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知青這麽些年，光陰仿佛都揉進了這片土地的四季裏。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五個不同脾性的年輕人，就在這唐家山的生產隊裏，被命運擰成了一股繩。
    大家在一個屋簷下生活，一口大鍋裏攪勺把，真正算得上是朝夕相處，汗流在一起，笑聲和歎息也混在一起。
    這麽多年下來，當初的五個人，誰還不了解誰呢？彼此的秉性、藏在心底的念想，乃至夜裏思鄉的歎息，都像攤開在陽光下的穀粒，清清楚楚。
    這一代人，是響應著時代的號召來到這裏的。
    彼時，城市裏的工作機會稀缺得像旱季的雨水，失業的影子在街頭巷尾徘徊。
    由於外部的封鎖和國內的百業待興，建國後的建設道阻且長。
    農村，這片廣袤而深厚的土地，知識分子卻少之又少。
    能讀得起書，上過高中的，多半是這些城裏娃。可當他們走出校門，滿懷憧憬地踏入社會，卻發現並沒有足夠的崗位來容納我們年輕的熱情與抱負。
    這無處安放的青春，一度成了城市裏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自古以來，無論王朝如何更迭，這片土地的脊梁，始終是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國家興富強或是衰敗，永遠是農民負重前行。
    他們用最原始的力氣，最堅韌的耐心，養育著一代又一代人。當城市難以承載我們時，是農村，張開了它樸實而寬厚的臂膀。
    到農村去！這句口號背後，不僅僅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豪情，更包含著一種現實的、甚至有些無奈的生存智慧。
    農村是國家為這些城市青年開辟的一條謀生之路，也是給負重前行的國家一個寶貴的喘息之機。
    從1979年開始，南風漸起，遙遠的深市最先傳來了“改革開放”的春雷。
    民營經濟如同雨後春筍，開始與龐大的國營實體相互補充，共同生長。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在城市裏重新孕育、萌發。
    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國家放開了知識青年回城的條件。
    這像一道光，瞬間照亮了知青們沉寂多年的心。
    說白了，國家經過這麽多年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家底終於不再是一窮二白，漸漸豐盈了起來，外匯儲備也開始從無到有。
    另一方麵，一部分知青到了農村，由於種種原因，並未能真正融入，反而給相對穩定的農村社會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和矛盾。綜合這方方麵麵的考量，知青大返城，成了時代發展的必然。
    而蘇朝恩，恰恰就是那種給知青隊伍“抹了黑”的人。
    唐家山這裏的老人，大多是大字不識一個的“白丁”，但他們對於文化和讀書人，有一種發自骨子裏的敬重。
    南方這邊，家族觀念極強。這裏的每一個大姓，幾乎都是在宋、元、明三朝年間，從江西或中原的其它地方輾轉遷徙而來。
    幾百年的繁衍生息，從最初孤零零的一家人，開枝散葉，形成了如今炊煙相望的千家萬戶。根基穩固之後，便要修建祠堂，凝聚宗族。有了祠堂，便要修撰家譜，記錄血脈源流。
    解放前，每逢清明，都會舉行極為隆重的祭祖儀式。
    唐家山那幾塊最好的水田，被稱為“清明田”，就是唐家老祖宗落戶此地後，一代代開墾、積累下來的精華。
    這些田屬於全族公有，從不分給某一戶私有。
    每年由全族人家抓鬮輪種，種的人家按畝數向祠堂交納租子。這些收上來的穀物，便用作每年清明祭祖的開銷，或是族內扶危助困的基金。
    清明祭祖最核心的一環，便是給過去一年裏新生的娃兒和逝去的族人“添譜”。
    新生者名字入譜，象征著被宗族正式接納；逝去者則要記錄他的生平事跡和逝去時間以及埋葬所在地，供後人永世追念。
    這等大事，向來由族長主持。而族長，絕非隨便一個年長之人就能擔任，他往往是家族中最有威望的鄉賢，或是那些曾在外為官、見識廣博後隱退歸鄉的文人。他們有文化，有見識，懂得禮儀規矩。
    要把一個族人從小名“唐老二”改為譜牒上堂堂正正的“唐自立”，這其中的字斟句酌，蘊含了對一個人一生的期望與祝福，絕不是一個大老粗能想得出來的。
    即便到了現在，村裏許多老一輩的名字，都還頗有深意，古雅而厚重。反倒是他們為自己子女取的名字，往往變得十分平凡、樸實，幾乎不帶什麽文采和藝術性了。這其中的變遷，耐人尋味。
    因此，當這些知青剛剛下鄉來到唐家山時，村裏的農民朋友們是打心眼裏高興和歡迎的。在他們淳樸的認知裏，我們這些讀過書、會算數的年輕人，就是過去的“秀才”，是文曲星下凡，將來是要有大出息，要“考取頂子”指做官）的人。
    他們對我們客氣，甚至帶著幾分小心翼翼的恭敬，生怕得罪了這些“未來的貴人”。
    然而，蘇朝恩的出現和所作所為，就像一鍋好湯裏掉進了一顆老鼠屎，極大地拉低了整個知青隊伍在老鄉心中的形象。
    他仗著有點文化，看不起農活，幹活偷奸耍滑，總想著占點小便宜，甚至還曾因瑣事與老鄉發生過激烈的爭吵。
    他那點小聰明，沒用在學習生產、幫助鄉親上，全用在了如何偷懶、如何抱怨上，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花花公子，這樣的人，最不受寨中老少的歡迎，但卻總是有的姑娘喜歡他這樣油腔滑調的。
    久而久之，老鄉們看他的眼神，從最初的敬重，變成了失望，最後隻剩下無奈的搖頭。
    胡靜輕輕歎了口氣，說實話，她對蘇朝恩後來的遭遇，比如多次回城申請被拒，最終變得有些憤世嫉俗，也感到一絲唏噓。
    畢竟大家一起共事多年，同是天涯淪落人，那種背井離鄉的滋味，她感同身受，難免有那麽一點“同病相憐”。
    但是，若論及蘇朝恩的為人處世，胡靜覺得，那實在不值得同情。路是自己走的，境遇雖由時代造成，但如何在境遇中自處，卻是個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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