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林省博物院“契丹王朝”展廳的轉角處，一麵直徑28厘米的八角形銅鏡靜靜懸於展櫃中。深褐色的銅胎上，八組鎏金纏枝牡丹紋環繞鏡背，中央圓形鈕座外，21個契丹文單詞如星鬥般排列——這是目前存世鏡麵最大、契丹文銘文最多的遼代銅鏡，也是唯一一麵能與《遼史》記載形成互證的“文字鏡”。當參觀者湊近時，鏡麵雖已鏽蝕成青綠色，卻仍能在光影交錯間，映出千年前草原帝國的神秘符號。
    一、銅鏡傳說：從木葉山到黃龍府的文字秘寶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機在龍化州建立契丹國，傳說其登基時“有鏡自天而降，背刻神文，能照見人心善惡”。據《契丹國誌》記載，這麵“神鏡”被奉為契丹族的傳國之寶，每任可汗繼位時都要在木葉山祭天，以鏡照麵，方能“承天運，禦萬民”。民間故事中，鏡背的契丹文是太陽神所賜的密碼，隻有心懷赤誠者才能解讀其含義，而心懷不軌者凝視鏡麵，文字會化作火焰灼目。
    這個傳說在遼代黃龍府今吉林農安）的廢墟中埋下伏筆。1125年金滅遼後，黃龍府成為女真族的重鎮，當地百姓常從土中挖出刻有奇怪符號的青銅器，老人相傳這是“遼主藏寶鏡，見者得福”。1975年冬，農安縣萬金塔鄉農民在挖地窖時，鐵鍬突然磕到一塊八角形銅片——鏡麵雖布滿綠鏽，鏡背的契丹文卻如刀刻般清晰，傳說中的“神鏡”就此重見天日。
    二、鏡裏乾坤：方寸之間的遼代密碼本
    湊近細看，這麵銅鏡堪稱契丹文明的“微縮百科”：
    ? 造型：草原與中原的混血
    八角形鏡體源自唐代“菱花鏡”形製，卻比中原銅鏡足足大出三分之一，邊緣厚度達0.8厘米，握在手中沉甸如鐵——契丹工匠為增強鏡麵耐磨性，在銅合金中加入了15的錫，遠超中原的12比例，敲擊時發出的音色竟與《遼史》記載的“銅鉦之音”相似。
    ? 紋飾：薩滿信仰與漢地美學的碰撞
    八組纏枝牡丹紋環繞鏡背，花瓣邊緣鏨刻的“聯珠紋”是典型的粟特風格，花蕊處卻鑲嵌著已脫落的東珠——這種產自鬆花江的珍珠，正是遼代“海東青捕天鵝”貢賦體係的實物見證。更特別的是牡丹葉間隱藏的“變形獸麵”，雙目圓睜如薩滿麵具，與內蒙古遼墓壁畫中的護墓神獸如出一轍。
    ? 文字：尚未破譯的草原密碼
    21個契丹文單詞分三列排列，字體介於漢字隸書與回鶻文之間，經吉林大學契丹文字研究中心檢測，使用的是“契丹大字”。最上方的三個字符連讀為“天佑皇帝”，與《遼史》中遼太宗耶律德光的尊號吻合；中間的“歲在重光”對應漢曆“辛巳年”，結合墓葬出土的開泰通寶錢，可推斷為遼聖宗開泰元年1012年）鑄造。最神秘的是鏡鈕右側的“閃電紋”符號，考古學家推測可能是耶律氏家族的圖騰徽記。
    2019年，故宮博物院用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發現，鏡背鎏金層下暗藏針刻小字：“黃龍府軍器監造”——這是遼代地方官署參與銅鏡鑄造的直接證據，推翻了此前“契丹文鏡僅為宮廷特製”的猜想。
    三、考古現場：從農安古墓到遼代交通網的拚圖
    1975年的考古發掘顯示，銅鏡出土於一座遼代晚期磚室墓，墓主為佩戴魚符的中級武官，隨葬品中有來自景德鎮的青白瓷碗、波斯風格的玻璃珠，唯獨這麵銅鏡被絲綢包裹置於胸口。吉林省考古所原所長馮永謙回憶：“打開棺槨時，鏡麵朝上，正好映著墓頂的星象圖——契丹人相信銅鏡能連通天地，這是典型的薩滿葬儀。”
    更重要的發現來自鏡背銘文的解讀：經契丹文專家烏拉熙春破譯，21個字記載了“黃龍府節度使耶律曷魯為母祈福”的事跡，其中“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的紀年，為研究遼代東北路統軍司的設置提供了精確坐標。而鏡緣鏨刻的“通關文牒”式符號，與內蒙古出土的遼代符牌紋樣一致，證實其曾作為“官方信物”使用。
    對比同時期文物，這麵銅鏡的“超大尺寸”暗藏玄機：遼代普通銅鏡直徑多為1520厘米，而此鏡達28厘米，相當於中原地區的“供鏡”規格。結合《金史》中“遼以銅鏡為聘禮，大者如磨盤”的記載，推測其可能是遼聖宗時期“澶淵之盟”後，遼廷賜給北宋使節的重禮，卻因戰亂流落至黃龍府武官墓中。
    四、文明坐標：一麵鏡子裏的雙重世界
    這麵銅鏡的價值，遠超青銅器本身的範疇。它首先是契丹文字的“活化石”——目前發現的契丹文器物不足200件，而完整記載事件、紀年、身份的銅鏡僅此一例。鏡背的“天佑皇帝”稱謂，比《遼史》記載早了37年，修正了學界對遼代尊號製度的認知。中國社科院民族學專家孫伯君指出：“契丹文銅鏡就像一把鑰匙，讓我們看到遼代‘雙語並行’的真實場景——鏡背用契丹文刻寫家族榮耀，鏡麵卻鑄著漢族的‘福壽雙全’紋，這正是遼朝‘以國製治契丹，以漢製待漢人’的具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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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工藝史看，它是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的“技術混血兒”：銅鏡合金配比繼承了東胡族的高錫傳統，鎏金技法卻來自中原的“泥金法”，連纏枝牡丹的葉脈走向都模仿了北宋院體畫。更耐人尋味的是鏡鈕設計——圓形鈕座外環繞八瓣蓮花，這是佛教符號，卻在蓮花瓣尖刻上契丹族的“雲氣紋”，這種“佛俗混搭”的風格，恰是遼代“因俗而治”政策的藝術表達。
    2023年，銅鏡赴法國盧浮宮參展，策展人讓皮埃爾·安托萬指著鏡背的契丹文感歎：“當同時期的歐洲還在用拉丁文鐫刻宗教符號，契丹人已經用自創文字記錄家族曆史，這麵鏡子證明，中華文明的多元性從來不止於中原腹地。”在博物院的展櫃裏，它與內蒙古出土的遼代金銀器、北京的雲居寺契丹文經幢遙相呼應，共同勾勒出一個曾雄踞北方二百年的王朝輪廓——這個王朝用漢字定典章，用契丹文傳血脈，最終將兩種文明的基因，都熔鑄進了這麵八角形的青銅鏡裏。
    燈光穿過展櫃玻璃，在銅鏡表麵投下細碎的光斑，那些曆經千年的契丹文字忽明忽暗，仿佛在輕聲訴說。曾經，它是契丹貴族腰間的榮耀，是外交場合的重器；如今，它是玻璃展櫃裏的沉默證人，卻在每一道鏨刻、每一個字符中，保存著一個民族的語言密碼。當我們凝視這麵銅鏡時，看到的不僅是青銅的斑駁、鎏金的殘痕，更是一個消失的王朝如何在草原與農耕的交界地帶，用文字、用紋飾、用工藝，書寫著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的又一章——那些尚未完全破譯的契丹文單詞，或許正是曆史留給我們的文明對話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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