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沉重的社會壓力籠罩之下，上級部門向專案組下達了嚴厲指令，急切督促他們加快破案進程，務必盡快消除社會上彌漫的恐慌情緒。
    麵對緊迫的形勢，專案組不得不對辦案策略做出調整，將辦案人員擴充至六十 人。隨後，針對全區近年來有流氓、強奸前科的勞改、勞教釋放人員展開重點調查。
    然而，調查之路困難重重。專案組曆經長達半年的艱苦摸排，發現這些人員涉及形形色色的各類案件，甚至有個別人員曾犯下重罪。
    但令人失望的是，經過嚴謹的 dna 比對，這些人都被排除在本案凶手之外。
    時光匆匆，轉眼間到了 1992 年，那個殘忍的色魔依舊在肆意作案。截至年底，被發現的受害女孩竟多達 10 人。
    這些無辜的女孩遇害後，均被凶手裝入麻袋拋屍，而且絕大部分受害者的身體部分組織被割去，主要集中在乳房和陰部，手段之殘忍令人發指。
    如此嚴重且性質惡劣的連續變態殺人案，在廣州的曆史上堪稱史無前例。
    這起案件引起了廣東省公安廳的高度重視，震驚之餘，公安廳一方麵向廣州市公安局下達嚴厲指令，要求其全力以赴盡快破案，盡早平息社會的恐慌氛圍；
    另一方麵緊急派出省內頂尖的刑偵專家，星夜兼程趕赴廣州，為案件偵破工作提供專業協助。
    在巨大的壓力麵前，廣州市公安局傾盡全力，不敢有絲毫懈怠。
    從 1990 年 2 月直至 1992 年 5 月，廣州公安局在全市範圍內精心組織並開展了大規模、多警種協同作戰的聯合偵查行動。
    在整個偵查過程中，每個關鍵環節都由各級領導親自把控、審慎決策，力求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偵破案件的線索。
    在所有拋屍現場，全市各級公安機關的領導均親赴一線，親自指揮現場勘查工作。
    廣東省公安廳也高度重視，派出專家針對現場留下的痕跡、屍體呈現的狀況以及現有的線索，多次組織召開案情分析會。
    刑偵專家們在深入剖析這起案件的過程中，察覺到諸多極為蹊蹺的地方。
    其一，受害者的身份認定困難重重。截至目前，已發現的受害女孩多達十人，然而在廣州市失蹤人口登記記錄中，卻完全找不到她們的相關信息。
    基於種種跡象，刑偵專家們推測，這些女孩極有可能並非本地居民，而是從外地來到廣州的打工妹。
    按常理來說，即便是外來打工者，也會有雇主、工友以及同鄉。特別是女孩出門到廣州打工，往往會和幾個老鄉一同在某個地方工作。
    但如今連續失蹤了這麽多人，為何她們的雇主、工友以及同鄉都沒有向警方報警尋人呢？這實在是令人費解。
    其二，凶案現場存在諸多詭異之處。通過屍檢結果顯示，幾乎所有受害女孩都遭受歹徒多次連續奸汙。
    從遺體分析來看，女孩們至少在首次遭受奸汙時，並未進行反抗。而且這些女孩大多是在首次被奸汙之後，突然被歹徒卡住脖子，最終導致死亡。
    有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為什麽在後續多起案件中，女孩們在遭遇侵害時，一開始都沒有強烈反抗呢？這實在是不符合正常的邏輯。
    即便說是被歹徒的凶狠架勢嚇住了，可十幾個人中，怎麽也該有幾個膽子大些、敢於反抗的吧？然而，情況卻並非如此。
    不過，第一個案件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狀況。第一個受害女孩麵對歹徒時，進行了激烈的搏鬥，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都沒有讓歹徒的奸汙惡行得逞。
    從種種跡象來看，這個歹徒似乎並非初次作案。第一個案件蘊含著極高的分析價值，因為歹徒在現場留下了諸多可疑之處。
    經過對案發現場的仔細勘查與分析，還原出這樣一個過程：當時，歹徒試圖對受害者實施奸汙行為，女孩察覺到危險後，立刻展開了猛烈的抵抗，與歹徒扭打在一起。
    經過一番激烈搏鬥，歹徒發現難以製服這個頑強的女孩，惱羞成怒之下，便狠下殺手。
    從現場留下的一個模糊腳印進行判斷，歹徒身材較為矮小，身高大約在 1 米 6 到 1 米 65 之間，體重不超過 100 斤。
    另外，通過凶手拋屍時在地麵留下的拖拽麻袋痕跡分析，歹徒的力氣似乎也不算大。
    而第一位受害者的身材同樣有 1 米 65 左右，且手臂和大腿都很粗壯，在女性群體中屬於體格較為強壯、力氣較大的類型，照常理來說，雙方在力量上應該不相上下。
    可令人驚訝的是，歹徒僅僅用了幾秒鍾的時間，就將受害者掐死。這一情況表明，歹徒很可能不是第一次犯下如此惡行，極有可能曾經有過殺人的經曆。
    他精準地知曉人體的要害部位，並且掌握了一定的殺人技巧，所以才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結束女孩的生命。由此推測，這個歹徒應該有過殺人或者至少是實施嚴重暴力傷害的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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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該歹徒具備極為豐富且老道的反偵察經驗。案發現場幾乎未留下任何與他有關的蛛絲馬跡，他似乎對警方的調查手段和常規取證方向了如指掌，巧妙且刻意地避開了所有可能的目擊者。
    整個案發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見過歹徒的模樣，哪怕隻是模糊的輪廓也未曾有人目睹。
    從種種作案特征來看，歹徒極有可能有過入獄或者被捕的前科經曆。
    正因如此，他對警方的辦案方式和流程有著一定程度的了解，這使得他在實施犯罪時能夠更加謹慎、狡猾地隱藏自己。
    尤為惡劣的是，這名歹徒是一個典型的性變態殺人狂。每一次作案後，他都會毫無例外地對遇害女孩的屍體進行殘忍的奸汙，並且喪心病狂地對屍體進行毀壞，割去死者的部分組織和皮膚，其行徑令人發指。
    自建國以來，廣州從未出現過此類性質惡劣、手段殘忍且具有係列特征的案件。
    麵對這樣複雜棘手的案件，警方一時陷入了茫然無措的困境，在初期調查過程中一度毫無頭緒。
    他們實在難以判斷凶手究竟是何種身份背景的人，也無法理解其為何要以如此極端、變態的方式實施犯罪。
    基於刑偵專家對案件進行的全麵、深入分析，警方果斷調整了辦案策略。
    專家們推斷，該歹徒既然有著較強的反偵察能力以及特定的犯罪手法，那麽極有可能有過犯罪前科，曾經受到過政府執法部門的打擊處理。
    據此，警方認為若對刑滿釋放人員展開全麵排查，或許能夠找到破案的關鍵線索。
    然而，回顧之前所進行的幾次排查工作，排查對象僅僅局限於有流氓強奸前科的犯人，排查範圍過於狹窄，難以覆蓋到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因此必須進一步擴大排查對象的範圍。
    與此同時，一個新的問題擺在了警方麵前：歹徒到底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呢？如果歹徒是外地人，那麽單純針對廣州市刑滿釋放人員展開排查，很可能是徒勞無功，毫無意義的。
    為了解決這一關鍵問題，刑偵專家們多次組織召開會議，對案件的各個關鍵細節進行反複研討、深度分析。
    經過長時間的激烈討論與細致推理，最終大部分專家達成共識，判斷歹徒應為廣州本地人。這一判斷的依據主要源於歹徒拋屍地點的特殊性。
    歹徒選擇的拋屍地點大多並非傳統意義上偏遠的郊縣，而是集中在城郊結合部。
    這些區域地理位置十分獨特，雖然距離人口密集的居住區並不遙遠，但卻極為偏僻，屬於那種在繁華熱鬧環境中卻能保持相對安靜、鮮有人至的地方。
    在經驗豐富的刑偵專家看來，這起案件中的歹徒大概率是本地人，自幼便在這片土地生活，對廣州市的大街小巷可謂了如指掌。
    從其精心挑選的拋屍地點就能看出端倪，有一半的拋屍地點，或遠或近地圍繞著廣州城區東南郊的新窖鎮分布。
    據此，刑偵專家們大膽推測，歹徒極有可能當下或者曾經在海珠區的新窖鎮生活過。
    基於這一關鍵判斷，自 1992 年底起，專案組規模迅速擴大至 100 多人。
    一場大規模的排查行動全麵展開，僅在新窖鎮，便針對 3260 多名可疑人員開展了地毯式的調查排隊摸底工作，從中梳理出重點線索多達 600 多條，隨後對這些線索逐一進行深入核查。
    與此同時，警方還從其他警力中抽調人手，在全區範圍內，於夜間設置了 50 個查車哨卡，織就了一張嚴密的防控網。
    各派出所在日常工作中，憑借敏銳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責任心，成功發現了一批可疑對象。
    令人驚喜的是，借助這些線索，警方不僅破獲了其他刑事案件 86 宗，其中還包括 2 宗與此次係列案並無關聯的殺人碎屍案。
    此外，全市範圍內共排出可疑對象眾多，由市局刑偵處抽樣進行偵查或追捕的就多達 46 名。
    不僅如此，警方還積極與周邊城市協作，為東莞市、惠州市成功抓獲 2 名強奸殺人碎屍的犯罪嫌疑人。
    然而，案件的偵破過程充滿了坎坷與波折，並非一路坦途。在偵查過程中，警方先後鎖定了兩名具有重大嫌疑的人員——許某某和彭某某。
    這兩人都有著犯罪前科，其中彭某某更是曾因強奸殺人未遂被依法判處 15 年徒刑。
    經調查發現，在案件發生期間，這兩人不僅都具備作案時間，而且均在案發現場附近活動過，種種跡象表明他們的嫌疑極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許某某還擁有一輛小貨車，這一情況更是加重了他的嫌疑。
    盡管如此，麵對警方的調查詢問，這兩人均矢口否認與本案有關，而警方在多方查證後，也始終未能找到切實有力的相關證據。
    出於審慎考量，市公安局副局長、預審處長以及預審科長三人針對許、彭的諸多疑點展開了多次深入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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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如此，四位正副處長親自上陣，對這兩人進行審訊。經過細致審查與分析，最終得出結論：許、彭涉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為進一步核實情況，廣州市公安局特意邀請了北京市公安局的資深高級工程師羅總，
    運用專業測謊器對許、彭進行全麵測試。經過嚴謹的測試流程，成功排除了這兩人的嫌疑，而後續的事實也充分證明，此次測謊得出的結論與實際情況高度吻合。
    更為關鍵的是，先進的 dna 檢測技術給出了確鑿證據，表明他們並非作案歹徒。不得不說，這兩名男子著實應該感謝專案組嚴謹公正的辦案態度，沒有讓他們蒙冤受屈被抓去充當替罪羊。
    然而，隨著這一線索的中斷，整個案件再次陷入僵局，仿佛走進了一條沒有盡頭的死胡同。
    時間悄然來到 1993 年，令人痛心的是，受害女孩的數量已然增加至 12 人。
    但令人無奈的是，警方對這些受害女孩的身份一無所知，對於作案歹徒的大致身份、從事的職業以及心理特征等關鍵信息，同樣毫無頭緒。
    案件偵破工作陷入了停滯狀態，辦案人員內心焦急萬分，卻又一時找不到突破困境的辦法。
    在這期間，社會上有關“割奶殺手”的傳言愈演愈烈，如一陣恐懼的陰霾，籠罩在人們心頭。
    尤其是海珠區新窖鎮附近，這種恐慌情緒達到了頂點。
    所有女性，無論年長還是年幼，從 80 歲的老婦人到 8 歲的小女孩，都因恐懼而不敢隨意出門。
    每到夜晚，女性若是需要上班、上學或是工作，必須要有男性親友陪同接送。
    那些無人護送的女性，工廠和學校便會組織男性組成護送隊伍來保障她們的安全，否則許多女性寧願放棄工作和學業，也不願獨自外出。
    當時，各種毫無根據卻令人膽寒的傳言在民間肆意傳播。先是風傳凶手專門針對身穿紅衣服的女性下手，這一說法瞬間引發了恐慌。
    一時間，整個地區無人敢穿紅衣，紅色衣物的銷售遭受重創，不僅紅色衣服無人問津，就連紅色的鞋襪、圍巾等相關服飾配件，也統統無人敢買，商家的庫存積壓如山。
    緊接著，又有傳言稱凶手偏愛襲擊長頭發的女性。這一消息傳出後，大量婦女紛紛湧向理發店，排著長隊將自己的長發剪短，理發店一時人滿為患。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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