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的風波，並未因其領軍星夜馳援江西而徹底平息。
    京城這潭深水，看似漣漪散去，實則暗流湧動更甚。
    首輔嚴嵩，這位深諳權術的老狐狸，比任何人都清楚“善後”的重要性。
    他深知，俞大猷雖脫險，但其獲釋的“功勞”歸屬，卻直接影響著遠在東南的胡宗憲心中那杆秤的傾斜。
    胡宗憲不僅是嚴黨在東南的擎天柱，更是維係嚴家權勢於東南財賦、兵權命脈的關鍵人物。
    俞大猷作為胡宗憲的心腹愛將，某種程度上能左右胡宗憲的忠誠度。
    於是，一場無形的輿論戰悄然在京城展開。
    很快，市井坊間、茶樓酒肆，乃至官員私下聚會的雅間裏，開始流傳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首輔嚴閣老，雖纏綿病榻，聞聽俞將軍蒙冤，竟不顧病體沉重，強撐病軀，直闖西苑精舍，在禦前涕淚俱下，力陳俞將軍之冤屈與功績，甚至不惜以老邁之軀跪地泣血懇求，最終才打動了聖心，使得陛下收回成命，俞將軍得以戴罪立功。
    故事細節豐富，繪聲繪色，尤其強調嚴閣老如何“拚了老命”、“不顧一切”地保下了俞大猷。
    更有“知情人士”信誓旦旦地佐證，稱親眼目睹嚴閣老被攙扶出精舍時，臉色灰敗，幾近虛脫，足見其“赤膽忠心”與“愛才如命”。
    這套說辭，經由嚴黨門生故吏、依附官員之口不斷傳播、潤色，其可信度在特定圈層內迅速攀升。
    與此同時，兵部衙門內，另一種聲音也在悄然流出。
    靖海伯陳恪在聖前據理力爭，剖析利害，力證俞大猷非但無罪反而有功，並最終提出“戴罪立功、領軍入贛”的務實之策，才是真正化解僵局、保全良將的關鍵。
    這份說法，雖不如嚴黨故事那般煽情，卻更符合邏輯與部分朝臣對陳恪行事風格的認知，尤其是在兵部內部和陳恪親近的官員圈子裏，此論調頗有市場。
    一時間，京城輿論場形成了奇特的“雙峰並峙”。
    一派感念嚴閣老“舍命相救”的恩德，一派推崇靖海伯“深明大義”、“智勇雙全”的擔當。
    雙方各執一詞，誰也說服不了誰，爭論往往無疾而終，卻將俞大猷事件的餘波持續擴散。
    在信息傳遞緩慢、官方渠道高度壟斷的古代社會，京城作為帝國心髒，其輿論風向具有極強的輻射力和影響力。
    這裏的流言蜚語、官員動向、政策風聲，會通過塘報係統、官員家書、往來商旅、驛站傳遞等多種渠道，以驚人的速度向四方擴散。
    封疆大吏、地方官員乃至士紳階層，無不時刻關注著京城的“風聲”。
    一則精心炮製的“佳話”，不僅能塑造個人形象、鞏固政治同盟，更能深遠地影響地方實力派對中央權力格局的判斷和站隊。
    嚴嵩深諳此道，他不在意京城內部的爭論結果，他在意的是這則“拚死救俞”的故事，能否完整、及時地傳到胡宗憲耳中。
    他要讓胡宗憲知道，為了保全他麾下的大將，他這位恩師在京城是如何“殫精竭慮”、“不顧生死”地周旋。
    這份“恩情”，是維係胡宗憲忠誠的無形枷鎖，其價值遠超俞大猷本人。
    嚴嵩的算計精準而深遠。
    果然，不久後便有密報傳來，胡宗憲在東南聞聽此事後，沉默良久，最終對著京城方向深深一揖，並親筆修書一封，遣心腹快馬加鞭送入嚴府，字裏行間充滿了對恩師“再造之恩”的感激涕零與“粉身碎骨難報萬一”的效忠誓言。
    嚴嵩看著這封言辭懇切的信，枯瘦的臉上露出一絲滿意的、疲憊的笑意。東南的棋，暫時穩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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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在看似平靜中悄然流逝。
    戚繼光在陳恪的不斷挽留下，在京城盤桓了兩日。
    他與陳恪秉燭夜談，從東南倭情到練兵心得，從朝堂紛爭到未來抱負，無所不及。
    臨行前，戚繼光鄭重地將自己數卷親筆繪製的陣法圖、練兵心得手劄贈予陳恪。
    這些並非泛泛之談，而是戚繼光能在東南屢建奇功的核心機密，凝聚著戚繼光對倭寇戰法的深刻理解。
    “子恒，此乃戚某多年微末心得，或於子恒練兵強軍有所裨益。東南局勢未靖，戚某不敢久留，就此拜別！”
    戚繼光抱拳，眼中滿是誠摯與托付。
    陳恪鄭重接過，深知這些凝結著實戰經驗的冊子價值連城：“元敬兄厚贈，恪感激不盡！東南海疆，賴兄與俞兄砥柱中流，萬望珍重！他日掃清倭氛，再與兄痛飲！”
    兩人在靖海伯府門前拱手作別，戚繼光翻身上馬，帶著陳恪的期許與對東南局勢的隱憂，絕塵而去，身影很快消失在官道煙塵中。
    送走戚繼光後，陳恪的生活似乎重歸平靜。
    他按部就班地往來於火藥局、兵部衙門和裕王府之間。
    火藥局的改製已步入正軌，高效的生產流程和嚴格的質量管控體係已然建立，工匠們士氣高昂。
    陳恪的關注點開始轉向更大規模擴產的可行性研究，同時秘密籌備著新式火器的研發，和火器製造並入火藥局的一體式計劃。
    兵部的事務則繁雜依舊。
    各地衛所糜爛的奏報、軍餉拖欠的告急文書、將領升遷調動的爭議，如同雪片般堆滿案頭。
    陳恪以其特有的高效和務實作風處理著，該駁回的駁回，該協調的協調，該壓下的壓下。
    而北麵韃靼及蒙古各部蠢蠢欲動的消息，幾乎年年都有，今年似乎也並無特別。
    對於這些消息，兵部上下，乃至內閣，並未給予過多重視。
    畢竟，在明朝與蒙古長達兩百年的對峙中，這種“蠢蠢欲動”幾乎是每年的必備節目。
    但是陳恪尤其重視來自北疆的軍報。
    因為陳恪非常了解其背後的深層邏輯。
    遊牧經濟極其脆弱，一場“白災”——指特大雪災，就足以讓大批牲畜死亡，使整個部落陷入生存危機。
    為了生存，南下劫掠富庶的農耕地區，便成為其最直接的選擇。
    此外，原本的曆史上明朝斷絕“馬市”邊境貿易，斷絕了蒙古貴族獲取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的穩定渠道，也加劇了其通過武力掠奪的衝動。
    這種基於生存壓力的周期性寇邊，如同草原上的季風，年複一年，似乎成了大明北疆無法擺脫的宿命。
    如果細挖更深層的原因，則可能是蒙古部落內部權力更迭時，新上台的首領往往需要通過對外戰爭來樹立威望，鞏固統治。
    俺答汗作為此時蒙古最具實力的首領，其野心和行動力都不容小覷。
    曆史上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變”，俺答汗大軍兵臨北京城下的恥辱，在這個時空雖因他的預警和常遠山的協助得以避免重演，但蒙古的威脅從未真正解除。
    俺答汗雄踞河套，實力雄厚，其野心絕非小打小鬧的劫掠所能滿足。
    這些看似“常態”的異動，在他眼中，更像是風暴來臨前的漣漪。
    因此，陳恪要求北線邊鎮和兵部職方司提高警惕，加強偵測，不可因循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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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王朱載坖經曆了景王薨逝的風波後，地位愈發穩固，心態也平和了許多。
    陳恪在裕王府的講讀，則注重引導裕王關注實務。
    他結合東南抗倭、北邊防務、乃至最近的江西倭患與俞大猷事件，深入淺出地剖析國策得失、吏治弊端、用人之道，潛移默化地塑造著這位未來儲君的政治視野和施政理念。
    裕王也常就一些敏感政事私下征詢其意見，因景王已逝，陳恪的顧忌也少了許多，經常是知無不言的態度。
    至於嘉靖帝最看重的青詞撰寫，陳恪如今已能從容“甩鍋”。
    新科狀元、他的狂熱“門生”陳謹，在青詞一道上展現了驚人的天賦和熱情。
    陳恪隻需在閑暇時，將自己結合後世知識“包裝”好的“天道感悟”、“祥瑞征兆”等核心思路稍加點撥，陳謹便能引經據典，鋪陳辭藻，炮製出辭藻華麗、玄之又玄、深得嘉靖帝歡心的“上佳”青詞。
    這大大解放了陳恪的精力，讓他能將更多心神投入到真正關乎國運的實務之中。
    日子，就在這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暗藏機鋒的節奏中一天天滑過。
    京城的輿論場關於“誰救了俞大猷”的爭論漸漸淡去，被新的談資取代。
    嚴嵩在府中“靜養”，徐階主持內閣日常，趙貞吉忙於賑災後續和戶部錢糧調度，高拱在兵部與陳恪配合日漸默契，張居正則如潛龍在淵，默默觀察，積蓄力量。
    直到一份標注著“十萬火急”、來自宣大總督的八百裏加急塘報，如同驚雷般打破了這短暫的平靜，重重砸在了兵部尚書高拱和右侍郎陳恪的案頭——俺答汗親率數萬鐵騎，突破邊牆，兵鋒直指宣府大同！
    其來勢之洶，規模之大，遠超往年例行襲擾。
    北疆，狼煙驟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