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安徽黃山市祁門縣茶科所基建工地的一聲鐵鍬脆響，驚醒了沉睡千年的墨魂。當考古人員從棺底積水裏撈出那截形如黑炭的物件時，誰也未曾想到，這塊不起眼的墨錠，竟會成為改寫中國製墨史的關鍵物證。曆經歲月侵蝕，它以“文府”二字揭開了北宋徽墨的神秘麵紗，讓世人得以窺見千年前徽州大地的翰墨風華。
    一、墨韻溯源從李墨傳奇到徽墨崛起
    墨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而徽州製墨的輝煌則始於唐末五代。安史之亂後，北方墨工紛紛南遷，其中易水奚氏家族輾轉至歙州（今黃山地區），憑借當地豐富的黃山鬆資源，開創了“豐肌膩理、光澤如漆”的製墨技藝。南唐後主李煜對奚廷珪所製之墨愛不釋手，不僅賜其國姓“李”，更留下“黃金易得，李墨難求”的千古佳話。宋宣和三年（1121年），歙州改稱徽州，徽墨之名正式確立，逐漸成為文人雅士追捧的文房至寶。
    北宋時期，徽墨製作在繼承唐代工藝的基礎上不斷革新。製墨原料從單一鬆煙發展出油煙、漆煙等品類，添加劑中融入麝香、冰片等名貴藥材，不僅提升了墨的品質，更賦予其獨特的香氣。文人參與製墨成為風尚，蘇軾、黃庭堅等文壇巨擘皆曾親自調配墨方，推動徽墨從實用工具向藝術珍品轉變。“文府”墨錠正是這一時期製墨工藝的傑出代表，其正麵殘留的“文府”二字，雖曆經千年仍清晰可辨，仿佛在訴說著北宋文人對文化傳承的執著與追求。
    二、墨錠真容極簡造型中的極致工藝
    這件鎮館之寶現藏於安徽中國徽州文化博物館，通長83厘米，寬27厘米，厚09厘米，重182克，呈扁長方形，兩端略收窄，側麵弧邊流暢自然。墨錠正麵與反麵均素底無紋飾，僅中部有長方框形內凹淺痕，“文府”二字以楷書陰刻於框內，字跡略凸於表麵，筆畫間可見清晰的壓印痕跡。值得注意的是，墨錠出土時斷為兩截，上端殘缺五分之二，但整體保存狀況良好，未受嚴重腐蝕。
    其製作工藝堪稱古代科技與藝術的完美結合。據考證，“文府”墨錠以黃山鬆煙為主要原料，經煉煙、洗煙、熬膠、和料、杵搗、製墨、晾墨等十餘道工序精製而成。鬆煙需經反複篩選去除雜質，再與骨膠、中藥材等混合，在石臼中捶打數萬次，使煙料與膠質充分融合。最終成型的墨錠質地堅潤，“十年如石，一點如漆”，即便在水中浸泡千年，仍能保持墨色如新。這種獨特的工藝使得徽墨不僅成為書寫繪畫的良伴，更具備了收藏傳世的價值。
    三、考古發現積水棺底的驚世發現
    墓葬位於祁門縣城區，為北宋時期的夫妻合葬墓。棺槨采用金絲楠木製成，這種珍貴木材的使用暗示著墓主非富即貴。考古人員在墓室中清理出一枚“崇寧重寶”、兩枚“太平通寶”銅錢，以及一把木尺、一方歙硯等隨葬品。通過對銅錢年號的考證，結合墓葬形製與器物特征，專家判定該墓年代為北宋晚期。
    最令人稱奇的是，墨錠竟完好保存於棺底積水中。通常情況下，有機質文物在水中極易腐朽，但“文府”墨錠卻憑借其特殊的材質與工藝，創造了“水浸千年不腐”的奇跡。研究表明，徽墨中添加的中藥材具有防腐作用，而高密度的墨體結構則有效阻止了水分滲透。這一發現不僅為研究古代墨錠的保存條件了珍貴樣本，更印證了徽墨“堅如石、紋如犀、黑如漆”的品質特性。
    四、文物價值墨史長河中的璀璨明珠
    作為目前國內考古發現唯一的北宋時期墨錠，“文府”墨錠填補了唐宋之交徽墨實物的空白，為研究中國製墨工藝的發展脈絡了關鍵物證。其製作工藝的成熟度表明，北宋時期徽墨已形成獨特的技術體係，為後世徽墨的鼎盛奠定了基礎。墨麵上的“文府”二字，雖具體含義尚無定論，但結合北宋崇文抑武的社會背景，推測可能與文人雅集、科舉文化或官府文房用墨有關，為研究宋代文人生活與社會文化了新的視角。
    在藝術價值方麵，“文府”墨錠雖無華麗紋飾，卻以極簡造型展現了北宋文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審美追求。其書法刻工細膩，筆畫剛勁有力，體現了宋代楷書的典型特征。1985年，該墨錠隨安徽省文房四寶展赴日本展出，引起國際學術界轟動，成為傳播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使者。
    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文府”墨錠見證了徽州作為“東南鄒魯”的文化底蘊。自宋代以降，徽州文風鼎盛，徽墨與宣紙、歙硯、湖筆並稱“文房四寶”，共同書寫了中國古代文化的輝煌篇章。這件墨錠不僅是一件文物，更是徽州人智慧與匠心的結晶，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鮮活載體。
    當我們站在展櫃前凝視這塊黝黑的墨錠時，看到的不僅是一件曆經千年的文物，更是一個時代的文化縮影。它用沉默的姿態訴說著徽州製墨工匠的精湛技藝，見證著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在數字化時代，“文府”墨錠依然散發著獨特的魅力，激勵著我們去探索、傳承和弘揚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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