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保城電子廠，車間裏傳來此起彼伏的報捷聲。當第一台印有"中興二代"鎏金標識的彩色電視機在流水線上完成最後調試，何大清的手掌在控製台邊緣留下了細密的汗漬。這台集合了他前世記憶中crt顯像管改良技術的機器，造價不過280元，卻讓保城市和昌平市家家戶戶都出現了中興二代彩色電視機。
    作為國內首批掌握pa製式解碼技術的團隊，何氏研發組在1968年冬突破了彩色信號穩定傳輸的世界性難題。當保城市委大院的第一台樣機收到中央台測試信號時，正在開會的市委書記被屏幕上躍動的五星紅旗驚得碰倒了搪瓷茶杯——那抹正紅色，比會議室懸掛的錦旗還要鮮豔三分。憑借自研的一體化集成電路板，中興二代的能耗比進口彩電降低40，三個月內便占據華北地區70的市場份額，連供銷社的送貨員都笑稱"自行車後座綁的不是彩電，是老百姓的新年願望"。
    真正讓何大清心跳加速的，是vcd錄放機的誕生。這個融合了前世記憶中激光讀取技術的長方體設備，在1969年春季廣交會上引起轟動。當邵氏集團的采購經理看到樣機演示《大鬧天宮》時，膠木眼鏡片後的瞳孔驟然收縮——這個比錄像帶清晰度高三倍的機器，僅售120元，不到進口設備的五分之一。三個月後，載著5000台首批產品的貨輪駛離保安港，貨單上"ade in baocheng"的燙金字樣，悄然叩開了東南亞家電市場的大門。
    站在維多利亞港的星光下，何大清看著邵氏影城外牆閃爍的霓虹燈，突然想起前世在錄像廳看到《英雄本色》時，後排中學生模仿周潤發叼火柴的場景。這個發現讓他脊背發涼——當香江影視通過技術優勢構建文化輸出體係時，內陸還停留在"電視台每天隻播兩小時"的原始階段。
    與邵逸夫的合作充滿戲劇性。在半島酒店的談判桌上，這位影視大亨盯著何大清遞來的vcd樣片，忽然用寧波話笑道："後生仔，你這機器要是能配上我們的片子，整個南洋都要認咱們的台標。"最終達成的30持股協議，不僅讓"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在當年元旦開播，更搭建起技術與內容的雙向通道：邵氏的攝影棚裏，二十名保城選派的技術員跟著香港師傅學習分鏡剪輯；而中興二代電視機的開機畫麵，從此多了一抹代表合作的紫金配色。
    這場商業聯姻創造了奇跡：1970年香港電子展上，搭載邵氏片庫的"中興套餐"被搶購一空，單月創匯突破70萬美元；保城技校的畢業生在九龍塘影視基地實習時，首次接觸到工業化製片流程，其中三人後來成為內陸首批電視導演。但何大清在香江分廠時，看到年輕工人用英文討論美劇劇情的場景，心中的喜悅突然蒙上陰影——技術輸出帶來的財富，終究抵不過文化輸入的侵蝕。
    回到昌平的第一個深夜，何大清回憶起前世因寫材料看過的八十年代的一篇《文化市場調研報告》：全縣57家錄像廳中，62播放未經審查的境外影片，某鄉鎮放映《大西洋底來的人》時，竟出現青年模仿主角戴蛤蟆鏡跳水的溺亡事故。更讓他不安的是中學調研數據：超過40的學生認為"外國電視劇裏的生活更自由"，而能完整講述長征故事的學生不足15。
    他又想起前世看到的場景：千禧年後的街頭，穿著韓版服飾的少年對著手機屏幕傻笑，卻對烈士陵園的祭掃活動敷衍了事。曆史的重疊讓他冷汗直冒——如果不在80年代築牢文化根基，當外來文化借著技術優勢長驅直入時，再想收複陣地將難如登天。
    隻是，現在讓何大清大力發展影視業，狙擊將來可能出現的境外文化侵襲，何大清真心是不敢。於是，他向上級發了關於運用廣播電影電視構築無產階級思想陣地的請示報告。
    很快得到了上級的批複，同意！
    有了尚方寶劍，何大清放下心來，在昌平市著手開始建設。
    何氏集團代表在昌平市委的會議室裏，七張黑板寫滿了密密麻麻的計劃。針對節目匱乏問題，他提出"三個一百"工程：投資100萬元建立內陸首個影視製作基地，培養100名本土編劇導演，每年生產100部主旋律影視作品。當何氏集團代表尤鳳霞擔心資金回報率時，何大清指著牆上的世界地圖說："我們算的不是經濟賬，是子孫後代的精神賬。"
    具體實施路徑分為三步：首先搭建技術護城河，利用vcd生產優勢建立"紅色數字片庫"，將《地道戰》《紅岩》等經典作品轉化為數字格式，通過供銷社網絡向農村免費發放；其次打造人才孵化器，與北影廠合作開設"保城特訓班"，讓香港導演講授鏡頭語言的同時，安排老紅軍講述革命故事，培養"懂技術、有情懷"的創作團隊；最關鍵的是構建傳播矩陣，計劃在1971年前與12個省級電視台達成片源合作，通過"補貼播放時長"的方式，讓紅色劇集進入黃金檔。
    但何大清清楚，僅憑昌平市力量難以對抗文化浪潮。在草擬給中央的請示報告時，他特意附上了兩份附件：一份是《境外影視文化滲透案例匯編》，收錄了37起青年價值觀受影響的真實事件；另一份是《影視工業報國計劃書》，詳細規劃了從顯像管廠到膠片洗印廠的全產業鏈布局，特別注明"每生產100台電視機，配套贈送10張紅色vcd"的文化補貼政策。
    深夜定稿時，鋼筆在"意識形態陣地"幾個字上停頓良久。何大清想起在延安參觀時看到的老照片：抗戰時期的文藝工作者背著放映機翻山越嶺，用《兄妹開荒》鼓舞軍民士氣。此刻的他，手中握著的不再是普通的商業計劃書，而是一份穿越時空的文化保衛戰作戰圖。當筆尖落下最後一個句號，窗外的晨星正與廠區的燈火交相輝映，仿佛預示著一個將技術力量轉化為精神力量的嶄新時代，正悄然拉開序幕。
    他知道，這場始於電視機生產線的突圍戰，早已超越了商業競爭的範疇——它是一個民族在技術騰飛初期，對自身文化根脈的自覺守護，更是一位有識之士對"占領思想陣地"這一時代命題的主動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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