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秋末搬進那棟老樓的。
    中介說這是單位家屬樓，始建於1982年，原住戶大多搬去了新區，剩下的要麽是念舊的老人，要麽是像我這樣圖便宜的租客。房租確實低得離譜，六十平的兩居室每月隻要八百塊，唯一的缺點是沒有電梯，七樓的台階磨得發亮，扶手鐵管上結著層黏膩的油灰。
    房東是個戴老花鏡的老太太，交房時反複叮囑：“晚上別出門亂逛，這樓裏住的都是上了年紀的，經不起折騰。”她遞鑰匙時指尖在我手背上蹭了蹭，涼得像塊凍久的臘肉，“尤其別去頂樓，晾衣繩斷過好幾回，摔死過人的。”
    搬進去的第一晚，我在客廳收拾箱子，老式座鍾敲了十下後，樓道裏突然傳來拖遝的腳步聲。像是有人穿著塑料拖鞋，在凹凸不平的水泥地上拖行，一步一停頓，伴隨著金屬摩擦的輕響。我以為是鄰居起夜，趴在貓眼上看時，走廊聲控燈卻怎麽也不亮，隻能看見一片模糊的灰影，在樓梯拐角處晃了晃，消失了。
    真正讓我感到不安的是第二周的深夜。
    我在臥室改論文，老式窗扇漏風，總把窗簾吹得簌簌響。零點剛過，天花板突然傳來指甲抓撓的聲音，一下一下，像是有人在樓上用鑰匙劃地麵。我以為樓上住了夜貓子，起身敲天花板抗議，抓撓聲卻轉移到了牆裏，從臥室角落的牆縫裏滲出來，細細密密，像無數螞蟻在牆體裏爬行。
    更奇怪的是衛生間的排風扇。
    有天淩晨三點，我起床上廁所，發現排風扇在自動旋轉，出風口漏出淡綠色的光。我記得明明已經關掉了電源，伸手去按開關時，風扇突然發出尖銳的摩擦聲，轉速快得幾乎要飛出來，出風口飄出幾縷濕漉漉的長發，黏在我手背上。
    我衝進廚房拿殺蟲劑，再回來時排風扇已經停了，出風口幹幹淨淨，隻有牆麵上的水漬在月光下泛著青黑，形狀像個蜷縮的人影。
    周末去樓下超市買泡麵，收銀的張姨突然拽住我手腕：“姑娘，你住七樓東戶吧？”她壓低聲音，身後貨架上的罐頭在燈光下泛著冷光，“那戶原先住的是王大夫，他老婆跳樓那年，穿的就是你昨天晾的那條紅裙子。”
    我猛地想起晾在陽台的紅裙子——那是我在二手店買的vintage連衣裙，酒紅色天鵝絨，領口處有枚銅製玫瑰扣。昨晚收衣服時，我發現裙擺沾了塊暗紅色汙漬，像是幹涸的血跡。
    “王大夫後來怎麽樣了？”我攥緊購物袋，指甲嵌進掌心。
    張姨往我手裏塞了包朱砂：“他啊，天天夜裏在樓頂鼓搗些瓶瓶罐罐，說是要給老婆配‘還魂藥’。有天早上我看見他拎著個鐵皮箱下樓，箱子縫裏漏出頭發絲，黑的白的都有……”她突然噤聲，目光越過我肩膀，看向超市門口。
    我回頭時，看見個穿白大褂的男人正站在玻璃門前，手裏提著黑色醫藥箱，金屬扣環在陽光下閃過冷光。他臉埋在陰影裏，隻能看見下巴上青黑的胡茬，和我家衛生間牆縫裏漏出的頭發絲顏色一模一樣。
    秋分那天，我在樓道裏遇見了房東老太太。
    她提著塑料袋，裏麵裝著蘋果和黃紙，看見我時愣了愣，塑料袋裏滾出個小玻璃瓶，裏麵裝著暗紅色粉末。“給樓上的…送點吃的。”她彎腰撿瓶子，我瞥見她後頸有道弧形傷疤，像是被什麽銳器割過，“你晚上別開廚房燈，那盞燈……照見過不幹淨的東西。”
    當晚我失眠了，盯著天花板上的水痕發呆。淩晨兩點，廚房突然傳來玻璃碎裂的聲音。我握著水果刀過去查看，發現冰箱門大開，裏麵的牛奶盒被劃開，白色液體混著暗紅色粉末，在瓷磚上畫出不規則的圖案，像極了人體解剖圖裏的血管分布。
    天花板的抓撓聲再次響起，這次更清晰了，伴隨著含混的嘟囔：“差一點…就差一點……”
    我猛地想起房東說的頂樓，抓起鑰匙衝上樓。七樓到八樓的樓梯間堆滿雜物，蛛網裏掛著褪色的紅布條，像是從前的喜字。頂樓的鐵門沒鎖，推開時發出刺耳的吱呀聲，月光裏散落著無數玻璃瓶，裏麵泡著各種人體組織：眼球、手指、胎兒標本……
    正中央擺著張手術台，台麵上鋪著酒紅色天鵝絨，正是我那條紅裙子。裙子中央放著個鐵皮箱，箱蓋敞開著，裏麵是疊得整整齊齊的人皮，每張皮上都標著編號和日期，最新的一張標簽上寫著：2023.9.23，七樓東戶，皮膚彈性3.7分。
    我轉身想跑，卻撞進一個帶著福爾馬林氣味的懷抱。
    穿白大褂的男人不知何時站在我身後，手裏的手術刀正滴著液體，混合了酒精和血液的氣味衝進鼻腔。他下巴的胡茬蹭過我耳垂，聲音裏帶著病態的溫柔：“別怕，很快就好。你看，你裙子上的血已經養了三年，今晚就能配成最後一味藥……”
    他口袋裏掉出張泛黃的病曆單，我瞥見患者姓名欄寫著“李桂蘭”——正是房東老太太的名字。病曆診斷欄用紅筆圈著：精神分裂症，幻聽幻視，伴有剝脫性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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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她從這裏跳下去，摔碎了半張臉。”男人舉起手術刀，刀尖劃過我後頸，“我花了十年收集人皮，想給她拚個完整的臉皮。你看，頂樓的月光多好，正適合做手術……”
    樓下突然傳來砸門聲，是張姨的聲音：“姑娘！快下來！你晾的紅裙子在飄！”
    男人的注意力被吸引的瞬間，我抓起桌上的玻璃瓶砸向他腦袋。福爾馬林混著血水潑在他白大褂上，他慘叫著捂住眼睛，我趁機撞開鐵門，在黑暗的樓梯間狂奔。身後傳來玻璃瓶碎裂的聲音，和老太太的呢喃：“別跑啊，你看，你和我女兒的皮膚一樣好……”
    我終於衝到一樓，張姨拽著我躲進超市，反手鎖上門。她手裏拿著半支點燃的香，煙霧裏我看見超市監控畫麵：七樓東戶的陽台上，那條紅裙子正無風自動，裙角揚起時，露出裏麵纏繞的黑色長發，和衛生間排風扇裏漏出的一模一樣。
    我在天亮前搬離了那棟樓，甚至沒來得及收拾行李。
    後來聽說，頂樓的手術台被警方查封，鐵箱裏的人皮標本足足裝了三輛警車。房東老太太被送進精神病院，護士說她總對著空床說話，說女兒穿著紅裙子回來看她了。
    至於那個穿白大褂的男人，沒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隻在手術台抽屜裏發現了本筆記，裏麵貼滿剪報，都是關於“小區怪病”“莫名脫發”的報道，每篇報道旁邊都標著日期，和人皮標本的編號一一對應。
    我燒掉了那條紅裙子，卻總在深夜夢見它。夢裏的裙子在頂樓的月光下飄著，裙角掃過那些玻璃瓶，發出清脆的響聲，像是有人在輕輕叩問：“我的臉，什麽時候能拚好呢？”
    如今我住在帶電梯的新公寓，卻再不敢買紅色的衣服。偶爾路過老小區，看見七樓陽台上晾曬的衣物，仍會忍不住駐足，生怕看見那抹熟悉的酒紅色，和裙角揚起時露出的，半張腐爛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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