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螺絲批》
    ——論《類人講嘅你嘟信》中的技術暴力與語言抵抗
    文元詩
    在當代漢語詩歌的星圖中，粵語詩歌猶如一顆被主流話語遮蔽的暗星，以其獨特的語言質地和地域經驗，持續發出異質性的光芒。樹科的《類人講嘅你嘟信》正是這樣一首充滿爆破力的作品，它通過粵方言的獨特韻律和詞匯選擇，構建了一個關於技術文明、人類異化與語言抵抗的多維詩學空間。這首詩以看似簡單的語言結構，卻承載著厚重的哲學思考，在"猿"與"人"、"矽"與"血肉"、"螺絲批"與"命運"的張力中，揭示了當代人類存在的深刻困境。
    詩歌開篇的"猿，猿人，人猿家，家族，族群……"構成了一個精妙的進化論敘事壓縮包。這三個詞語的排列絕非隨意，而是暗含了從生物學到文化學的認知躍遷。"猿"指向純粹的動物性存在，"猿人"暗示進化過程中的過渡形態，而"人猿"這一倒置結構則已經預示著某種異化可能——當人類獲得"人"的稱號後，是否反而退化為另一種"猿"？這種詞語遊戲令人聯想到德裏達的"延異"概念，能指與所指的關係在這裏變得流動而不確定。第二行的"家，家族，族群"則進一步將這種進化敘事社會化，暗示著人類從自然存在到社會存在的轉變過程。值得注意的是，詩人使用的是粵語書麵表達"家"而非普通話的"家庭"，這種語言選擇本身已經構成了一種文化立場的宣示。
    詩歌第二節的"矽，賦能，類人人類，俾反問命運！"突然將場景從生物進化轉向技術文明。"矽"作為信息時代的基礎物質，與首節的"猿"形成尖銳對比，勾勒出從碳基生命到矽基文明的巨大跨越。"賦能"這個當代科技話語中的熱詞被植入詩歌，暴露出技術理性對人類生活的全麵殖民。而"類人"與"人類"的倒置呼應了首節的"人猿"結構，暗示在技術賦能下，真正的人類可能正在退場，取而代之的是各種"類人"存在——人工智能、仿生人、賽博格。粵語特有的"俾反問命運"結構（"俾"在粵語中表示"被"）強化了主體性的喪失，人類從命運的主宰者變成了被命運反問的客體，這種語法上的被動化處理恰恰象征著技術時代人的主體性危機。
    詩歌的轉折點出現在"我拿住咗把螺絲批問咗再問自己殺得死我？"。這把突然出現的"螺絲批"（螺絲刀）是整首詩最富爆破力的意象。在技術哲學視野下，螺絲批不僅是工具理性的象征，更是福柯所說的"微觀權力"的物質化身——它既能組裝也能拆卸，既能創造也能毀滅。詩人"拿住"螺絲批的舉動，既可能是對技術暴力的無奈接受，也可能是準備反抗的姿態。而"問咗再問自己殺得死我？"這一自反性詰問，將詩歌推向存在主義的高峰。"殺得死我"在粵語中比普通話"能殺死我嗎"更具直擊力，"死"字被置於句末形成重音，凸顯出對生命終極問題的直麵。這個問題既指向技術對肉體的消滅可能，也暗含對精神死亡的憂慮——在技術全麵統治下，人的本質是否已經死亡？
    從詩學形式看，這首詩采用了極具張力的簡約結構。全詩僅有三節七行，卻完成了從人類學到技術哲學再到存在主義的宏大敘事。詞語的選擇和排列充滿後現代拚貼色彩"矽"與"猿"並置，"賦能"與"命運"對質，日常工具"螺絲批"與形上問題"殺得死我"碰撞，產生出驚人的詩意火花。粵語的獨特語法和詞匯（如"咗"表示完成時，"俾"表示被動）不僅賦予詩歌地域特色，更形成了一種抵抗普通話霸權的話語政治。當標準漢語成為技術理性的話語載體時，方言可能恰恰保存著反抗異化的語言潛力。
    在技術哲學譜係中，這首詩與海德格爾對"技術座架"的批判、哈貝馬斯對"工具理性"的剖析形成對話。詩中"矽"所代表的信息技術已不僅僅是工具，而成為塑造人類存在方式的本體論力量。"賦能"一詞的諷刺性使用，揭示了技術如何以解放的名義實施新的控製。而"螺絲批"這一意象令人聯想到弗洛伊德的"解剖隱喻"——技術文明正在像外科醫生一樣解剖和重組人性本身。詩人通過極簡的意象群，完成了對技術文明的全方位診斷它既改變了人類的物質存在（從猿到矽），也重塑了社會組織形式（從家到族群），更威脅著個體的存在本質（殺得死我？）。
    從文學傳統看，這首詩延續了魯迅"狂人日記"式的文化批判精神，隻是將"吃人"的曆史批判轉向了"殺得死我"的技術批判。在語言實驗方麵，則與北島早期詩歌中的意象並置和語義碰撞一脈相承，隻是樹科更強調方言在語言抵抗中的獨特價值。與當代其他粵語詩歌相比，這首詩的特別之處在於將地域語言與全球性技術議題相結合，證明方言不僅能夠表達地方經驗，也能參與普世性哲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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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歌結尾的自我詰問"殺得死我？"構成了一個開放性的存在謎題。這個問題既可以被解讀為技術暴力下的無力呻吟，也可以被理解為抵抗開始的宣言——當一個人還能用方言質問自己的死亡時，某種主體性或許正在蘇醒。那把被握住的"螺絲批"，既是技術暴力的工具，也可能轉變成德勒茲所說的"逃逸線"——通過拆卸技術理性的固定結構，或許能找到重建人性的可能。
    《類人講嘅你嘟信》這個標題本身就是一個微型反諷。"類人"講的話"你嘟信"（你都信），暗示著在技術充斥的當代社會，人們已經喪失了對話語真偽的辨別力，盲目相信各種"類人"實體（從ai到權威）的言說。而詩歌本身，則試圖通過粵語的詩性力量，恢複人們對世界的真實感知和批判思考。
    在技術全麵滲透生活的時代，樹科的這首詩猶如一聲用方言發出的存在主義警報。它提醒我們在從"猿"到"人"再到"類人"的進化鏈條上，真正的危機或許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我們喪失用自己熟悉的語言質疑技術的能力。當詩人用粵語質問"殺得死我"時，他不僅是在詢問技術的毀滅力量，更是在測試方言作為一種抵抗語言的生命力——隻要還能用自己的母語言說痛苦和質疑，人性的火種就尚未熄滅。在這個意義上，《類人講嘅你嘟信》不僅是一首關於技術異化的詩，更是一首關於語言救贖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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