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出的朝鮮半島，到日落的西域諸國，從寒冷廣袤的北部草原，到炎熱潮濕的南部海邊。
    漢朝大軍四麵出擊，穿著盔甲持著利劍，騎著戰馬攜著狂風，把戰火映上高天。可以說自有漢以來，這戰爭就從未真正的停歇過。
    有些打贏了，漢軍耀武揚威凱旋而歸。有些打輸了，漢軍丟盔棄甲下馬投降。
    從漢匈對決，到南越平定，從西南夷的開發，到朝鮮的覆滅，從囂張跋扈的漢朝使者，到唯唯諾諾的樓蘭國王，這個武德充沛的帝國，本該向後世唐朝一樣，打出一個萬國臣服，莫敢不從的天朝上邦的。
    不過很可惜，這個龐大帝國的財政似乎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不管是西漢，還是東漢，都始終麵臨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國家沒錢。
    其實也不光是漢朝，縱觀史書，每一個王朝到了末年似乎都是天災人禍，而後百姓揭竿而起，重新建立新的王朝，自此循環往複。
    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本質上就是國家財政沒錢了。
    說起錢，就不得不提一嘴錢這東西是怎麽產生的了，它其實與華夏文明息息相關。
    大約五萬年前，華夏文明進入母係氏族社會，到了公元前六、七千年，母係社會發展到頂峰，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大同社會”。
    此時的這個大同社會物質極度不發達，能吃飽飯不餓死已經是奢望，所以自以部落相聚，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
    部落氏族裏的人為了活著，隻好抱團取暖，所以這個階段是沒有錢的。
    大約五千年前，中華文明進入父係氏族階段。
    生產力有了發展，雖然已經出現了私有財產，但此時的社會製度沒有根本改變，所以這個階段，大家還是一樣的窮。
    又過了幾百年，中華文明進入了父係氏族中後期，情況有了一些變化。
    有的人手中的糧食多得可以釀酒，手裏還有了石器、木器、骨器、陶器、玉器、銅器，而另外一些人，依舊什麽都沒有。
    這個時候的土地雖然依舊是公有，但是個體勞動和家族耕作的獨立性越來越大，擅長耕地的家族會分配到更多土地，擅長養畜牧的家族會分配到更多的牲口。
    掌握生產資料的家族變得越來越強，私有財產的觀念也越來越重。
    由此開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一直到了大禹時期。
    大禹治水的故事人們耳熟能詳，卻不知道，自此之後，華夏文明迎來了天翻地覆的劇變。
    大禹是一個強大部落的首領，因為黃河水患太重，大家都沒法生存，所以他被各部落推舉出來成為治水的領導者。
    因為要治水，各部族就要出一批脫產者，跟著大禹到處跑，所以這些人的吃喝就要由各部族給予保障，所以稅收出現了。
    治水過程不順利，要防備野獸，要攻打不配合的部落，所以軍隊出現了。
    要治水就要勘察地形，所以大禹把天下分為九州，最早的行政區劃出現了。
    治水過程中有人偷懶，所以最早的司法體係出現了。
    為了給災後重建，給人們劃分土地，所以井田製出現了。
    大禹治水十三年，一個完整且成熟的政權體係已經凝聚在他的身旁。
    水治好了，這些脫產者還願意回到各自的部族之中去彎腰種地麽，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大的部落想要繼續保持強大，私有財產更多的人想要保護自己的財產，他們有著共同的希望和訴求，想要把公天下變成家天下。
    這不僅是大禹的心願，更是他身邊無數個脫產者，權利擁有者的心願。
    於是，國家、階級、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這些概念應運而生，以前那種同甘共苦的日子也徹底一去不複返。
    掌握權利與財富的成為國家的主人，失去一切的成為仆從、奴隸。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錢這個概念開始出現，簡單來說它就是用於交換糧食、器物、土地上的產出等其它東西而出現的一般等價物。
    有了錢之後呢，被統治階級要把自己的生命和金錢交給統治階級，這個行為叫做賦稅。這個體係，就是國家財政。
    國家與財政體係的建立，對百姓來說也不全然是壞事。
    百姓把自己收成的一部分上交國家，國家有錢了。對外可以組織軍隊防禦敵人，擴張領土，對內可以修橋鋪路、治理水患、對抗天災。
    眾人拾柴火焰高，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良性的發展。
    不過它的弊端也很明顯，國家財政不僅用於公共需求，也會用於統治階級的私人揮霍。
    如果皇帝和文武百官個個都是聖人，道德水平極高，夙興夜寐、殫精竭慮為國奉獻，把收上來的錢全部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那當然皆大歡喜。
    可如果相反呢，這些統治者隻是凡人，他的私欲過重，不覺得稅收是百姓的期望，隻覺得這東西是依托於暴力，加諸於刀劍而產生的強製權力，是一個階層對另外一個階層理所當然的剝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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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就不會考慮整個國家的公共需求和百姓的根本訴求，隻會考慮如何滿足個人的欲望。
    這樣的王朝必然地會走向矛盾、走向對立、走向徹底的毀滅。
    國家財政這個概念誕生之初，它就一直在強製性與公共性的天平中左右搖擺。
    但很可惜的是，不論是秦漢，亦或者是後世古代的所有王朝，大部分時間，國家財政都一直重重的壓在強製性這邊，直到天平支撐不住被打翻在地，直到有人從戰火中把它撿起，重新建立平衡，這也就是所謂的王朝周期律。
    文化會騙人，讀書人會騙人，道德會騙人，誰都會騙人，但唯獨國家財政不會騙人。
    因為一切權利回歸到本質，就是收錢與分錢。
    從財政的角度來看，王朝周期律是這樣的。
    新的王朝建立，地廣人稀，人人分到自己的土地，然後是貧富差距加大，土地開始兼並，一直發展到極限，也就是貧者無立錐之地。
    大量土地囤積在地主、豪強、貴族、官僚的手中，國家收不到這些人的稅，就隻能對底層百姓敲骨吸髓。
    百姓的負擔越來越重，國家的財政開始出現巨大危機，這也就是一直困擾兩漢的問題。
    有人站出來改革，目的其實就是向富人收稅，成功了就能延壽，失敗了就隻能暴斃。
    成功的例子不多，因為不管怎麽樣，富人還是會把改革的成本轉嫁到貧民身上，導致底層活不下去，國家手裏也沒錢，沒法去做該做的公共性事業。
    所以，每個王朝末年，看起來似乎都是天災頻發，或許其中是有小冰期頻繁活動的因素在，但是一個王朝從建立到覆滅，它的整個生命周期裏遇到的天災其實是差不多的。
    不是說到了末期就次數變多了，而是國家財政沒錢救災了。
    從而起義爆發，天下大亂，人口死去大半，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文明，又被野蠻摧毀，新的王朝在廢墟之上建立，而後重新開始循環。
    東漢末年，恰好就是這個循環重新開始的開端，漢室老臣急著光複天下，收拾人心，劉備本人卻不是很急。
    因為他知道新的利益集團一旦固化並分到了蛋糕，憑他個人之力再想去動，去分這些人的錢，那指不定又要亂，到時候說不得就得把刀子捅向跟著他打天下的有功之臣。
    當他是廬江太守的時候，可以冒著巨大風險，不顧一切的去割那些士紳的肉，放他們的血。當成為揚州太守時，他也可以用手下的軍隊彈壓，把這新政推行下去。
    可當他進了益州，加了王爵，並大封文武，產生一大批渴望土地與財富的新貴時，這新政的推行就已經不容易了。
    南方的士族勢力可一直都不如北方，在南邊尚且如此艱難，半騙半哄的才讓這些人心甘情願的掏錢，他拿啥去革人家北方士族的命。
    還有那麽多劉姓王，手中的土地那麽多，他劉備又何德何能讓這些人把吃到嘴裏的肉吐出來呢？
    要真按劉秀的模板來，劉備其實兩年就能坐上帝位，但是卻要花一生去與那龐大的士人集團鬥。
    那多沒意思啊，既然北方龍蛇遍地，想稱王的那麽多，劉備隻能讓他們盡情去搏殺了。這個過程有個好處就是各地那些被當豬養的劉姓宗室會最先被割肉放血。
    這些人手裏的土地與財富會被袁紹、陶謙等大小諸侯搶走，用來收買人心，團結當地的士族。
    那麽接下來的過程就很簡單了，這些好人替他劉備處理了最難處理的劉姓宗室，又把北地士族緊緊的團結在身邊劃分成他的敵對勢力。
    等這些諸侯被踩為齏粉之時，北邊會有大量無主的土地空出來，供他來推行新政，並把這東西變成祖宗之法。
    到時那龐大的士人集團也會變得風光不再，新的文武百官又被製度互相製約，劉備在心裏認為，到時老子頂著開國皇帝與天命加身的光環，想怎麽來，他就怎麽來。
    不過現階段蜀漢遇到了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那就是又沒錢了。
    此前那些漢室老臣急著把稱王之後就躲在內廷載歌載舞，酒肉不絕的劉備拉出來，一方麵確實是被劉宏搞怕了。
    看到自家君王基本不怎麽過問朝政，就嚇得連覺都睡不好，一天天憂思過甚，生怕再遇到一個奇葩的君王，斷送掉複興漢室，定鼎天下的希望。
    另一方麵就是國庫確實沒錢，新漢的財政目前是全部壓在公共性那邊的，收上來的稅收除去擴軍、發俸祿之外，餘者皆用於修橋、鋪路、打井、建城、興修水利等公共事務上。
    這玩法是非常燒錢的，此時又經曆了董卓亂政，鑄造小錢，貨幣係統變得混亂不堪，民間私鑄成風，劣幣橫行，那些五銖錢的公信力與購買力已經大為下降，大多數地方的商品交易其實已經變成了以物易物。
    就像劉備在茶館裏點的那兩杯茶，若不是蘇張二人接了命令必須收銅錢，那可能城裏百姓就要帶點糧食與布帛等物品去喝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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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饒是如此，一杯小陶碗的蜜飲就要收二十文，也能從側麵看出此時的五銖錢購買力有多差。
    再說劉備朝廷的這個國庫，一直都處於可以跑老鼠的狀態，多數時候，都要劉備自掏腰包，從私庫裏貼錢，去支付一些必要的支出。
    而劉備縱情聲色，享樂的那一段時間，也是在花自己的錢，包括給一眾兄弟的賞賜，全部是來源於私庫。
    而這私庫的錢是怎麽掙得呢？一部分是樊樓、紅袖招等飯館與青樓產業為他掙得，另外一部分來自於他與蘇雙、張士平合夥做生意得來的分紅。
    那些諸如豆製法、炒茶法、炒菜法、製糖法、煮鹽法等秘方，一直在源源不斷的為其賺取巨額財富。
    當然這樣補貼國家財政也不是長久之計，一個是隨著攤子越鋪越大，劉備的私庫也開始見底。
    二是商人這個群體正在不斷崛起，已經開始尋求在政治之中的話語權了。
    所以呢，改革財政，在稅收與貨幣上推行變革，已經迫在眉睫。
    稅收表現為攤丁入畝，這是朝廷本身就在做的，無需多言。
    所以改革的重點，就是鑄造貨幣。
    金銀基本不用考慮，一則是開采難度大，二則是比較稀缺，已知礦藏量小，根本滿足不了龐大的需求，因此還是隻能鑄造銅錢。
    好在劉備早就留了後手，一邊大肆開采銅礦，一邊不停地從百姓、士族手裏用糧食、鹽、糖、茶、酒等貨物收那些銅錢。
    盡管收上來的銅錢參差不齊，裏麵有的含銅量不高，但聚少成多，他的手裏其實已經聚了海量的銅，用於鑄造新幣是完全足夠的。
    所差的，其實就是百姓對這新幣的信任，以及對蜀漢這個新朝的信心，還有就是如何處理一直存在的私鑄問題。
    鑄造五銖錢實在沒什麽難度，如果不嚴厲打擊，建立起相應的製度，不管朝廷發多少質量好的新五銖錢，這些人都會想辦法囤積，並開始給持有的良幣裏麵摻假，以此大發橫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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