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博物館的展櫃中，一件造型奇譎的漆器吸引著無數目光。兩隻昂首卷尾的臥虎背向踞坐，虎背上挺立著引吭高歌的鳳鳥，鳳冠之間懸一麵紅漆大鼓，鼓麵中心三隻虎紋盤旋成圓，幼虎前足托住鼓腔，底座六蛇纏繞如地脈蜿蜒。這件通高135.9厘米的戰國晚期虎座鳥架鼓，以黑紅為主色調，黃、銀白彩繪紋飾，堪稱楚文化浪漫主義的巔峰之作。
    一、鳳虎相諧：從神話傳說到精神圖騰
    楚人崇鳳的傳統可追溯至上古神話。相傳火神祝融的化身即為鳳鳥，楚人自視為祝融後裔，將鳳奉為圖騰。《楚辭》中“鳳皇翼其承旗兮”的詩句，正是這種信仰的文學表達。而虎的形象，則與巴文化的白虎崇拜息息相關。春秋戰國時期，楚巴既有聯姻又有征戰，虎座鳳架的組合，恰似兩種文化碰撞融合的縮影——鳳鳥昂首欲飛象征楚人的進取精神，猛虎伏地踞坐暗含對巴地力量的敬畏。
    關於這件鼓的誕生，民間流傳著一個動人傳說。楚莊王即位三年不理朝政，大臣伍參以“三年不飛不鳴”的大鳥為喻勸諫。莊王答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衝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這個成語故事中，鳳鳥既是莊王的自喻，也暗合虎座鳥架鼓的象征意義——鳳引天音，虎鎮地脈，一鼓而鳴驚天地。
    在楚人眼中，虎座鳥架鼓絕非普通樂器，而是溝通天地的“神器”。考古發現，這類鼓常與祭祀玉器、占卜龜甲同出，印證了其作為巫儀重器的功能。巫師敲擊懸鼓時，鳳鳥“引”神靈自天而降，猛虎“穩”地氣以防神散，鼓聲如心跳般震動，成為人神對話的媒介。
    二、匠心獨運：楚漆器工藝的巔峰之作
    虎座鳥架鼓的製作堪稱戰國漆器工藝的集大成者。整器以楠木雕刻，采用透雕、圓雕、浮雕等技法，鳳鳥頭頸、身、腿分體製作後榫卯相接，虎座與底座以生漆粘接，銷釘固定。出土時鼓麵已腐朽，專家以牛皮複原，敲擊時仍能發出沉厚聲響。
    紋飾設計尤為精妙。虎身繪卷雲紋與虎斑紋，鳳鳥羽毛以羽狀細線紋表現，翅膀邊緣鎏金，陽光下如火焰躍動。鼓麵一側描繪楚地宴飲場景：貴族峨冠博帶，侍女長袖善舞，另一側則是幾何紋與龍蛇紋交織，暗含“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底座六蛇纏繞的造型更具深意——蛇在楚文化中象征土地神，與虎、鳳共同構建起“天地人”三才格局。
    修複過程同樣驚心動魄。2020年獲評“鎮館之寶”後，李瀾團隊耗時兩年修複斷裂的鳳鳥翅膀。由於翅膀懸空無法平放，工匠們特製鋼托支撐，以複合乙二醛置換木材水分，再用墓葬槨室楠木修補殘損，髹漆六遍後終現昔日光彩。修複中意外發現底座盤蛇的金鱗殘片，雖曆經千年仍熠熠生輝，令人感歎楚人工匠的巧奪天工。
    三、考古實證：楚墓中的禮樂密碼
    2002年，這件虎座鳥架鼓在湖北棗陽九連墩2號墓重見天日。該墓為戰國晚期楚墓，槨室規模宏大，出土文物千餘件，包括編鍾、編磬等禮樂重器，印證墓主應為楚國貴族。值得注意的是，鼓麵一側繪有戰爭場景，武士持戈駕車，戰馬昂首嘶鳴，與另一側的宴飲圖形成鮮明對比，暗示其兼具祭祀、宴樂與軍事指揮的多重功能。
    目前全國已出土虎座鳥架鼓40餘件，多集中於湖北、湖南、河南三省，其中湖北省占81.71。荊州天星觀2號墓出土的同類器物高達150厘米，為已知最大者；而九連墩鼓因幼虎托鼓、盤蛇底座等獨特設計，被專家譽為“最完美的楚墓懸鼓”。這些器物的出土位置與楚國疆域變遷高度吻合，印證了楚文化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力。
    考古統計學研究顯示，虎座鳥架鼓常與鎮墓獸、木俑、飛鳥共出，且墓主等級越高，共出比例越大。這種組合被認為與楚人“信鬼好祠”的習俗密切相關——鎮墓獸驅邪，木俑侍主，飛鳥引魂，鳥架鼓則是溝通幽冥的法器。
    四、文明見證：楚文化的永恒回響
    虎座鳥架鼓的價值遠超樂器範疇，堪稱楚文化的“百科全書”。從藝術看，其造型融合寫實與誇張，鳳鳥飄逸靈動，猛虎憨態可掬，紅黑配色對比強烈，體現楚人獨特的審美情趣。從科技看，髹漆工藝的防腐性能、榫卯結構的力學智慧，展現戰國時期手工業的高度發達。從曆史看，虎鳳組合折射出楚巴文化的互動，蛇紋底座暗含對土地神的崇拜，為研究先秦宗教提供實物依據。
    這件文物的影響力至今仍在延續。2025年央視春晚武漢分會場，複製的虎座鳥架鼓與曾侯乙編鍾同框演奏，千年楚韻響徹神州。在武漢光穀廣場、荊州古城牆，其形象被製成雕塑、裝飾井蓋，成為荊楚文化的現代符號。正如荊州博物館研究員劉德銀所言：“虎座鳥架鼓不僅是一件文物，更是楚人精神的具象化表達——鳳的自由與虎的力量，共同鑄就了楚文化浪漫而堅韌的靈魂。”
    當我們凝視這件跨越兩千餘年的瑰寶，仿佛能聽見戰國楚地的鼓聲：那是祭祀時的莊重肅穆，是宴飲時的歡快激昂，是戰場上的雷霆萬鈞。虎座鳥架鼓以其獨特的造型與深邃的內涵，向世人訴說著一個古老文明的輝煌，也讓楚文化的基因在新時代煥發出勃勃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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