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五月末的天津城，空氣裏彌漫著硝石和血腥混合的滯重氣息。
    海河渾濁的水流裹挾著燒焦的木頭、撕裂的布片，無聲地流過望海樓那片觸目驚心的廢墟。
    斷壁殘垣焦黑如炭，幾根倔強斜指天空的梁柱，無言地訴說著十餘日前那場衝天烈焰的暴烈——法國領事館、仁慈堂，連同英國、美國的幾處講書堂，盡數在暴民的狂潮與烈火中化為烏有。
    更令人心悸的是，法領事豐大業、其秘書西蒙，以及三名無辜的俄國商人，橫屍街頭，血染津門。
    直隸總督衙門的簽押房裏，曾國藩仿佛一夜之間又蒼老了十歲。
    案頭堆積如山的是各國措辭嚴厲、充滿恫嚇的照會，法、俄、英、美，四國如同嗅到血腥的群鯊，以“懲凶”、“抵命”、“賠款”為名，聯成一氣，兵艦在渤海灣外遊弋，炮口森然指向大沽口。
    朝廷一日數道嚴旨，字字如鞭，抽在他早已不堪重負的心上：
    “……著曾國藩即行嚴拿凶犯，按律懲辦，以儆效尤，迅結此案，毋再遲延，致啟釁端！”
    燭光在他深陷的眼窩裏投下濃重的陰影。
    他提筆的手微微顫抖，墨汁滴落在奏折草稿上，暈開一團絕望的黑。他何嚐不想細查深究？
    然而，朝廷催命般的壓力，洋人步步緊逼的咆哮，天津本地士紳那或明或暗、複雜難言的怨憤與自保之情，交織成一張他無法掙脫的巨網。
    真相？在這雷霆萬鈞的內外交迫之下，已成了最奢侈也最無用的東西。
    “中堂，”幕僚的聲音帶著不忍，“俄人那邊，催逼甚急，那三條人命……”
    曾國藩閉上眼，喉結艱難地滾動了一下。
    他仿佛聽見了那三名俄國商人臨死前的慘叫，看見了他們家人遠在異國的悲泣。但此刻，他隻能選擇犧牲。
    “……誤傷俄商之四名凶犯，”他聲音沙啞，字字千鈞，“按律……擬斬立決。”
    這四個字耗盡了他最後一絲氣力，也徹底模糊了案件裏的是非曲直。
    倉促的奏結，如同飲鴆止渴，隻為暫時堵住那幾乎要掀翻朝廷的滔天巨浪。
    他心中那根名為“名教”、“氣節”的支柱，在現實的傾軋下，發出了令人心碎的裂響。
    消息傳至保定直隸總督行轅，李鴻章正對著巨大的輿圖凝神。
    幕僚低聲讀完曾國藩倉促結案的邸抄詳情，室內一片沉寂。
    李鴻章轉過身，臉上並無太多驚詫，隻有一種近乎冷酷的了然。
    “老師這是……被架在火上烤啊。”他緩步走到窗邊，望著庭院裏一株虯勁的老槐，“朝廷催逼，洋人威嚇，津門紳民又群情洶洶。
    快刀斬亂麻，看似是無奈之舉，可這刀……”他微微搖頭，“落得太快，太急，終究是斬不斷這團亂麻，反而濺了自己一身血。”
    他太了解這位恩師了。
    曾國藩一生持重，講究“以誠為本”，可在這天津教案的漩渦裏，“誠”字早已被各方撕扯得麵目全非。
    朝廷要的是立刻平息洋人怒火，保住“天朝體麵”，哪怕這體麵是虛弱的遮羞布；洋人要的是嚴酷報複，要的是鮮血和白銀；
    而天津的百姓、士紳，在那場因謠傳“迷拐幼童”、“挖眼剖心”而引爆的衝天怒火後，驚魂甫定，又本能地開始抱團自保，抵觸更深層的追究。
    曾國藩夾在其中，他那套以“誠”感化、徐徐圖之的理學經世之道，在列強赤裸裸的炮艦外交和朝廷驚慌失措的嚴旨麵前，顯得蒼白無力，甚至迂闊可笑。
    “老師之失，”李鴻章目光銳利如鷹隼，手指在冰冷的窗欞上輕輕叩擊，“首在未能‘分而治之’。
    法、俄、英、美，豈是鐵板一塊？其欲所求，判若雲泥！法夷挾三人命案、領事館教堂被毀之恨，必欲得我官員之頭以泄憤；
    俄人重在商利賠償，人命索價高昂罷了；英、美教堂被焚，索賠是真，趁機攫取些條約外的好處也是真，對取人性命未必熱衷。
    老師卻將四國混為一談，被其聯合聲勢所懾，倉促之下，為息法人之怒，竟連俄案也一並重判，此乃授人以柄，自縛手腳！其次，便是未能善用‘法理’二字。
    洋人最重所謂‘證據’、‘程序’，老師卻迫於壓力，未能在此處深究，坐實豐大業首先開槍挑釁之責，致使我處處被動。”
    他踱回案前，鋪開一張雪白的宣紙，飽蘸濃墨，筆走龍蛇，寫下四個力透紙背的大字：“分而治之”。
    這正是他即將接手這燙手山芋的核心方略。恩師在平撚戰場上賴以製勝的“河防”戰略精髓。
    此刻被他巧妙地化用於外交困局——分割列強的聯合陣線，構築談判的“堤壩”，集中力量，專攻最頑固的法國“主峰”。
    “傳令，”李鴻章的聲音沉穩有力，帶著不容置疑的決心，“速備行裝，移節天津！另，請周馥、薛福成二位先生即刻來見。”
    周馥精於刑名錢穀，薛福成深諳洋務西學，是他幕中倚重的幹才。
    一場以天津為棋盤，以列強為對手，甚至隱隱以恩師聲望為背景的巨大棋局，已在李鴻章胸中勾勒出清晰的輪廓。
    他深知，此去不僅為解教案之圍，更是他個人權勢與聲望能否超越恩師的關鍵一躍。
    天津教案的漩渦中心，法國駐華代理公使羅淑亞rochechouart）的行轅內，氣氛卻帶著一種刻意維持的傲慢與焦躁。
    這位肩負著為豐大業複仇、為法蘭西找回“尊嚴”使命的外交官，此刻正煩躁地踱步。
    清廷的第一次奏結如同隔靴搔癢，區區十五顆“暴民”的頭顱和些許賠償，遠不能滿足巴黎和天主教會那嗜血的胃口。
    他需要更高級別的鮮血來祭奠——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
    帶兵彈壓的記名提督陳國瑞，這三人的頭顱，必須懸掛在天津城頭！
    唯有如此，才能震懾這些“野蠻的東方人”，才能向國內證明他羅淑亞的手段。
    他精心收集的“證據”，是撬開清廷頭顱的三根鋼釺。
    幾個麵孔模糊的證人證詞被反複審閱——有在洋行當差的買辦，有在碼頭混跡的包打聽，甚至還有一兩個當時混亂中躲在角落的傳教士雜役。
    他們言之鑿鑿，將教案爆發的責任一股腦地推給那三位未能“有效彈壓”甚至“暗中縱容”的中國官員，尤其是那個脾氣火爆的武將陳國瑞，被描繪成煽動暴民的幕後黑手。
    “公使閣下，”翻譯小心翼翼地呈上剛收到的密報，“新任欽差大臣李鴻章，已抵達天津，入住北洋通商大臣衙門。”
    羅淑亞嘴角撇出一絲輕蔑的冷笑：“李鴻章？曾國藩的學生？
    哼，換湯不換藥！清國人慣用的把戲，以為換個麵孔就能敷衍偉大的法蘭西？
    準備好我們的要求清單，特別是那三個官員的名字，必須用最嚴厲的措辭重申！
    我要讓這位李大人明白，在法蘭西的憤怒麵前，他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
    他想象著李鴻章在那些“證據”麵前驚慌失措、最終屈服的模樣，仿佛已看到那三顆頭顱滾落的場景。
    北洋通商大臣衙門的書房內，燈火徹夜長明。李鴻章並未立即召見羅淑亞，他需要時間，更需要“子彈”。
    案頭堆滿了關於此案的所有卷宗，包括曾國藩初審時的所有記錄、人犯口供、現場勘驗的零散碎片。
    薛福成則搬來了厚厚的幾部西方法律典籍，特別是關於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章節，被用朱筆細細標出。
    “中堂請看，”薛福成指著一段譯文，“西方法律極重‘直接證據’與‘證人可信度’。
    羅淑亞指控張、劉、陳三位大人，尤其是陳提督煽動暴亂，僅憑幾個身份曖昧的買辦、混混之言，此乃典型的‘傳聞證據’hearsay），在彼國法庭上亦難采信！其指控之薄弱，漏洞百出。”
    周馥則從刑名角度分析：
    “豐大業先至通商衙門咆哮，後又悍然向朝廷命官劉傑開槍，擊傷其家仆，此乃卷宗與眾多人證一致確認之事實。西人所謂‘正當防衛’、‘激於義憤’，此情此景，如何不能為我所用？羅淑亞避重就輕，隻字不提豐大業挑釁行凶在先，專責我官員彈壓不力在後，此乃倒因為果，強詞奪理！”
    李鴻章凝神聽著，手指無意識地敲擊著桌麵，眼神越來越亮。
    一個清晰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策略逐漸成形。
    “好一個‘用子之矛，攻子之盾’！”他猛地一拍桌案，“
    他羅淑亞不是口口聲聲講證據、講法律嗎？那我們就用他洋人的規矩，堂堂正正地打回去！福成，立刻草擬一份正式照會，致羅淑亞公使。”
    次日，這份措辭嚴謹、引經據典的照會送達羅淑亞案頭。
    核心要求隻有一點：為查明羅淑亞公使所提嚴懲張光藻、劉傑、陳國瑞三位官員之要求的真實性與合理性，請公使閣下務必於三日內，提供指控所依據之全部直接、可靠證人及其書麵證詞原件，以便中方進行公正、公開的“中外聯合質證”。
    照會末尾，李鴻章特意引用了薛福成翻譯的西方法律條文，強調“無證據則無指控”的基本原則。
    這份照會像一塊巨石投入羅淑亞精心維持的平靜假象。
    他拿著照會，臉色由紅轉白，手指微微發抖。公開質證？提供可靠證人？他那些見不得光的“證人”——洋行買辦趙七，此刻已被天津道秘密“請”去“協助調查”，音訊全無；包打聽孫禿子，據說拿了筆銀子回鄉下“養病”去了；連那兩個傳教士的雜役，也被教會以“保護安全”為由隔離起來，拒絕再與法國公使館接觸。
    一夜之間，他手中的“王牌”證人竟如陽光下的露珠，消失得無影無蹤！
    “卑鄙！無恥！”羅淑亞將照會狠狠摔在桌上，對著翻譯和秘書咆哮，“這是陰謀！是李鴻章設下的圈套！”
    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慌。沒有證人，他的指控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證據法”的規則下不堪一擊。
    李鴻章這招釜底抽薪，精準地捏住了他的七寸。
    就在羅淑亞因“證據危機”焦頭爛額之際，李鴻章的反擊已如潮水般展開。
    他並非僅僅被動防禦，而是主動出擊，利用列強間的罅隙，開始構築他“分而治之”的堤防。
    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內，氣氛與羅淑亞處的焦躁截然不同。
    李鴻章正與俄國駐天津領事孔氣k. a. skachkov）進行著一場看似平和、實則暗藏機鋒的會晤。精致的官窯蓋碗茶飄散著清香。
    “孔氣領事閣下，”李鴻章笑容可掬，語氣誠懇。
    “貴國三位商賈不幸罹難，本大臣聞之亦深為痛惜。殺人償命，天經地義。前次曾中堂所判四名凶犯斬立決，乃為彰顯我朝廷律法之嚴明，對貴國生命財產之尊重。”他話鋒一轉，帶著幾分推心置腹的憂慮，“然，本大臣細查案卷，此四人行凶之具體情狀，是否皆有必死鐵證？亦或在群情洶湧、亂象之中，有誤傷、錯認之可能？若倉促行刑，日後萬一有確鑿反證，豈非有損兩國長久之交誼，更傷及沙皇陛下仁慈公正之聲譽？”
    孔氣是個典型的務實派，他更關心的是白花花的賠償銀子能否盡快、足額地落到俄國口袋。
    對於那四個“暴民”的生死，他並無羅淑亞那種近乎偏執的“血債血償”需求。
    李鴻章這番話，既給了俄國麵子尊重生命、律法嚴明），又巧妙地暗示了“錯殺”可能帶來的外交風險有損沙皇聲譽），更撓到了孔氣最關心的癢處——別因為幾個無關緊要的“暴民”的生死，耽誤了真正的賠償談判！
    孔氣放下茶盞，灰色的眼珠裏閃過一絲精明：“李中堂思慮周詳，令人敬佩。鄙國政府之要旨，在於為不幸遇害之國民討回公道，並確保此類慘劇不再發生。
    至於具體執行方式……隻要貴國能體現足夠的誠意和效率，使逝者家屬得到應有撫恤，鄙國政府亦願秉持務實與建設性之態度。
    ” 這幾乎就是默許了李鴻章對俄案“重賠償、輕人命”的處理方向。
    李鴻章心中了然，麵上笑容更盛：
    “領事閣下深明大義！請放心，撫恤一事，本大臣定當秉持最大誠意，力求公允、迅速。” 俄國的堤壩，率先穩固。
    幾乎與此同時，李鴻章的另一位得力助手盛宣懷，正穿梭於英、美領事館之間。他的談話策略更為直接。
    麵對英國領事，盛宣懷著重強調：“此次貴國講書堂被焚，實乃暴民受謠言蠱惑，遷怒於無辜。此點，我中堂大人與朝廷皆深表痛心與歉意。
    然細究根由，法領事豐大業當日舉止暴戾，率先開槍傷我朝廷命官家仆，實為激化事態、點燃群憤之導火索。此點，英吉利素以公義著稱於世，想必亦能明察秋毫。”
    他巧妙地將英美的損失與法國的挑釁行為掛鉤，暗示英美若一味追隨法國強硬，等於變相為豐大業的暴行背書，有損其“公正”形象。
    而對美國領事，盛宣懷則更多地談及“商貿大局”和“未來合作”：“教案雖痛，終為一時之不幸。中美商利，源遠流長，實乃長遠之根基。李中堂極願與貴國攜手，妥善處理賠償事宜，盡快翻過此篇，重啟商埠繁榮，於兩國商民皆為大利。” 他精準地抓住了美國當時對華政策中更側重經濟利益的脈搏。
    英、美領事雖然態度謹慎，但麵對李鴻章方麵主動釋放的“區分對待”、“願意單獨協商賠償”的信號，以及盛宣懷點出的“法國挑釁責任論”和“共同商業利益論”，他們強硬的態度明顯有所鬆動，不再像之前那樣緊緊捆綁在法國的戰車上。分化的種子，已然埋下。
    當羅淑亞終於硬著頭皮，在約定的“質證”日期來到談判桌前時，等待他的是一場精心準備的“證據秀”。
    李鴻章方麵準備的卷宗和證人證詞，條理清晰，指向明確：豐大業在通商衙門如何咆哮失態、如何拔槍射擊劉傑家仆甚至有當日在場的通商衙門書吏作證）；
    教案爆發時的混亂場景，暴民衝擊主要源於對迷拐幼童謠言的恐懼，並無任何證據顯示三位官員事前組織或現場煽動；
    特別是針對羅淑亞最想置於死地的陳國瑞，李鴻章直接甩出了數份案發時陳國瑞根本不在天津城內的鐵證營中值班記錄、同僚證言），徹底洗刷了羅淑亞強加給他的“煽動主謀”罪名。
    羅淑亞麵如死灰。他手中那份薄薄的、證人名字語焉不詳的指控清單，在李鴻章這邊如山的人證物證麵前，顯得如此可笑和無力。
    他試圖咆哮，試圖以“外交抗議”來掩飾自己的理屈詞窮：“李中堂！你這是狡辯！是包庇！是對法蘭西尊嚴的踐踏！你必須交出那三個官員！”
    李鴻章穩坐如山，神色平靜，甚至帶著一絲悲憫。他不再引用西方法條，而是用最直接、最符合中國人倫天理的話回應：
    “公使閣下，領事豐大業，身為外交官，不謹言慎行，反在我衙署拔槍行凶，擊傷朝廷命官仆役。此乃釁自我開，咎由自取！我朝已嚴懲殺人凶手十餘人，此乃殺人償命之公理！至於我官員，張光藻、劉傑，身負守土之責，未能及時彈壓暴亂，自有朝廷律法追責其失職之罪，然罪不至死！陳國瑞將軍，案發時不在城中，與此案無涉，豈能無辜受戮？公使閣下若執意要我無辜官員之頭，試問天理何在？公義何存？我大清億萬子民，又豈能答應？屆時天下洶洶，玉石俱焚，恐非貴國與公使閣下所樂見！” 這番話語，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既講明了事實豐大業挑釁在先），又擺明了底線殺人者已償命，官員罪不至死），更發出了隱含的警告民憤難平）。
    羅淑亞被駁得啞口無言，臉色一陣青一陣白，隻能徒勞地重複著“抗議”、“法蘭西的尊嚴”等空洞字眼。他精心構建的絞索，此刻竟牢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談判不歡而散。氣急敗壞的羅淑亞連夜趕赴北京，試圖繞過李鴻章，直接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施加最高壓力。
    然而，他萬萬沒想到，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奕欣和文祥等大臣，似乎也深得李鴻章“真傳”。麵對羅淑亞的咆哮，他們或是一臉無奈地表示“此案已全權委於李中堂，我等不便置喙”。
    或是顧左右而言他，大談天氣、瑣事，再不然就是一臉誠懇地承諾“定當催促李中堂加緊辦理”，卻始終不給一句實質性的答複。連續數日，羅淑亞如同撞進了一團巨大的棉花裏，空耗精力，毫無進展。這種官僚體係爐火純青的“推”、“拖”之術，讓習慣了直來直去的羅淑亞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絕望”desperate）。
    就在羅淑亞在京城的官場迷宮中疲於奔命、焦灼萬分之際，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通過剛剛連通不久的電報線，從遙遠的歐洲大陸，如同颶風般席卷了天津和北京——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親率的十餘萬大軍，在色當sedan）要塞，向普魯士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屈膝投降！皇帝本人成了俘虜，法蘭西第二帝國轟然崩塌！
    消息傳到李鴻章案頭時，他正在批閱公文。幕僚幾乎是衝進來報告的。李鴻章猛地抬起頭，眼中瞬間爆發出懾人的精光，握著紫毫筆的手因激動而微微顫抖。
    他霍然起身，在書房內來回踱步，口中喃喃：“色當……色當……好！好一個色當！” 他猛地停下腳步，望向窗外陰沉的天空，嘴角難以抑製地向上揚起，最終化作一聲低沉卻無比快意的冷笑：“天助我也！羅淑亞，你的好日子，到頭了！”
    他立刻伏案疾書。一封是給仍在京城徒勞糾纏總理衙門的羅淑亞的“慰問”信，字裏行間充滿了對法國遭遇“不幸”的“深切同情”，但話鋒一轉，極其“善意”地提醒公使閣下，值此國家危難、急需穩定內外之際，天津教案懸而不決，實非法國之福，更可能被普魯士等“別有用心”之國利用，損害法國在遠東的“根本利益”。
    這封信如同一把裹著天鵝絨的匕首，溫柔而致命地紮進了羅淑亞最脆弱的心房。
    另一封密信則火速發往俄國領事孔氣。
    李鴻章毫不掩飾地利用了法國戰敗、威信掃地的絕佳時機，再次強調俄案“重賠償、輕人命”的解決方案，暗示此時正是俄國展現“大國風範”與“務實精神”，率先與中方達成協議、獲取實際利益高額賠償）的最佳窗口期。他甚至暗示，若俄方在此事上給予“關鍵性協助”，未來在涉及俄國利益的其他問題上，中方定會“投桃報李”。
    色當慘敗的消息，對羅淑亞而言，無異於五雷轟頂。
    他接到李鴻章那封看似慰問、實則通牒的信函時，正沉浸在巨大的震驚、屈辱和前途未卜的恐懼中。
    李鴻章信中點出的“普魯士可能趁虛而入”的警告，像毒蛇一樣噬咬著他的神經。法國本土已岌岌可危，哪裏還有餘力在遠東為了一樁教案再啟戰端？
    若因自己的強硬導致事態失控，給了普魯士插手幹預的借口，他羅淑亞必將成為祖國的罪人！
    巨大的恐懼瞬間壓倒了複仇的執念。當李鴻章再次發出談判邀請時，羅淑亞幾乎是懷著一種解脫的心情回到了天津的談判桌旁。
    他強撐著最後一絲帝國公使的尊嚴，但語氣和眼神已徹底失去了往日的咄咄逼人。
    “李中堂，”羅淑亞的聲音帶著疲憊和沙啞，艱難地開口，“關於……關於要求貴國處決張光藻、劉傑、陳國瑞三位官員之事……鑒於當前……複雜的情勢，為體現法蘭西解決此案的誠意，促進兩國關係回歸正軌，本人……本人撤回此項要求。”
    這句話仿佛耗盡了他全身的力氣。他心中法蘭西帝國在遠東不可一世的榮光，隨著這句話，徹底黯淡下去。
    李鴻章心中一塊巨石落地，但麵上依舊沉靜如水，甚至帶著一絲恰到好處的“理解”與“惋惜”：“公使閣下能審時度勢，以兩國邦交大局為重，實乃明智之舉。
    本大臣深表欽佩。” 法方最核心、最無理的要求，終於被徹底粉碎。
    然而，朝廷的壓力並未因法國的退讓而消失。在慈禧太後和醇親王奕譞看來，天津鬧出如此驚天巨案，導致四國興師問罪，地方官員無論如何難辭其咎！若不嚴懲，何以儆效尤？何以安撫洋人尤其是俄國）？
    朝廷嚴旨再次壓下：張光藻、劉傑，雖不償命，但失職之罪重大，必須嚴懲！發配黑龍江效力贖罪！陳國瑞既查無直接罪證，免於處分。
    李鴻章接到旨意，眉頭緊鎖。發配黑龍江，苦寒之地，九死一生，與死刑何異？他深知張、劉二人雖有失職，但在教案爆發前的混亂中，也曾竭力彈壓，並非無所作為。此罰過重！但朝廷態度堅決，尤其考慮到俄商三條人命仍需一個“交代”，他知道在此事上已無回旋餘地。
    他隻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量為二人打點行裝，多撥盤纏，並密信關照沿途官員稍予照拂，留下一點日後或許能設法開釋的渺茫希望。
    他將目光轉向了俄國案。孔氣領事很快給了他積極回應。俄國政府此時正忙於在歐洲站隊傾向於普魯士），對遠東這樁“生意”隻想盡快了結拿錢。
    對於四名已被曾國藩判了斬立決的“俄案凶手”，俄國方麵表示，隻要賠償數額令其滿意，具體執行方式“尊重”中國的司法主權。
    李鴻章等的就是這句話！他立即指示負責刑名的官員，以“案情複雜，證據尚存疑點，需詳加複核”為由，將俄案四名凶犯的“斬立決”改為“監候待審”死緩）。
    這四顆人頭，就這樣從鍘刀下被硬生生搶了回來！李鴻章清楚，這隻是權宜之計，最終可能仍需流放或長期監禁，但至少，他避免了在法國人退讓後，再因俄國案而增添新的、不必要的流血。
    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三日1870年10月17日），一份由李鴻章主稿、曾國藩聯署的《複審津案擬結情由折》，以六百裏加急的速度飛遞北京。
    這便是震驚朝野的“第二次奏結”。
    奏折的核心內容如同一份精密的清單：
    1. 人命：新增五名“正凶”，維持原十五名“正凶”判決，共二十名案犯判斬立決全部為殺害豐大業、西蒙及焚燒教堂之“主犯”，不含俄案四人）。
    2. 流放：增四名“從犯”發配充軍，加上原判二十一人，共二十五人充軍流放此部分包含了對俄案一定程度上的象征性懲戒，以及部分參與打砸英美教堂情節嚴重者）。
    3. 官員處分：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記名提督陳國瑞，查無確鑿煽動證據，免於議處。
    4. 賠款：賠償法國撫恤銀及焚毀資產銀共21萬兩；賠償俄國撫恤銀3萬兩；賠償英美等國教堂、財產損失銀1萬兩。總計25萬兩白銀較最初列強漫天要價，已大幅縮減）。
    5. 外交道歉：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為欽差大臣，專程赴法國道歉。
    這份奏結，字裏行間浸透著李鴻章的手腕與妥協的藝術。
    它徹底放棄了曾國藩最初奏結中試圖保住的官員性命張、劉發配實同死刑），在死刑人數上增加至二十人，以滿足朝廷和洋人“嚴懲”的表麵需求，平息洶洶物議。然而，其內核卻處處體現著李鴻章的“減法”智慧：保住了陳國瑞；俄案四名死囚得以活命；賠款總額被大幅壓縮，尤其俄國的賠償僅三萬兩，遠低於其最初要求；最關鍵的是，法方索要官員抵命的最高目標被徹底挫敗。崇厚赴法道歉，更像是一種象征性的外交姿態，在法國本土一片混亂、第三共和國初立之際，其實際效果微乎其微。
    當這份奏結的詳細內容通過邸報和民間渠道傳開時，如同在滾沸的油鍋中潑入了一瓢冷水，輿論瞬間炸裂。然而，所有的攻擊矛頭，幾乎都清一色地對準了那個被迫聯署的名字——曾國藩。
    “曾滌生曾國藩字）老矣！昏聵無能！畏夷如虎！” 茶館酒肆間，士子清流們拍案怒斥。
    “十五顆頭不夠，又添五顆！二十條人命！發配官員！賠款數十萬！還要遣使謝罪！奇恥大辱！喪權辱國！” 言辭激烈的揭帖甚至貼到了湖南會館的外牆。
    “什麽‘中興名臣’？分明是‘賣國第一臣’！” 極端者更是口不擇言。
    京城之內，以軍機大臣、清流派領袖李鴻藻為首的一批守舊官員，更是對曾國藩發動了猛烈的政治圍攻。
    奏章雪片般飛向西太後和皇帝的案頭，痛斥曾國藩處置乖無方、辱國失體，要求朝廷嚴加議處，甚至有人喊出“重治其罪，以謝天下”的口號。
    他們選擇性忽略了李鴻章在此案中的決定性作用，將所有的妥協、所有的“軟弱”、所有的“恥辱”，都歸咎於曾國藩最初倉促的處置和最終聯署的奏結。
    這些誅心之論如同淬毒的利箭，一支支射向病榻上的曾國藩。
    自抵達保定後，他本就沉重的心病，在教案的煎熬和朝廷的催逼下已轉為沉屙。
    此刻，聽著長子曾紀澤讀來的那些充滿惡毒攻擊的邸報摘要和流言蜚語，曾國藩臉色灰敗，胸口劇烈起伏，猛地噴出一口鮮血，染紅了素白的被褥。
    “父親！”曾紀澤驚慌失措。
    曾國藩無力地擺擺手，眼神空洞地望著帳頂，兩行渾濁的老淚無聲滑落。
    他一生以“忠君愛國”、“衛道存誠”自勵，克己複禮，力挽狂瀾，成就了“中興第一名臣”的不世功業，贏得了海內士林近乎神隻般的尊崇。
    然而，天津一案，卻將他數十年積攢的清譽、功勳、名望，在一夕之間摧毀殆盡。從雲端跌落泥沼的劇痛，遠勝於身體的病楚。他仿佛又回到了當年裁撤湘軍後，那種功高震主、如履薄冰的惶恐之中，而這一次的代價，卻是他畢生珍視的“身後名”。
    “天意……天意弄人……”他喃喃低語，充滿了無盡的悔恨與悲涼，“天津之事……吾……終生之憾……” 這悔恨，不僅是對案件處置的反思，更是對自己未能看清時局劇變、未能及時調整應對之策的痛徹心扉。
    他這座曾經巍峨的“名教”豐碑，在時代洪流與外交鐵壁的撞擊下，轟然坍塌，隻剩下斷壁殘垣供人憑吊和唾罵。
    與曾國藩在保定病榻上的淒涼形成刺眼反差的，是李鴻章在北洋通商大臣衙門內如日中天的聲望。
    第二次奏結的條款被朝廷迅速批準，各國公使，包括剛剛遭受“奇恥大辱”的羅淑亞，在法國本土崩潰的陰影下，也不得不捏著鼻子，對李鴻章“高效務實”的處理結果表示“勉強接受”。
        朝廷的嘉獎諭旨隨後而至，盛讚李鴻章“辦理津案，尚屬妥速”、“深明大體，力顧邦交”。
    更重要的是，通過此案，慈禧太後和恭親王奕欣等中樞重臣，清晰地看到了李鴻章在處理複雜棘手洋務、駕馭列強關係方麵所展現出的、遠超曾國藩的靈活手腕、務實態度和強悍效率。這種能力，在帝國日益深陷於“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泥潭中時，顯得彌足珍貴。
    李鴻章接旨謝恩，臉上並無太多驕矜之色，隻有一種夙願得償的深沉平靜。
    他緩步走出簽押房，來到庭院。秋日的陽光透過稀疏的槐葉灑下，在他嶄新的仙鶴補服上跳躍。
    幕僚周馥快步走來，低聲道：“中堂，剛收到的消息，俄國孔氣領事正式照會，接受我方賠款數額及對俄案犯人的處置方案。
    另，英國領事威妥瑪爵士希望能盡快與中堂商談關於大沽炮台修繕及新增通商口岸的後續事宜。”
    李鴻章微微頷首，目光投向遙遠的天際。權力格局的更迭，往往發生在不經意間，卻又帶著曆史的必然。
    天津教案，這場血與火的風暴，這個他政治生涯中的“過客”，卻在不經意間，為他鋪就了一條直抵帝國權力中樞的青雲之路。
    從這一刻起，李鴻章這個名字所代表的權勢、聲威與對帝國未來走向的實際影響力，已徹底超越了那位在病榻上黯然神傷的恩師。
    庭院外，車馬喧囂漸起。新一批等候接見的官員、洋人、幕僚，已排起了長隊。
    屬於曾國藩的時代，那以理學經世、以誠感召的時代，正緩緩落下帷幕；
    而一個以“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為信條、以縱橫捭闔於列強夾縫中求存圖強的新時代，已在李鴻章的腳下，伴隨著津門未散的硝煙與海河不息的濤聲，悄然拉開了它沉重而充滿未知的序幕。
    他深吸一口氣，空氣中似乎還殘留著一絲血腥與焦糊，但更多的，是一種名為“權柄”的、冰冷而真實的金屬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