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郊區的墳場飄著細雪，凍土在鐵鍬下發出碎裂聲。周母攥著女兒的粉色圍巾，看刑警隊的張建軍蹲下身，指尖劃過新土上的爪印——三隻寒鴉剛從墳頭驚飛，尾羽掃落半片燒剩的紙錢。
    “挖到了。”法醫老陳的聲音悶在防毒麵具後。鬆木棺材蓋掀開時，腐葉味混著血腥氣撲麵而來，周某平的指甲縫裏嵌著暗灰色牆灰，和王某麗車庫的水泥碎屑分毫不差。她的右手蜷成拳頭，掌心還攥著半張車票，邊角的齒孔像道未愈的傷。
    張建軍盯著屍體手腕的淤青，那是掙紮時留下的指痕，五枚指印清晰如昨。“死亡時間3月22日13001400，”老陳指著顱骨的凹陷，“與車庫潛血反應的時間完全吻合。”周母突然跪倒在雪地裏，圍巾落在墳前，粉色在灰白的世界裏格外刺眼——那是女兒最後一次離家時戴的圍巾。
    審訊室的鐵窗漏進幾縷陽光，王某麗盯著案宗上的車票複印件，2003年3月22日的日期被紅筆圈住，像滴凝固的血。他的指甲深深掐進掌心，那裏還留著車庫牆灰的痕跡，和死者指甲縫裏的一模一樣。
    “她買完車票說，”王某麗的聲音像塊凍硬的年糕，“等我離了婚，就去北京提那輛銀色寶來，她坐副駕，我開著車帶她去頤和園看冰。”他突然笑了，笑得肩膀發抖，“可我根本沒錢，結婚十年，我老婆把工資卡攥得死死的，哪來的十五萬離婚費？”
    記憶在眼前閃回：3月22日中午，車庫裏的陽光斜切過周某平的側臉，她數著十五萬現金的手指在發抖。“這是我全部的積蓄，”她把錢推過來，“你拿去給你老婆，隻要你離婚，我什麽都不要。”王某麗伸手去接，卻碰倒了桌上的修車鐵棒，金屬撞擊聲在狹小的空間裏格外刺耳。
    “她以為我會帶她走，”王某麗盯著自己的銀色手表，表帶縫隙裏還卡著車庫的牆灰，“可我怎麽可能離婚？孩子都十歲了，麻將桌上的兄弟都笑我怕老婆……”他突然捂住臉，“她發現我騙她時，用壁紙刀劃了我手腕，血滴在錢上，紅得像朵花。”
    物證室的玻璃櫃裏，兩張未使用的車票並排躺著，12車06號和13車05號，像兩個永遠並行卻無法靠近的靈魂。張建軍戴上白手套，指尖劃過票麵的折痕——周某平曾在候車室反複撫摸這兩張票，票根上還留著她的指紋，像枚永遠蓋不下去的郵戳。
    “她買完票說，”火車站老陳的證詞在耳邊回蕩，“相熟的大哥會幫她看行李，其實那大哥就是王某麗。”張建軍突然想起監控裏的畫麵：王某麗在停車場接過周某平的帆布包，十五萬現金在包裏沉甸甸的，壓得她的肩膀微微傾斜。
    技術科送來最後一份報告：周某平手機裏的草稿箱，存著條未發送的短信：“爸媽，我和小麗去北京提車了，下周就回來。”發送時間停在3月22日1200，正是她走進車庫的前一刻。張建軍摸著手機殼內側的字跡，“給小麗的離婚費，十五萬，北京見”，筆跡在“見”字末尾拖出長長的尾，像滴未幹的淚。
    通化站的站台被夕陽染成血色，北上的列車噴著白煙進站，車門打開的瞬間，湧出的人潮裏有人戴著粉色圍巾。張建軍恍惚了一瞬，仿佛看見周某平擠在人群中，舉著兩張車票向他揮手，帆布包在胯骨上撞出熟悉的悶響。
    “警官，”車站廣播突然響起，“3月22日遺失的車票已找到，請失主到服務台領取。”張建軍看著服務台上的車票複印件，日期永遠停在那個晨霧彌漫的清晨，像個永遠醒不來的夢。遠處，王某麗被押上警車，他的銀色手表在車窗上反光，晃花了張建軍的眼。
    鬆花江的水漫過初春的淺灘，帶走了麻將室的喧嘩、算命攤的銅錢響，卻帶不走刻在卷宗裏的血字：當王某麗舉起修車鐵棒時，當周某平攥緊車票時，當十五萬現金在火中卷曲時，每個謊言都成了釘在時間牆上的楔子，永遠刻下“相熟的大哥”背後的真相。
    結案報告的末頁，貼著兩張車票的複印件，右上角蓋著紅色的“結案”章，像道永遠結不了痂的傷口。張建軍在報告末尾寫下：“周某平的充電器仍插在出租屋的插座上，備用電池未拆封，仿佛她隻是出了趟遠門，隨時會回來拔掉插頭，笑著說‘媽，我買了北京的糖葫蘆’。”
    看守所裏，王某麗盯著鐵窗上的月光，想起周某平說過的話：“等我們有了車，就沿著鬆花江開，一直開到北京。”他摸了摸口袋裏的火柴——那是燒十五萬現金時剩下的，梗上還沾著紙灰。原來所有的承諾，不過是牌桌上的虛張聲勢，而代價，是兩條永遠停在3月22日的生命。
    雪又下了起來，通化站的鍾表指向0000，新的一天開始了。站台上的清潔工掃起片車票碎屑，日期模糊不清，卻總讓人想起某個晨霧彌漫的清晨，某個帶著十五萬現金的女人，和那個永遠到不了北京的，關於“相熟的大哥”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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