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心選派開國功臣的子孫，將他們分派至京府、州縣各地。
    這些開國功臣的子孫們身負重任，他們需要承擔起監督和考核舊官的重要職責。根據對這些舊官的考察結果，將嚴格執行獎懲製度。
    劉秉忠深知，天下如此遼闊，僅憑一人之力，無論如何也無法顧及到每一個角落。世間的事情紛繁複雜，猶如一團亂麻，僅僅依靠一顆心，是難以洞察其中的細微之處的。因此，他主張從開國功臣的家族中，精心挑選出那些賢能且值得信賴的子孫們，讓他們分別前往京府和州郡，肩負起監守的責任。
    這些子孫們不僅要督促和引導之前的官吏們，還要確保他們能夠嚴格遵守皇上的法令。同時，他們被賦予了檢察官吏的權力，以便能夠對官吏們的政績進行評估。對於那些表現出色、政績斐然、真正為百姓謀福利的官吏，將會得到提升，並獲得豐厚的獎賞，以表彰他們的功績。相反，對於那些平庸無能、毫無政績可言的官吏，則會遭到貶職的處罰。
    通過這樣的方式，無需過多的精力和時間投入，天下自然會趨向安定，百姓也能夠安居樂業。這種製度既能夠保證官員的素質和能力，又能夠激勵他們為國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貢獻。
    四，要根據當前實際的戶口數量來確定差稅標準，這是非常關鍵的一步。隻有準確了解人口數量，才能合理分配差稅負擔，確保公平公正。同時，對於那些因為無法忍受沉重壓迫而被迫出逃的流民，應該積極采取措施招攬他們回歸故土。這不僅可以增加勞動力，促進生產，還能讓他們重新安居樂業，過上穩定的生活。
    在官員的爵祿方麵，也需要做出明確的規定。這樣可以激勵官員們積極履行職責，為國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貢獻。同時，建立相應的德行獎懲及約束機製，對於表現優秀的官員給予獎勵，對於失職或有不良行為的官員進行懲罰，以確保官員隊伍的清正廉潔和高效運作。
    劉秉忠痛心疾首地指出：“遙想當年，社會繁榮昌盛，人口眾多，數以百萬計。然而，自從忽都那演執掌朝政以來，百姓們的生活可謂是苦不堪言。他們所承受的勞役之繁重，簡直令人發指，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們所能承受的極限。”
    不僅如此，軍馬的頻繁調撥更是讓百姓們苦不堪言。這些軍馬的需求源源不斷，使得百姓們不得不疲於奔命，應接不暇。與此同時，使臣們也如蝗蟲過境一般，不斷地滋擾著百姓們的生活。他們的到來，不僅帶來了無盡的麻煩，更讓百姓們的生活雪上加霜。
    而那些官吏們，更是趁機肆意搜刮民脂民膏，毫不顧忌百姓們的死活。在這樣的重壓之下，老百姓們實在是無法忍受，紛紛選擇逃離家園，以求能夠生存下去。
    如今，經過這一係列的變故，人口數量相較於從前已經大幅減少。據劉秉忠估計，恐怕至少減少了一半，甚至可能是三分之一。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當務之急是要根據現有的人口數量，合理地規定差稅。隻有這樣，才能讓百姓們稍微喘口氣，不至於被過重的負擔壓垮。
    同時，還應當采取一些積極的措施，如發布優惠政策等，以吸引那些逃走的人重新回到家鄉定居生產。隻有讓他們看到希望，感受到政府的關懷，他們才會心甘情願地回來，為社會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在完成這些工作之後，再根據實際情況，妥善處理相關事務。這樣一來，社會才能逐漸恢複生機，走向繁榮昌盛的道路。
    除此之外，在官員任命這個關鍵領域，當前存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缺乏一套清晰明確的法度作為依據。這直接導致了一種極不公平的現象：那些清正廉潔、正直不阿的官員，盡管他們一心為民、政績卓著，卻往往得不到應有的提拔和重用；相反，那些貪汙腐敗、徇私舞弊的官員，雖然劣跡斑斑、民怨沸騰，卻能夠逍遙法外，甚至繼續身居高位，未受到應有的貶職處罰。
    麵對如此現狀，我們完全可以借鑒古代已經成熟的方法和經驗。具體來說，就是要通過明確的法律條文，詳細規定各類官吏的職位、俸祿以及相應的待遇標準。這樣做的目的，不僅是要讓這些官員們能夠維持家庭的富足生活，更重要的是要給予他們足夠的地位和榮耀，從而激發他們為百姓謀福祉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當然，對於那些膽敢侵犯百姓權益的行為，我們絕對不能容忍和姑息遷就。一旦發現此類情況，必須毫不留情地依據法律進行嚴厲懲處，以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百姓的合法權益。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建立起一個公正、廉潔、高效的官員任用體係，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奠定堅實的基礎。
    五，大力加強對民眾的教化，要不遺餘力地對天下之民開展多方麵的教化工作。他指出，通過各種方式，如設立學校、舉辦講座、發放宣傳資料等，向人們傳授道德、法律、文化等方麵的知識，以期提高民眾的素質和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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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大力也非常重視司法公正。嚴禁下級官員隨意定罪，明確規定死罪案件必須詳細上報，等候上級聽候斷決。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確保每一個判決都是公正、嚴謹的。
    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大力要求下級官員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程序辦事，對每一個案件都要進行深入調查和取證。隻有在證據確鑿、事實清楚的情況下，才能對罪犯進行定罪量刑。對於那些情節複雜、爭議較大的案件，大力還會親自過問，召集相關人員進行討論和研究，以確保最終的判決符合法律和正義的要求。
    通過這些措施，大力有效地維護了司法公正，保障了人民的合法權益，贏得了民眾的廣泛讚譽和支持。
    劉秉忠毫不避諱地說道：“享受威嚴和福祉，這是君主所獨有的權力；而遵從命令，則是臣子們應盡的職責。然而，如今眾多的官員卻肆意妄為，他們各自享受著威嚴和福祉，完全不顧及君主的旨意，僅憑個人的意願來隨意提升或貶斥他人。這種行為是絕對不能被容忍的，必須要嚴厲禁止，並且對那些違反規定的人施以重罰。”
    他接著說：“天下如此廣闊，老百姓眾多，但長期以來卻未能得到有效的教化。如今被關押在牢獄之中的人，其中必然有許多是被無辜牽連的。我們應當對這些人進行仔細的甄別，將那些確實有罪的人依法懲處，而對於那些無辜被牽連的人，則應該立即釋放。”
    最後，劉秉忠強調道：“我們必須明確地發布教令，讓百姓們清楚地知道什麽是罪行，什麽是合法的行為。隻有這樣，他們才會對法律產生敬畏之心，違法亂紀的人自然也就會越來越少。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教令一旦確立，絕對不能過於複雜和瑣碎。我們應該以朝廷過去的慣例為基礎，適當地增加十幾條當前社會急切需要設立的條文就足夠了。
    當教令正式開始實施之後，對於那些犯罪情節尚未達到判處死刑標準的案件，都必須先進行全麵、詳盡的審查，確保所有細節都得到充分考慮之後，才能做出相應的判決。而對於那些涉及死罪的案件，更是需要經過多次嚴格的審定，反複核實各種證據和情況，最終才能做出決斷。隻有這樣嚴謹的操作流程，才能夠最大程度地避免讓無辜之人遭受不公正的冤屈。
    六，全麵徹查官府所欠下的所有債務，對每一筆債務的具體情況都要進行深入、細致的甄別。
    如果某筆債務是通過正當途徑借貸而來，並且其利息計算方式符合一本一利的標準，那麽這筆債務應當由官府按照原借款金額如數歸還。
    然而，如果某筆債務屬於非正當借貸，例如存在欺詐、強迫等非法手段獲取的借款；或者根本就沒有任何書麵借據作為憑證；又或者利息數額遠遠超過本金，明顯屬於高利貸行為，那麽對於這類債務，官府將一律予以豁免，不再承擔還款責任。
    劉秉忠語重心長地說道：“天子將天下視為自己的家，把老百姓當作自己的子女。國家的財力有時不足，便會向老百姓征收賦稅，這是為了維持國家的正常運轉，保障國家機器的正常運作，就如同父母為了家庭的生計而努力工作一樣。同樣，若老百姓財力有限，難以維持生計，國家也應當給予幫助，就像父母在子女遇到困難時伸出援手一樣。這二者相互輔助，關係就如同魚與水一般緊密相連，缺一不可。統治國家的人設置了國庫，建造了倉庫，其初衷正是為了幫助老百姓，儲備糧食和財物以備不時之需，確保百姓在災荒之年能夠得到救濟，生活得以保障。對於老百姓而言，個人經營產業，開墾田地種植莊稼，其目的也是為了給國家提供財富，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為國家的繁榮貢獻一份力量，同時也為自己和家人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
    他頓了頓，繼續說道：“如今，應當認真計算官吏與百姓之間所欠的債務。這是一項艱巨而細致的工作，需要仔細核查每一筆債務的來龍去脈，確保每一項記錄都準確無誤。如果確認是確實應當歸還的債務，可依據合罕皇帝的聖旨，按照一本一利的方式，督促官府歸還。這種方式既體現了公平公正，又符合國家的財政原則，能夠有效保障百姓的合法權益，同時也維護了國家的信譽和形象。而對於那些毫無理由就必須償還的債務，或者是虛無的契約所負擔的債務，又或者是已經歸還的數額遠遠超過原來借債金額的，都應當通通加以赦免。”他的聲音中透露出一種堅定和決絕，“這些不合理的債務，如同百姓身上的枷鎖，嚴重阻礙了他們的生產生活，甚至可能導致一些家庭陷入絕境。我們必須打破這些枷鎖，讓百姓能夠輕裝上陣，重新投入到生產生活中去，為國家的發展貢獻力量。隻有這樣，國家與百姓之間才能真正實現和諧共生，共同創造一個繁榮昌盛的未來。”
    劉秉忠所提議的這種做法，完全契合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九章中所闡述的深刻道理：“報怨以德，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其核心意思是：即便以德報怨，又該怎樣做才算是妥善之舉呢？聖人的做法是，將借據存根好好收藏起來，卻不以此強迫別人償還債務。這背後的潛在含義是，統治者在征收賦稅時，對於實在無力繳納稅賦的人家，即便寫下借據，也不必強迫償還。有德的君主，就如同聖人一般，隻要收取一張借據便罷了，不會將人逼至絕境。而沒有德的統治者，行事往往苛刻蠻橫，務必想盡辦法徹徹底底地將賦稅收齊，甚至不惜采取嚴厲的手段，導致百姓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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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在《道德經》中所闡述的這種思想，強調的是一種以德治國的理念。他認為，真正的聖人和有德的統治者，應當以寬厚仁愛之心對待百姓，而不是以苛政和嚴刑峻法來壓迫他們。這種思想在古代社會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提醒統治者要關注百姓的疾苦，體恤民生，以一種溫和而智慧的方式治理國家。隻有這樣，才能贏得百姓的擁護和支持，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劉秉忠的舉措，正是這種思想在實際治理中的生動體現。他深刻理解到，國家的穩定與繁榮離不開百姓的安居樂業。如果一味地強迫百姓償還債務，尤其是那些已經無力償還的家庭，隻會導致百姓生活更加困苦，甚至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相反，通過合理地減免債務，不僅能夠減輕百姓的負擔，讓他們有機會重新投入到生產生活中，還能增強百姓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使他們更加願意為國家的發展貢獻力量。
    劉秉忠的這種做法，體現出了他對百姓的深切體恤，以及對治理國家更深層次的理解。他深知，治理國家不僅僅是一場權力的遊戲，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隻有將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以百姓的幸福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才能真正實現國家的繁榮與昌盛。他的這種理念和舉措，不僅在當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也為後世的治國理政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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