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曆史博物館的“民俗文化廳”，三艘木質漁船模型在展櫃中破浪“前行”，船頭的朱紅魚眼仿佛凝視著百年漁港；隔壁玻璃櫃裏，一枚琺琅蝴蝶鎖泛著幽藍光澤，鎖麵上的牡丹花紋仍清晰可辨；轉角處，一頂裝飾華麗的大紅花轎靜靜矗立，轎簾上的“囍”字雖已褪色，卻依然能讓人感受到婚禮的熱鬧喧天。這些看似靜止的器物，實則是香港多元族群文化的活化石，每一件都承載著獨特的山海記憶與民俗密碼。
    一、飄在海上的家：傳統漁船模型
    一）疍家漁民的“海上鄉愁”
    香港的漁船模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眼雞船”和“疍家艇”。相傳明代初年，沿海漁村常遭海盜劫掠，村民向官府求救時，官船船頭畫著巨大的魚眼圖案，海盜見之以為是海神巡視，紛紛逃散。此後，漁民們便效仿在船頭繪製紅色魚眼紋，既為辟邪，也象征“出海見魚”的豐收願景，這種船因此得名“大眼雞船”。
    疍家艇的故事則更富生活氣息。疍家人因長期生活在船上，被稱為“水上吉普賽人”。傳說他們的祖先為躲避戰亂，逃至海上以船為家，逐漸形成了獨特的“鹹水歌”文化和媽祖信仰。博物館中的疍家艇模型僅有5米長，卻五髒俱全：前艙是烹飪區，中艙用竹席隔出臥室，尾部甲板曬著漁網，船頭還供奉著小型媽祖神龕，活脫脫一個“海上移動家園”。
    二）器物中的航海智慧
    大眼雞船模型的船頭呈尖形，船身寬扁，這種設計能有效抵禦南海的風浪。船帆采用“硬帆”結構，由竹篾和布料製成，可根據風向調整角度，即便在逆風情況下也能“之”字形前進。最特別的是船頭兩側的魚眼紋——左目圓睜，右目微閉，傳說這是為了“一眼看海，一眼望岸”，寓意漁民既能洞察海上風險，又能銘記歸家之路。
    疍家艇模型則展現了實用主義智慧。船體兩側設有“活水艙”，通過底部開孔與海水相通，可暫養捕撈的活魚；船尾的“泥艙”專門存放壓艙泥土，既能穩定船身，又可用於種植蔥薑等作物。這些設計讓疍家人在海上漂泊數月也能自給自足，堪稱“微型海上農場”。
    三）海洋文明的見證者
    這些漁船模型雖非考古發掘所得，卻比文物更鮮活地記錄了香港漁業史。20世紀50年代前，香港約有4萬漁民以船為家，漁船是他們生存的核心。隨著填海造陸和漁業現代化，傳統木船逐漸被鐵殼漁船取代，這些模型便成為研究疍家文化的關鍵實物。正如民俗學家陳守仁所言：“船頭的魚眼紋、船艙的神龕，都是香港海洋文明的dna。”
    二、銀鎖上的族群密碼：福佬兒童琺琅蝴蝶鎖連煉
    一）跨海而來的守護符
    福佬人是明清時期從福建、廣東沿海遷徙至香港的族群，“福佬”意為“福建人”。傳說他們渡海時遭遇風暴，幸得蝴蝶引路才平安抵港，因此視蝴蝶為吉祥象征。兒童佩戴的琺琅蝴蝶鎖便源於這一傳說，既為辟邪，也寄托著“破繭成蝶”的成長祝福。
    這件鎖連煉的主人是土生土長的蜑家女孩李阿妹。據她回憶，1938年日軍侵占香港時，母親用陪嫁的銀鐲熔鑄了這枚鎖片，鎖麵上的藍色琺琅蝴蝶是用碎瓷片磨製而成，“蝴蝶翅膀上的紋路像海浪，母親說這樣海神就會保佑我”。2005年，92歲的李阿妹將鎖連煉捐贈給博物館，成為福佬族群遷徙史的重要見證。
    二）指尖上的海洋美學
    鎖片長約8厘米，寬5厘米，呈蝴蝶展翅狀。主體以銀為胎，翅膀鑲嵌藍、綠、黃三色琺琅，邊緣鏨刻波浪紋，鎖扣處刻有“長命百歲”四字。特別的是，蝴蝶觸角設計成船錨形狀，翅膀邊緣點綴珍珠母貝，在燈光下折射出粼粼波光，既呼應福佬人的海洋生活，又暗含“錨定平安”的寓意。
    琺琅工藝在明清時期由歐洲傳入廣州，經廣作匠人改良後形成獨特的“廣琺琅”風格。這件鎖片的藍色琺琅采用“銀藍”技法，需在800c高溫下燒製三次，才能呈現出深海般的幽藍光澤，工藝難度極高。
    三）族群認同的活體標本
    民俗學者通過對比發現，香港福佬人的蝴蝶鎖與福建漳州的“長命鎖”造型相似，但更強調海洋元素，如船錨、波浪紋等。這種變異反映了族群遷徙中的文化適應。2018年，香港大學人類學係對300件福佬銀飾進行研究，發現83的飾品含有海洋意象，印證了“從耕海到護海”的文化變遷。
    三、紅蓋頭下的山海情：大紅花轎
    一）花轎裏的社會密碼
    大紅花轎的曆史可追溯至明清時期的“十裏紅妝”婚俗。在香港，它不僅是富家小姐的嫁妝，更是平民百姓對美好生活的想象載體。傳說中，新娘坐花轎時需腳踩米袋，意為“代代相傳”；花轎經過橋頭要撒銅錢，名為“買路財”，實則是對海上貿易的祈福——這種將陸地習俗與海洋文化結合的儀式，唯有在香港這樣的港口城市才能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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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的花轎為清末民初製品，原屬港島“萬興轎行”。轎行老板陳阿水曾回憶：“抗戰時期物資匱乏，有人用兩擔米換租這頂花轎，新娘子坐在裏麵直掉眼淚，不是難過，是覺得這輩子值了。”這段口述曆史，讓冰冷的器物有了溫度。
    二）流動的木雕藝術館
    花轎高2.2米，寬1.2米，由樟木雕刻而成，曆經百年仍散發著淡淡木香。頂部為三重簷攢尖頂，簷角雕刻鼇魚，口銜銀鈴；轎身四周用鏤空技法雕刻“麒麟送子”“鯉魚躍龍門”等圖案，其中“鯉魚”的鱗片竟用真魚鱗貼製，在陽光下閃爍金光；轎簾以紅色貢緞為底，繡著百隻蝴蝶，取“百蝶耋）齊飛”之意，祝福新人長壽。
    最特別的是轎杠的設計：兩根碗口粗的竹竿貫通轎身，表麵刻有防滑紋路，據說這是為適應香港多山的地形，轎夫抬行時更穩當。這種“實用+美學”的設計理念，體現了嶺南工匠的智慧。
    三）女性史的另類書寫
    花轎不僅是婚禮用品，更是傳統社會性別秩序的縮影。民俗學家彭美施研究發現，香港花轎的裝飾中，“魚”“蓮”等生殖符號出現頻率高達76，反映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而轎內空間僅容一人蜷坐，新娘需保持坐姿數小時，側麵印證了女性在傳統婚姻中的被動地位。這種器物背後的性別敘事，為研究香港社會史提供了新視角。
    四、文物背後的文明基因
    一）海洋與陸地的文化混血
    漁船模型的抗風設計、福佬銀鎖的海洋意象、花轎儀式的港口特色，共同構成了香港民俗的“山海基因”。這種獨特性在東南亞華人社區中極為罕見——同為港口城市的新加坡，其民俗器物更偏向陸地農耕文化，而香港因背靠珠江流域，形成了“以海為田，以陸為根”的複合文明。
    二）流動社會的記憶載體
    疍家人“以船為家”，福佬人“跨海而居”，廣府人“下南洋謀生”，這些遷徙史都濃縮在民俗器物中。漁船模型的修補痕跡、銀鎖的包漿、花轎的磨損處，都是普通人生活的印記。正如博物館策展人黃寶儀所說：“這些器物不是死的展品，而是香港多元族群的集體記憶。”
    三）工藝美學的活態傳承
    大眼雞船的彩繪技法、琺琅鎖的點藍工藝、花轎的金漆木雕，至今仍在香港非遺傳承人手中延續。2023年，博物館聯合老字號“沈興記”複原了一艘微型大眼雞船，所用的桐油灰撚縫技術已失傳半個世紀，全靠老匠人的記憶重現。這種“文物活化”，讓傳統工藝在當代重獲新生。
    結語：器物裏的山海精神
    當我們凝視這些漁船、銀鎖與花轎時，看到的不僅是精美的工藝，更是香港先民麵對山海的生存智慧：漁船在風浪中尋找平衡，銀鎖在遷徙中守護族群，花轎在傳統裏編織希望。它們是流動的，如同香港的港口永不沉寂；它們也是堅韌的，恰似漁民修補了千次的漁網。這些民俗文物，讓我們在鋼筋森林中觸摸到了這座城市的體溫——那是鹹澀的海風，是琺琅的幽光，是花轎顛簸時的銀鈴聲，更是千萬人用雙手編織的生活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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