此機會整頓朝廷的風氣,樹立君主權威,為改革掃除障礙。
二、馮道的政治生涯與五代特色
一)馮道其人:多重身份的角色剖析
1. 仕途軌跡
馮道882年—954年),字可道,瀛洲景城今河北滄州西北)人。他出身於普通農家,從小就勤奮好學,飽讀詩書。後唐莊宗時期,馮道以才學出眾進入仕途,擔任翰林學士。此後,他在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朝代為官,曆經了多次政權更迭,卻始終能夠保持高位。
在後唐時,馮道受到明宗的賞識,官至宰相。他積極協助明宗進行政治改革,整頓吏治,減輕百姓的負擔,為後唐的穩定和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然而,在後唐末年,政治局勢動蕩,馮道在政權的更迭中逐漸陷入了困境。後晉建立後,他再次出仕,但由於後晉與契丹的關係複雜,他在政治上受到了一定的排擠。後漢時期,馮道繼續在朝廷中任職,盡管他小心謹慎,但還是經曆了不少政治風險。直到後周建立,柴榮即位,馮道再次麵臨著新的挑戰。
2. 治理才能
盡管馮道的仕途充滿了波折,但他並非是一個隻懂得明哲保身的官員,他在治理地方和推動文化建設方麵有著卓越的才能。在地方任職時,他關心百姓的疾苦,積極推行有利於農業生產的政策,努力減輕百姓的賦稅負擔。他注重水利建設,組織百姓興修水利工程,提高了農田的灌溉效率,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在文化方麵,馮道最大的貢獻是主持了《九經》的雕版印刷工作。在五代時期,戰亂頻繁,許多珍貴的典籍都遭到了破壞和散失。馮道深知文化和知識對於國家的重要性,他積極組織人力物力,對《詩經》《尚書》《周易》《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周禮》《儀禮》這九部儒家經典進行了整理和雕版印刷。這項工作的完成,不僅保存了古代文化的精華,也為後世的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承奠定了基礎。雕版印刷技術的應用,使得書籍的生產效率大大提高,知識的傳播更加廣泛,對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 爭議焦點
馮道爭議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他曆仕四朝十君的行為上。在傳統儒家的忠君觀念中,忠臣應該對君主保持絕對的忠誠,不離不棄,即使君主無道,也應該選擇以死殉節。而馮道卻在不同朝代之間頻繁轉換陣營,這與傳統的忠君觀念背道而馳,因此遭到了許多儒家學者的批評。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評價馮道:“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也批評馮道:“道之惡,浮於紂。紂雖殺比幹、梅伯,以其有罪,道無罪而殺,不忠於君者莫如道也。”這些評價反映了傳統儒家學者對馮道行為的強烈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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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代官場的潛規則
1. “事奉新朝”成為生存常態
五代時期的政治環境極其複雜和動蕩,政權更迭頻繁,戰爭不斷。在這樣的環境下,官員們的生存麵臨著巨大的壓力。對於大多數官員來說,“事奉新朝”成為了他們的一種生存常態。他們深知,如果不能及時地適應新的政權,很可能會麵臨滅頂之災。因此,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家族的利益,他們不得不在不同的朝代之間轉換陣營。
這種“事奉新朝”的現象反映了五代時期官員們的無奈和現實選擇。在那個時代,個人的命運與政權的興衰緊密相連,官員們很難保持對某個特定君主的忠誠。他們更多地是關注自己的利益和家族的延續,而這種現實的選擇也使得傳統的忠君觀念受到了嚴重的衝擊。
2. 門閥衰微與職業官僚崛起,政治忠誠讓位於現實利益
五代時期,隨著戰亂和社會動蕩的加劇,傳統的門閥製度逐漸衰微。門閥大族的勢力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他們失去了往日的輝煌。而與此同時,職業官僚階層開始崛起。這些職業官僚大多是通過科舉考試或者其他途徑進入官場的,他們更加注重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利益,而不是門第出身。
在門閥衰微和職業官僚崛起的背景下,政治忠誠逐漸讓位於現實利益。官員們更加關注如何在不同的政權之間獲取權力和財富,而不是對某個君主保持絕對的忠誠。這種政治生態的形成,使得五代的官場充滿了陰謀和權謀,官員們為了爭奪權力和利益不擇手段。
三、周世宗的改革邏輯:為何批判馮道?
一)改革動因
1. 打破積習:五代官場因循苟且之風冗官、貪腐、效率低下)
五代時期的官場積弊嚴重,冗官現象普遍存在。由於政權的頻繁更迭,為了安撫各方勢力,各朝代都大量增設官職,導致官員數量急劇增加。這些官員中很多人並沒有實際的工作能力和經驗和責任心,他們隻是靠著關係和背景進入官場,屍位素餐。冗官現象不僅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負擔,還使得行政效率極度低下。政府的決策和執行過程變得冗長複雜,各種政務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處理,嚴重影響了國家的正常運轉。
貪腐問題也是五代官場的一大頑疾。官員們為了謀取私利,不惜貪汙受賄,搜刮民脂民膏。他們在征收賦稅、征兵等過程中,巧立名目,加重百姓的負擔。貪腐現象的盛行使得百姓生活更加困苦,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同時,貪腐也導致了朝廷內部的風氣敗壞,官員們之間互相勾結,形成了一個個利益集團,阻礙了改革的推進。
2. 重塑君臣倫理:通過批判馮道樹立皇帝權威,重建朝綱
在五代時期,由於政權的頻繁更迭和官員們頻繁轉換陣營,君臣倫理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官員們對君主的忠誠度降低,甚至出現了一些官員以下犯上、篡奪皇位的情況。這種現象讓君主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國家的統治秩序也受到了威脅。
周世宗柴榮深知,要實現改革的目標,必須重塑君臣倫理,樹立皇帝的權威。而馮道作為一個曆仕四朝十君的官員,成為了君臣倫理問題的典型代表。柴榮批判馮道,就是要向朝廷官員們表明,君主是國家的核心,官員們應該對君主保持忠誠,服從君主的統治。通過這種方式,柴榮希望能夠重建朝綱,整頓官場風氣,讓官員們能夠盡職盡責,為國家的發展和穩定做出貢獻。
二)“斥馮事件”始末
1. 直接導火索:馮道勸世宗“不宜親征北漢”,遭世宗否定
顯德元年954年),北漢聯合契丹再次南侵後周。周世宗柴榮親自率軍迎敵,在高平與敵軍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戰鬥。在戰鬥中,柴榮身先士卒,親臨前線指揮作戰,最終取得了高平之戰的勝利。然而,在是否乘勝追擊、北伐契丹的問題上,馮道與柴榮產生了分歧。馮道認為,後周剛剛經曆了高平之戰,軍隊將士疲憊,國家也需要休養生息,不宜繼續北伐。他對柴榮說:“陛下,此戰雖勝,然國力尚疲,契丹兵力強大,冒然北伐,恐非良策。”柴榮卻堅定地認為,應該乘勝追擊,一舉收複幽雲十六州,收複中原失地。他對馮道說:“朕有雄心壯誌,怎能因一時的困難而退縮?朕要親率大軍,北伐契丹,恢複我中原大地的疆土。”馮道的勸阻遭到了柴榮的否定,這讓柴榮對馮道的不滿情緒進一步加劇。
2. 言辭鋒芒:世宗痛批馮道“事四姓十君”,斥其“無廉恥”,剝奪職位,貶為匡國軍節度使
在這次君臣衝突之後,柴榮對馮道的批判更加公開和尖銳。他當著眾大臣的麵,痛批馮道“事四姓十君”,指責他缺乏忠誠和廉恥之心。他還說道:“馮道,你一生曆經多個朝代,事奉不同的君主,卻毫無立場和原則。你這樣的行為,簡直就是無廉恥之徒。”隨後,柴榮剝奪了馮道的宰相職位,將他貶為匡國軍節度使。這一事件在朝廷中引起了軒然大波,也讓馮道的名聲受到了極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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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革的延伸
柴榮對馮道的批判隻是他改革的一個開始。在批判馮道之後,柴榮開始著手整頓朝廷的風氣。他大力整頓吏治,裁撤冗官,精簡行政機構。他規定,官員必須具備一定的才能和品德,才能擔任官職。對於那些貪汙腐敗、不稱職的官員,堅決予以懲處,絕不姑息。
柴榮還加強了對軍隊的管理和改革。他親自檢閱軍隊,選拔有才能的將領,加強軍事訓練,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同時,他還改革了兵役製度,減輕了百姓的兵役負擔,使得軍隊更加穩定和可靠。
在經濟發展方麵,柴榮推行了一係列改革措施,促進了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他減輕了農民的賦稅負擔,鼓勵農民開墾荒地,興修水利。他還加強了對市場的管理,規範了商業秩序,促進了商品的流通。
四、爭議與評價:忠臣?懦夫?亦或實用主義者?
一)曆史學家的多維解讀
1. 傳統儒家視角歐陽修、司馬光):馮道“不知廉恥”,動搖忠君根基
從傳統儒家的視角來看,馮道的行為是違背忠君觀念的典型。歐陽修和司馬光等儒家學者認為,忠臣應該對君主保持忠誠,不離不棄。而馮道在多個朝代之間頻繁轉換陣營,沒有對任何一個君主表現出真正的忠誠,這是一種不知廉恥的行為。
在《新五代史》中,歐陽修將馮道與一些曆史上著名的奸臣相提並論,認為他的行為嚴重破壞了社會的道德倫理秩序。他說道:“馮道之惡,浮於紂。紂雖殺比幹、梅伯,以其有罪,道無罪而殺,不忠於君者莫如道也。”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也對馮道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認為馮道的行為破壞了君臣之間的信任關係,動搖了國家的統治基礎。
2. 現代史學視角:功利角度——馮道在亂世中保全百姓,維持社會運轉;文化貢獻:推動文化傳承
現代史學對馮道的評價則更加多元化和客觀。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在五代這個動蕩不安的時代,馮道的行為有其合理性。他通過事奉不同的君主,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同時也保護了一批有才能的官員和知識分子。在那個戰亂頻繁、生靈塗炭的年代,他的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痛苦,維持了社會的相對穩定。
此外,馮道在文化方麵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他主持了《九經》的雕版印刷工作,這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這項工作的完成,使得古代文化的精華得以保存和傳承,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文化傳承的角度來看,馮道是一個有功之臣。
二)不同評價背後的時代考量
傳統儒家評價的時代背景
傳統儒家學者生活在封建等級製度森嚴的社會中,他們強調君臣之間的等級關係和忠誠義務。在他們看來,君主的權威是至高無上的,臣子應該無條件地服從君主的統治。因此,他們對馮道的行為感到極為不滿,認為他的行為破壞了社會的道德倫理秩序,是對君主權威的挑戰。
現代史學評價的視角優勢
現代史學擺脫了傳統儒家觀念的束縛,能夠從更廣闊的曆史背景和社會環境出發,對曆史人物進行客觀的評價。現代史學家認識到,五代時期的社會環境與傳統的封建社會有很大的不同,官員們的行為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他們不再單純地以忠君與否來評判曆史人物,而是綜合考慮曆史人物的行為對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麵的影響。
五、深層思考:忠君倫理的瓦解與政治價值的重構
一)五代到宋的轉型
1. 周世宗的改革為宋初“君臣共治”奠定基礎,強化中央集權合法性
周世宗柴榮的改革雖然沒有能夠完全實現他統一天下的夢想,但他的改革措施為宋初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礎。柴榮通過斥責馮道,整頓吏治,打擊貪腐,重塑了君主的權威,強化了中央集權。他的這些改革措施為宋初統治者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借鑒。
宋初的統治者們繼承了柴榮的改革精神,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他們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如杯酒釋兵權、分割相權等,削弱了武將和宰相的權力,將國家的軍政大權集中於皇帝手中。同時,他們還注重選拔有才能的官員,加強了對官僚機構的管理和監督,提高了行政效率。這些措施的實施,使得宋朝的統治更加穩定和有序,為宋朝的經濟繁榮和文化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2. 馮道現象折射出亂世中文人官僚的生存困境
馮道現象反映了五代亂世中文人官僚的生存困境。在那個政權頻繁更迭、戰亂不止的時代,官員們麵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他們不僅要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還要保護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在這種無奈的情況下,他們不得不采取一些現實的選擇,事奉不同的君主,以保全自己的利益。
然而,馮道的行為也引發了我們對忠君觀念和道德倫理的思考。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忠君觀念?是應該堅持傳統的忠君觀念,還是應該根據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重新審視和解讀忠君觀念?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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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曆史啟示:對“忠”的重新詮釋——個體價值與國家利益的平衡
從周世宗斥馮道這一曆史事件中,我們可以汲取到許多曆史啟示。我們應該對“忠”進行重新詮釋,將傳統的忠君觀念與現代的國家利益和社會責任相結合。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應該強調個體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而不是單純的忠君。
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個體的價值和社會責任是相互關聯的。一個人隻有在為社會和國家做出貢獻的過程中,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因此,我們應該鼓勵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將個人的命運與國家和社會的命運緊密結合起來,在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貢獻力量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
此外,我們還應該從馮道的經曆中吸取教訓。馮道雖然在文化方麵有重要貢獻,但他的事君態度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鍾。我們應該在堅守道德底線的前提下,靈活應對複雜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但不能違背基本的道德和倫理原則。
六、曆史人物的複雜性與時空局限
周世宗斥馮道這一曆史事件是五代到宋初曆史轉折中的一個重要縮影。從這一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周世宗為了改革而采取的果斷措施,以及馮道在亂世中的複雜選擇。
周世宗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深知國家的積弊和改革的緊迫性。通過斥責馮道,他向朝廷官員們表明了自己改革的態度和決心,為整頓朝廷風氣、推動改革奠定了基礎。然而,他對馮道的評價也受到了傳統忠君觀念的影響,沒有充分考慮到馮道在文化等方麵的貢獻。
馮道則是一個極具爭議的曆史人物。他的行為在傳統儒家學者眼中是不可原諒的,但從現代史學的角度來看,他在五代的動蕩環境中也有自己的無奈和選擇。他的文化貢獻不可忽視,但他的處世態度也反映了五代時期忠君倫理的動搖和官員生存的困境。
我們在評價曆史人物時,不能簡單地用現代的標準去衡量古人,也不能完全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我們應該結合曆史背景和社會環境,全麵、客觀地分析曆史人物的行為和貢獻,從中汲取曆史智慧,為現代社會的發展提供借鑒。同時,這一事件也提醒我們,曆史是複雜的,曆史人物的形象也是多麵的,我們應該以更加包容和理性的態度去看待曆史文化,尊重曆史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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